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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2006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工作之余，都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找资料，恰逢徐庆全也在那儿访问，为他的有关丁玲的新书做资料补充和修改的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丁玲，谈论围绕丁玲的风风雨雨。不久我就读到庆全的书稿《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立时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创意，有深度，以新的视角考察“丁陈公案”的学术著作。下半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此书，庆全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虽应之，却也惶然，实在是因为丁玲的人生经历太复杂，围绕丁玲的一切也太复杂，不由得勾起我对自己“认识”丁玲的历史的回顾。

　　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

　　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另一点则是，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那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和30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看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亲笔所写。

　　1978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在历史系学习，但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魉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大陆、海外和国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丁玲一系列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革命”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作出反思等等？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徐庆全的新书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都涉及到以上的问题，他的书的标题就是“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他所讨论的“丁、陈反党集团案”在丁玲的一生中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丁玲是共产党文艺高级官员，也是一位中外闻名的大作家；在这之后，丁玲从“反党集团头目”、“大右派”一直滑向北大荒，再沦为监狱的囚犯，下堕到黑暗的深渊。徐庆全的新著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详细考察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成因、丁玲的性格与“历史问题”与革命体制的冲突，丁玲被处罚的机制运作等等前人研究较少触及的方面，其所论述都具开创性，这是一本以专题和实证研究的方式，详细考察革命文学家与革命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革命政治运作等重大问题的力作。我在这里想就丁玲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再说一些话，权当是读了庆全新著后的一些感想。

　　革命新政治文化转换的文化意义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是1955-1956年轰动全国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离“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久，使全国知识界和广大干部群体大为震惊，也在国际上造成影响，因为丁、陈均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尤其丁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文坛享有盛誉，一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流传。丁、陈以后都去了延安，丁玲在建国后更担任了宣传、文化方面一系列重要职务。丁、陈被打成“反党集团”后，“问题”升级，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被投入监狱，1975年释放后又被流放到山西农村，一直到1978年后，才返回北京。陈企霞也被贬谪基层，先在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劳动改造，后调杭州大学，受难多年。

　　丁、陈为什么会遭如此之灾难？几十年来众说纷纭，众所周知，出面打丁玲的是周扬，自30年代初开始，周扬就在上海“左联”呼风唤雨，1942年后，成为毛的文艺理论的权威解释者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首席发言人。建国后，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十六七年，不同数据都显示，周扬作为建国后“文艺战线”的头号人物，对50年代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文艺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负有直接的责任，经他的手落难的文人不计其数，以致于海外长时间普遍把他看成是中国的“文艺沙皇”，国内文人则慑于他的熏天的权势，不敢怒也不敢言。直到文革，毛饬封中宣部“阎王殿”的恶号，周扬被抛出，被扣上“阎王殿”“二阎王”（“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罪名，周扬的“文艺沙皇”的形象也就被固定化了。人们普遍认为是周扬心胸狭隘，妒贤嫉能，利用权势和极左的政治大气候，一举把才华横溢的丁玲打入地狱。

　　人们的这种看法甚至还有更有说服力的历史依据：早在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圈，周扬就有搞宗派主义，“唯我独左”，盛气凌人的特点，并曾受到鲁迅的尖锐批判，此更加证实人们的看法，于是人们对周扬反感、厌恶，而对丁玲抱有普遍的同情。

　　但是事实更为复杂。对于丁、陈的受难，周扬肯定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他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任把守一方，形同一路诸侯，对上奉命唯唯，对下则具有一个“文艺总管”所有的“权威主义”的不良的方面，甚至有论者认为他对丁玲的文学成就也怀有某种程度的嫉妒。但是，周扬如果没有得到支持或批准，他怎么能够把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大作家丁玲打成“反党分子”和“大右派”？70年代末，周扬在与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谈话时不无自谦地说道：他只是“毛主席的留声机”，许多人还以为周扬是在推卸责任，现在才知道周扬说的不完全是玩笑的话，如此，人们也能更好的理解周扬说过的这段话了：“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近十多年来披露的历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周扬说过的这些话：把胡风等打成“反革命”，把丁玲、冯雪峰整到那个程度，“都与毛泽东说了话，写了批语有关。”（于光远：《〈周扬和我〉发表以后》，载《周扬和我》，第84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在“丁、陈”一案中，周扬固然有其严重的责任，但真正的决策者是他身后的最高领袖，就像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一样，不存在所谓“日丹诺夫主义”，有的只是由日丹诺夫同志宣达的斯大林主义。

　　最高领袖对丁玲的反感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还有更深的思想原因。在历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丁玲去陕北的1936年，中国革命正处于从俄式革命的道路向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转换的路口，以农民革命为中心的新政治文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丁玲自己有一段叙述颇生动地反映出这个新政治文化的氛围：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太子尿的词来了。”（杨桂欣：《丁玲就是丁玲》，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丁玲这段回忆是在80年代初谈的，事隔几十年，她还记忆犹新，正说明延安时期和毛的这些谈话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于丁玲的上述回忆，自可作出不同的解读，既可当毛的玩笑话视之，也可将其视为理解某些重大问题的注脚，而从中捕捉、感受、体会到当时革命政治文化流向的变化。

　　历史事实证明，30年代中期后，中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开始了意义深远的转换和新的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红色水兵舞”向“逼上梁山”、“林冲夜奔”、“三打祝家庄”转换。而这个变化的主导者就是毛，他的思想、态度、性格、理想、作风强有力地影响和塑造着这个过程。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首次公布了毛在1939年11月7日致周扬的信，毛在这封信中明确说：

　　“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样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旧，就政治因素，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59-2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力，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村为主要战场，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的斗争”，过去党的领导者博古等不清楚中国革命的这几个关键的问题，直到30年代中期后，党的多数领导者才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对于这种巨大深刻的变化在文化上的意义，也就是农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代表“新”，或许只有少数共产党员才多少有些领悟，潘汉年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1936年秋，丁玲在前往陕北的途中到达西安和潘汉年不期而遇，潘汉年劝她去巴黎为红军募捐而不要去保安，但是丁玲没有接受潘汉年的建议。

　　潘汉年是老共产党员，也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了解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感受到那种革命新政治文化的发育、成长的气息，他在青年时代有过“创造社”和“左联”的经历，对革命政治和革命文学这两“界”的情况都很熟悉，他亲眼看过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革命知识分子从狂热到幻灭的过程，他也了解丁玲的自由奔放的个性，他给丁玲的建议是最好，也是最适合的，是对丁玲的真正爱护和关心。因为在巴黎，丁玲既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为党做有力的宣传和募捐工作，也不致使丁玲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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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7 20:33:0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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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