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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有近距离的接触，而一旦和革命有近距离接触，未经革命烈火长期考验的左翼知识分子随时有可能从动摇走向幻灭。

　　丁玲是坚强的革命者，根据地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她曾长期生活的上海不啻相差万里，她没有动摇，更没有幻灭。然而丁玲和正在形成的强势的革命新政治文化又有着不小的思想距离，在这个新政治文化中，对农民革命性的突出强调已在事实上取消了对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的农民的“某些观念形态”进行启蒙的必要性。丁玲从五四而来，又从五四走向共产主义，思想上还留有浓厚的五四启蒙主义色彩，这就和革命新政治文化不相兼容，她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在1942年就受到了包括毛在内的中央领导的批评。因为毛的保护，也因为丁玲的名气大，加之她迅速进行自我批判，又积极参与斗争王实味，才被宽谅。之后，丁玲努力改造思想，按照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进行文学创作，写出歌颂工农兵的作品，受到毛的表扬，因而在建国初风光了一阵，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甚至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毛也在建国初到颐和园看望过在那儿写作的丁玲，还与她泛舟昆明湖上。

　　无法避免的厄运

　　但是，丁玲在建国后的厄运却是无法避免的。毛是“君师合一”型的领袖，特别重视全民思想的改造和重建，在建国初建立革命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大变革的阶段，毛都是事无巨细，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他派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统领中宣部，领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后又指示胡乔木别管文艺界的工作，委任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虽然丁玲和最高领袖的意图并不冲突，她在建国初的几次批判文艺界“错误思想”的运动中都是冲锋在前，十分积极的，丁玲在执掌《文艺报》期间，该杂志对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非常粗暴的批评，引起作家的众怒，那时丁玲的思想之左，比周扬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为什么她还是难逃厄运？

　　这是因为原国统区的文人、教授都比较老实，置身在建国初万众振奋，新中国气象万千的历史转折的关头，他们看到那些来自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老干部”，许多人的内心都有很深的歉疚感，革命理论家用“立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曾经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服务”等几个概念，就很容易把他们引导到“思想改造”之路。在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费孝通、金岳霖、梁思成、周培源等著名学者都纷纷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一些著名的大作家，像茅盾、曹禺、老舍、叶圣陶、李劼人等，也都根据革命意识形态的标准，对自己过去的成名作作出修改。相比较而言，比较不顺手的反而是那些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左派，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

　　长期以来，丁玲就陷入了写作和做官的两难之间，经过整风运动，在“工农最有知识，知识分子比较没有知识”的新型对应性思维认识框架下，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转换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干革命的实务，才是“干革命”的正途。当然那个年代的***员，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可是事实上还是存在着某种革命工作的高低排序的，以革命的实务而言，做军队工作和保卫工作，最受组织的信任；做根据地的党和政权的工作，甚至是财经工作，也是重要和光荣的；做宣传文化教育工作，责任重大，受上级耳提面命的机会多，但犯错误的几率也高，负责同志还好，他们虽然也要改造思想，但毕竟更肩负改造下属同志的思想的责任。至于那些干文字活儿的普通记者、作家，画家，虽然在进城后都是各级文宣、教育单位的负责干部，但是在那时，却是“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群，在某些有“大军事主义”思想的同志眼中，他们也就和吹拉弹唱的文工团员同在一个系列了。

丁玲本来是有可能干革命的实务的，1936年秋冬她到达陕北后，毛征求她对工作的意见，丁玲说要去红军，毛就委任她做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但正如西谚所说，“性格即人”，丁玲从本质上做不了“官”。抗战后去延安的一些左翼文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文艺工作者的队伍，转型为职业党干部，以后的命运都相对较好，但是丁玲的个性和写作爱好使她永远当不成一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一方面，丁玲非常尊敬领袖和其他中央领导；另一方面，她总是去不掉身上的知识分子的味儿，以为自己是在最艰苦的年代投奔陕北，和中央领导同志是患难之交，所以她很难像其他人一样，摆正关系，在领导面前毕恭毕敬，而是有啥说啥，放言无忌。丁玲也一直留恋她的作家的声名，始终不能忘怀她的写作。而那些转业做党的工作或军队工作的同志，无不很快找到了自己在革命队伍上下级关系中的位置和一套报告、立正、敬礼等礼仪程序。以后当人们得知他们在青年时代还写过诗和小说，有的还是“左联”成员，无不大吃一惊。因为这些负责干部的言谈、性格和作派都已彻底转换，再无一丝文化人的味儿，他们更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还曾是文化人。丁玲的“问题”就是她的个性和她的写作，她希望以笔为枪，成为革命的主角，可是一写作就当不成革命的主角，她个人是没办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可以帮助她摆脱这个困境的就是革命领袖的欣赏和保护。

　　革命领袖对丁玲确实是爱护和关心的，但同时也是严格要求的，说到底，革命领袖对丁玲的亲善和反感都是政治化的，是超越个人关系而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1936年，丁玲到陕北苏区，毛真诚欢迎，是那时党需要像丁玲这样的大作家来增加党的声光；建国初，毛要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用的就是周扬、丁玲这批延安文化人。但是建国后的丁玲并不令领袖满意：尽管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但是丁玲的“自由主义”仍然很强，太好出风头，有所谓“明星意识”。丁玲更没有周扬那么顺手，很难驾驭，不符合“驯服工具”的标准。而文坛只能有一个“圣旨”宣达人，领袖绝无可能舍周扬而用丁玲。更重要的是建立意识形态的新秩序，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中进行，所谓“不破不立”，批判一两个原国统区的作家，文人，对社会的震动不大，而把大名鼎鼎的左派文人胡风和他的“同伙”定为“反革命集团”，再揪出党内的大作家丁玲，则可以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受到震动，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大大有利于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建立和巩固。

