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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多样化的渠道，广泛进入各级权力圈。清末各省谘议局中，绅士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据对奉天、山东、陕西、湖北、四川等省的统计，议员中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分别占总数的4.7%、19.1%、43.1%和24%。(86)对新政诸多抱怨甚至采取敌视态度的刘大鹏，也于1908年当选为山西省谘议局议员。基层社会同样如此，苏云峰教授的研究表明，1909-1911年，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共选出议事会议员1331人，董事会职员431人，年龄绝大多数在30-60岁之间，“在教育背景方面，新式学堂及留学出身者仅约占全部人数的2.6%而已。绝大多数系传统功名出身，分别计之，于议事会议员为70%强，董事会职员为65%强……在传统功名方面，没有进士出身者，就是举人与贡生也属少数，而以监生与生员阶层为最多……显示在湖北推行地方自治初期，新教育出身者，尚未扮演重要角色”。(87)这些情况表明，科举出身的中下层乡村士子，在基层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至学人认为，清末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

将这些情形与刘大鹏、朱峙三对科举停废造成的社会影响几乎截然相反的体验反应进行比照，可看出刘大鹏对于新学新政近乎偏执的一概反对，更多是一种主观情绪的表达，与实际状况相去甚远。仅仅依据刘大鹏日记，很容易形成错觉，似乎废科举造成乡村士绅境遇的普遍恶化，引起他们的广泛抵触和不满，结果导致这一群体的边缘化。其实，目前所见刘大鹏日记为选本，其中至为关键的宣统元年至民国元年，完全缺失。所记虽然看似刘大鹏耳闻目睹的事实，实则并非有闻必录，其主观选择性较强，往往是对社会变动抵触与偏执情绪的宣泄。比如清政府为举贡生员保留的种种晋身之阶，其公布与实施情况在朱峙三日记中则屡有记录：“政务处奏定举贡生员办法，以比照大、中、小学毕业生”；“礼部奏定生员考职办法。前闻举贡可考知县、教谕，现在生员可考巡检、典史”。(88)而刘大鹏却似乎视而不见，日记中仅记载其子考试优贡的失利。(89)而且其对所记载事实的主观判断，亦与事实本身存在出入。例如，他一面抱怨舌耕之士生计艰难，一面承认守旧者日见减少，多数人改头换面，另谋生路。只是这样的变化在刘大鹏看来，意思与常人相反。所以他说：“出门遇友，无一不有世道之忧，而号为维新者，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旧制变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诸君何必忧心殷殷乎？’”(90)由此可见，刘的日记显然难以全面反映科举停废后乡村土子的普遍境遇，甚至不能客观地表现与之地位相同或相似的中年士人普遍的状况、态度和趋向，但却生动详尽地记录了部分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落和境遇。

其实，刘大鹏本人在守旧的同时心态也有所调整。1902年，山西率先创办大学堂，所学以西法为要，以通西法者为主教、助教，还聘请了外籍教师。刘大鹏对此极为不满，对因不愿与外籍教师为伍而告退的几位助教颇有几分赞许，称其“可谓有志气者矣”。而稍后他自己却让次子上省城报名应考大学堂，并被录取。(91)事实上，1904年刘大鹏本人也参与商定学堂章程等事。 (92)而日益趋新的社会，对于旧学出身之人并不像他所指责的那样予以歧视甚至排斥，继清末当选为谘议局议员后，民初刘大鹏又两度被推举为县议会议长，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地位还较科举时代显著上升。所以1908年刘大鹏到省城参观各项新政事业，对各级各类学堂“概均极雄壮”印象深刻。(93)1913年刘大鹏还担任了故乡蒙养小学堂的教员。(94)种种事实说明，即使在山西乡村，以舌耕为业的中年士子在科举停废后并非只能坐以待毙。刘大鹏式的怨声载道，一方面反映了新政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其文化殉道观念使然，即更多是折射他内心对变化了的世界的看法。

科举停废不仅改变了乡村士子的个人命运及其生存状况，也给全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在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人看来，感触同样截然相反。

科举停废，基层社会学堂的数量急剧增多，朱峙三从中看到的是希望：“科举去年明令停废，自是以后各县专办学堂，以为培植人才之地，可望吾国富强矣。” (95)由于女子教育的倡行，女学堂从城市走进了乡村。山西也受到冲击，“榆次车辋村去冬设立女学堂，本月太谷东里村亦设立女学堂，闻皆二十馀岁之妇，其小者皆十六七之女”。(96)刘大鹏对此却是牢骚满腹，认为：“学堂之害，良非浅鲜，自学堂设立以来，不但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为父兄者知其悖谬，不愿子弟入学堂，遂使子弟学商贾。” (97)刘大鹏所说的某些情形的确事出有因，朱峙三也不满于学界风气不佳，动辄闹事。但后者自己就是由举业转入学堂，并且接受了自由平等乃至排满革命思潮的一分子。早在科举制废止之前，朱峙三已经预料到：“科举不久即废，欲求时务之学，自以住学堂为有出路。”(98)于是想方设法进入学堂，而且要进入能够学习高深学问的学堂。后来他论及这一转变时说：“时论谓朝廷如不办学堂，则乡里儒生坐井观天，囿于一隅，不得相聚于大都会城市中，何曾有革命种族思想耶？聚之都会，尚不敢放昌言也，而必驱之日本留学，或欧美留学，朝夕聚谈，得见夙未见之禁书，知华夷界限甚明，而革命思想愈炽。”(99)

