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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

内容提要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立场。从蒋介石这一时期日记看:蒋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蒋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为抗日战争从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奠定了基础。
几年前,蒋介石后人蒋经国儿媳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将她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从台湾运往美国,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50年,以后运回中国。蒋介石日记从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55年,每日都记(据说1915年至1917年日记遗失),篇幅浩繁,内容庞大。

胡佛研究所2006年将1932年以前的蒋介石日记公开,给读者阅读研究。2007年4月又开放了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以往国内学术界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某些重大事件上认识并不一致。如有人认为九一八事变时,是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对日本的进攻不要抵抗,才导致东北沦入敌手;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动摇、妥协、退让;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有投降主义倾向;以及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情况如何,蒋介石对“七君子”事件的态度怎样等。作者2007年乘去美国加州探亲之便,带着上述问题去胡佛研究所翻阅并抄录了蒋介石日记。下面这篇文章,便是主要根据蒋氏在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前后的日记,和作者平日掌握的某些史料写成。关于卢沟桥事变,台湾曾专门出版了《卢沟桥事变史料》一书,其中收录了蒋介石、何应钦给宋哲元的许多电文,并已为两岸学者所引用,本文就概不录用,只就日记所载史实加以叙述。

一　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开始认识到“剿共”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在国内实现和平,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生活开始进入了一个停止内战,改变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酝酿形成的新阶段。1937年2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由于形势的需要,和国民党内爱国进步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杨虎城、孙科等的推动,开始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抗日方向转变,并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政策。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①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发生前后的对日方针政策,基本上就是沿着上述的路线确定的,是其延伸和发展。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摘要》(1937年4月7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还在七七事变发生前几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就曾表白过对日本侵华阴谋的对策。7月1日他写道:“有大我在则小我自在”,“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7月2日记:“对倭寇①祸华之毒计,讲求对策。”7月3日记:“教育以民族光荣之历史,雄厚之国力与伟大之精神为基础,而勗以严重之国难,无上之国耻为人人之责任”。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城西南10余公里的卢沟桥挑起事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进行还击,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8日才传到南京。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当日即决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②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7月9日记:“早起处理对华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哲元)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还预定:“为中倭冲突通令各省”。

7月10日记:“……三、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四、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是日为星期六。蒋介石在日记每个周末设有《本周反省录》和《下周预定表》二栏,反省本周所作大事要事和规划下周要作的大事要事。他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倭寇于八日在卢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他明确庄严表示:“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蒋在《下周预定表》中,表示要“积极备战”。

①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日记中就一直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并在每天日记开首一行写有“雪耻”二字,以示警惕,不忘国耻。
②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军长,庞炳第四十军军长,高桂滋第十七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

7月11日记:“倭政府态度坚强表示作战,……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等之形势,以余观之,皆为内虚中乾之表示也。本日倭又反攻不已,是其非攻克卢沟桥不止之表现,然而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

7月12日记:“预定:电宋、秦①商中央部队集中地点。二、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②三、倭寇计划威胁冀察当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东为不驻兵区域以及其防共协定。四、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五、政院回京。”蒋介石在是日日记中还记载:“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明令宋、秦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中央军集中保定。”蒋批阅了日本关东军抵达天津,其内阁宣言决定侵华战争,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拥护其阁议情报后,认为是“外强中乾之态度”,指出:战争“势力扩大,不能避战矣”。

7月13日记:“今日预定:一、抽高射炮到华北。二、运送子弹。三、派(潘)次辰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四、派戈定远北上。”在注意事项一栏内写道:“一、对运兵进驻保定之宣言。二、对宋之授意。③三、对倭宣言: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定范围以外地区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是日蒋介石以卢沟桥案件扩大,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的行政院会上令各部回京办公。

①“秦”即秦德纯,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
②这是蒋介石最早提出持久战的主张。
③蒋介石13日致电宋哲元,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发生后,负责京津防务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一直是采取软弱妥协的态度。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7月14日,他想退出天津。15日致电蒋介石提出退出天津的主张,蒋断然加以制止。14日日记写道:“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北进部队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如能办到卢沟桥仍住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不在意中也。”

7月15日又写道:“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伏之理。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倭寇第五师在秦皇岛集中,则其十二师亦必用平津”,“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中旬,卢沟桥事件已发生10天,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对日本挑衅,并扩大侵华战争还认识不够清楚,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7月8日日记);“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7月10日日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内阁派兵声明的颁布,并大量调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也愈益坚定。为了集思广益,团结抗日,蒋介石于7月16日、17日邀集全国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16日,他亲自写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宣言稿,并在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

宣言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他声明:“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的约束。”他还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宣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篇重要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①

蒋介石在17日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是日他在《本周反省录》一栏中还说:“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倭寇屡攻卢沟桥不克,可以制敌野心。”

①《中央日报》1937年7月19日。按:最初为“宣言稿”、“告国民书”,17日日记改为“谈话式”。

当时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阻挠、不让发表上述谈话稿,蒋介石毫不动摇。他在19日日记中说:“决心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即宋美龄)独赞成吾意也”,“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和全国同胞的热烈赞扬和欢迎。毛泽东说:这个谈话,“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①还在苏州监狱的著名的爱国领袖沈钧儒等7人,于7月21日致电蒋说:谈话“义正辞严,不胜感奋,深信在此伟大号召之下,必能使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同在钧座领导之下,以趋赴空前之国难。钧儒等身羁囹圄,心怀国族,寇氛日亟,倍切忧惶。赴难无方,赤诚共抱,企望旌麾,无任神驰”。②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后,宋哲元在天津、北平继续与日本敷衍,企图以妥协退让,取得苟安,谋求和平解决,竭力避免战争,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战备措施,并要求中央撤退进入河北的部队。对此,蒋介石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对“何梅协定”的签订者、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亦有所指责。

7月22日的日记写道:“和平应植基于正义之上”,“卢案了结乎当非如此之易。中央军撤兵时期必待倭寇同时举行”,“闻卢沟桥卅八师撤退,而未知宋与倭交涉之内容如何,不胜惶惑。”

7月23日记:“玩强敌倭寇于股掌之上,使之进退维谷。卢事以不涉政治条件为限度”,“倭寇已悟中央部队既入河北,对彼华北独立阴谋已受重大打击,不能达成其目的矣。”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6—317页。
②周天度编:《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7月26日,他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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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8 19:56:10 作者：周天度出处：抗日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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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