　　1954年《文艺报》“压制小人物”正好是一个突破口，善于捕捉战机的最高领袖迅速抓住此事，再把战线扩大和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周扬冲锋在前，听到的是他声色俱厉地批判丁玲、冯雪峰，却长久不知道在周扬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的身影。一份当年亲历者的材料透露，1956年冬在中宣部复议丁玲申诉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在周扬讲这番话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场，他没有对周扬的话表示异议和反对，而了解周扬的人都知道，以周扬个性、作风和他对毛的尊从，他绝无胆量捏造毛的讲话（于光远：《周扬和我》，第19-20页）。由此可见，“丁、陈反党集团案”的真正决策者还是最高领袖。毛何等细心，对往年旧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冯雪峰十年前写的寓言都翻出来，当然不会忘记丁玲在1942年写的《三八节有感》。老人家顺手一并收拾：先用“丁、陈反党集团案”废掉了丁玲，反右时再废了冯雪峰。1958年初，老人家亲自动笔，写了那篇尤如重磅炸弹，置丁玲于绝境的《再批判》，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当年他称赞过的“文小姐”、“武将军”一下打入了地狱！

　　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

　　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思索，在40年代整风运动结束至建国初，zhonggong党内已基本不再打“反党集团”，也不再搞大规模的革命内部的“肃反运动”，全党上下同心同德，高度团结，迎来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反而在建国后新政权已得到巩固，特别是在斯大林已去世，“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声浪高入云霄，苏联开始蕴酿纠正斯大林的“肃反”错误，已不再用打“反党集团”的方式来处理思想文化界矛盾的1955年—1956年（1957年7月赫鲁晓夫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属高层政治斗争），中国反而重新运用起这种传统的斯大林方式来解决党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搞过“胡风反革命集团”后，马上整“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刚过去，又搞出一个有别于苏联样式的“反右运动”；其间还穿插打“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等一系列“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个过程中，丁玲的“历史问题”成了套在丁玲头上的一道绳索，所谓“历史问题”是什么呢？就是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在1933至1936年被软禁在南京的这一段历史。丁玲到陕北后，已向党组织做过多次说明，在1940年的审干中也由中组部对她的那段历史作了结论。可是几年后，丁玲的这段历史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又被重新审查，结果给她定了一个“自首”的结论。其依据就是她在1934年被软禁在南京的期间，曾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写过一张纸条，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小纸条并没有一点**的内容，而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期间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言论。丁玲到陕北后没有向党组织交代过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在1943年审干运动中，主动向党组织谈了这件事，并为此做了自我批判。可是这张小纸条真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直被揪住不放？丁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还不能够证明她的“红”吗？她在***最艰苦的1936年就去了保安，那时***还没有将来可能在中国执掌政权的迹象，依丁玲的“名气”，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过着舒适的写作生活。可是丁玲还是在1936年投奔了陕北，这在当时全国的大牌名流中是唯一的，这还不说明她的“革命性”吗？

　　中国高度重视干部历史审查的问题，这对保卫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为此在延安时期就完善和强化了对干部的严格审查制度。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为了保卫革命，打击敌人，党形成了特有的保持“警惕性”的文化，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严酷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下，党的组织部门和保卫部门对没有革命军队或根据地的经历，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白区党的干部，特别对那些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党员，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只有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那些有白区经历，特别是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牢的同志才能重新得到党的信任。与那些曾坐过国民党大牢的同志相比，出身农民的红军或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是幸运的，他们的历史简单，思想单纯，是党最信任的，但是历来党内主持制定审干政策的恰又是以白区干部为主，其中一些人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们在厉行严厉的审干政策时，甚至更“左”。

　　庆全在书中说，从此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就成为丁玲过不去的“坎”。依我看，“小纸条”还不完全是“坎”，而是套在丁玲头上的可紧可松的“紧箍圈”。在50年代中期的“肃反”运动中，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也被定为“自首分子”，“变节分子”，多数人只是调整了工作岗位，例如原来是担任省委常委的，以后不能再做常委，而是改做文教单位领导，并非就被组织上一脚踢开，弃之不用，换言之，审干既是“优选法”，也是干部管理中的“控驭法”。如果丁玲“守规矩”，愿做“驯服工具”，它可以不发生作用；如果调皮捣蛋，立即就可以拿这张纸条说事。据原中宣部副秘书长、一届机关党委书记熊复在1978年9月27日写的有关证明材料说：“1952年整风时，作协党支部就提出过丁玲历史问题。”熊复看过丁玲的档案，“向周扬同志汇报上述问题，请示他怎么办。他说，丁玲的历史在延安审查过，没有问题，不要审查了”（黎辛：《关于<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的辩证》，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可见，制度虽然是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弹性，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取决于党的领袖和主管领导在操行这套制度时的态度。冯雪峰是长征干部，照样被打成“右派”；张春桥和江青虽有“叛徒嫌疑”，一直有人揭发，仍深受老人家的信用。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人所周知的zhonggong“叛徒”，也没对姚文元搞株连，在最讲成分的文革年代，还步步高升，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

丁玲过不了“审干”关，并非就是她的“历史问题”特别严重，而是另有原因，说来还是最高领袖要把她“赶出去”。毛在反右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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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7 20:33:0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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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