由分散而处的童生举子到阖堂聚居的新式学生，青年关注的目光由自身前途、科举功名逐渐转向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早在1905年，武昌学界革命暗潮已经涌动，分别联络军队和党会，“大部分则靠住中学师范的学生。看高深书籍的人，缓缓的宣传，总以达到排满复仇”。(100)对于新式“学界之人皆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无父无君，此风愈甚”的趋势，刘大鹏备感焦虑，认为伦理纲常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威胁。(101)他指责学堂毕业生“不以其父为父，竟以平等相称，州人为之哗然”，(102)又惊恐于学堂学生“指斥时政得失”，甚而“竟敢显言‘排满’二字”而无所顾忌。(103)为此，他对清政府实行新政也极为不满。与之相反，朱峙三等青年士子则为自己能从封闭的书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感到欣喜。1903年起，他就通过在海外留学或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同乡朋友借阅《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浙江潮》、《江苏》等书刊，“昌言革命排满，并无顾忌，印刷精良醒目。夜间看看，尤为有味，心目开朗，有时会令人流涕，令人愤怒不可止”，由此“知排满革命为吾辈天职”，“则本朝现代虽有恩于百姓，然知识高尚，值此学术昌明之世，满汉之界犹严，吾侪应该思报复此仇矣……吾邑旧学先辈未见此书，总曰本朝深仁厚泽。奈何！奈何！”(104)朱峙三虽然有着青年学生的热情甚或偏激，但新式教育的内容显然有利于国家、国民和民族意识的强化，而学堂的形式无疑较之科举时代的儒学书院，更有利于平等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滋长。

停废科举，形式上是由一批督抚联名奏请并得到清廷批准而实现，实际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远比已有的认识复杂。除了学堂与科举的矛盾外，还有其他相关制度变化的牵动。清季捐纳保举滥行造成异途对正途的冲击，吏治腐败，科举制选拔的人才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都使得原有制度的运作难以维系。正如张仲礼先生指出的那样：“科举制度在能满足其导引思想的基本目的时，它是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但是到19世纪时，它遭受了因内部因素引起的瓦解，并证明了它不能适应西方冲击所产生的新的需要。这时清代的科举制度不再能作为一种支柱来支撑起一个已变化了的社会。”(105)

刘大鹏与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涉及清末乡村社会变动的许多方面，远非本文所能囊括与涵盖，即以与之关系最为切要的废科举而言，所展示的也只是年龄、取向各异的乡村士子面对社会变动的心路历程和现实际遇。科举制的停废，可谓水到渠成，最终结束了广大士子千百年来在这条狭窄道路上的竞逐，向心力的突然消失，一些人未免感到失重失衡。1905年9月的一篇时评指出：

(科举时代)由进士而得官者，每三年才三百人，然则停滞于考试中者，通国当不下数十万人矣。此数十万人，大都进不能得官，退不能迁业，以徼悻妄想终其身，诚可为天下之至苦。而究其原，则非其人作奸犯科，自致于此，国家之所以诱致者使然也。以徼悻之法诱人，人道既苦，而人材亦弊，此亦可谓之作法于凉矣。然而足以相安千余年，而不见其不可终日者，则以若辈虽多终身不得之人，而［要？］无日不有可得之理，故其希望之心不绝。即此希望之心，彼乃藉此养生尽年，而得以优游卒岁矣。今一旦废科举，则彼之希望绝，绝则不可以久，虽曰国家为其妥筹出路，然所谓出路者，必不能敌其所希望之物，而不足以宽其生也。夫天然淘汰者，造化之公例，此辈之归于淘汰，更何待言。(106)

近代社会变动使多元取向成为必然趋势，科举停废迫使昔日拥挤在这座独木桥上的士子改弦易辙，大部分举子童生选择了各式各样的新路，而那些不愿或难以弃旧图新的中年士人，变动中的社会也保留了不小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沿着旧轨滑行，只是本来尚存的一线希望，被纯粹的稻粱谋所取代，心绪自然容易恶化。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再度融入并服务于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多数乡村士人不仅基本能够维系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权力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

一面当着民国县议会议长，一面坚持用大清纪年的刘大鹏，让人觉得多少有些矫情，但即使像这样旧道德旧文化的坚守者，只要没有政治上公开的反动，民国社会也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样一度热衷于科举考试的朱峙三走上了一条与刘大鹏截然相反的道路，进入学堂，投身革命，正在刘大鹏的口诛笔伐之列。两人素不相识，在科举制之下却有着共同的运行轨道。从废科举开始，两人分道扬镳，后来的轨迹又有所重合。民国年间，朱峙三先后担任县书记官监理司法，并两度出任县长，后来长期服务于教育界，其职业生涯与刘大鹏不无相似。

由此看来，废科举最大的输家正是清朝统治者，他们本来试图以弃旧图新挽救统治危机，却因此而造就了大批激进青年，并导致中年士子文化心理失衡，反倒丢掉了江山社稷。至于乡村士人，如果不是后来的土地革命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即使新政改革引起包括乡村权势转移在内的社会变动，而城市化的过程又导致青年学子日益脱离乡土社会，原来科举制通过各种习俗礼仪实现的与乡土社会的牢固结合不复存在，他们仍然可以藉不同形式改头换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扮演地方名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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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6 22:59:14 作者：关晓红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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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