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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故其进行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相应的习俗和礼仪。庚子以后已成强弩之末的科举考试，在这些习俗礼仪的配合下，看起来还是相当热闹。相比之下，新进外来的学堂与中国社会各方面还须经历一段磨合期，因而暂时显得有些冷清。科举与学堂并行期间，一旦面临科考，师生相率下场，学堂只好停课。而举业的成败，也聚焦了人情冷暖与利益的厚薄。难怪时人断言：“学堂与科举势不两立。”(56)

不过，弃举业而向他途，究竟是重生还是就死，观念趋向不同的人看来全然两样。即使依据刘大鹏日记，当时乡村士子中与之年龄相仿，态度境遇相似的人也为数不多。倘若将这个特殊当成一般，未免有被其所蔽之嫌。

面对制度变革，由于年龄、经历与家庭负担等原因，中年的适应及选择能力相对较差。对于那些未能主动应变的乡村士子，尤其是中年士人，停废科举后，重新选择的机会究竟有多少？清廷是否给予了适当安置，具体落实的情况如何，是否因为无策善后而导致矛盾激化？这是解读刘、朱两人日记相关语境的关键。

考察科举停废后乡村士子的实际出路，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其一，参与考职和优拔贡考试。1906年政务处专门拟定了《举贡生员出路章程》，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鉴于年轻者可以投考学堂，中年以上“不免穷途之叹”，故制定六条办法以为安置。当局因此破除了若干定例，增加了数倍名额，以求扩展安排途径。在具体措施方面，一是“酌加优拔贡额”，拔贡照原定额增加一倍，优贡照原定额增加四倍，岁贡照原额增加数倍。二是“考用膳录”，凡各部院衙门均可考用举人与五贡生考充膳录，当差期满，可择优奏请改用七品小京官在部行走。三是对已就拣举人准令报捐分发，免交补班银两。四是举人截取，既往仅用知县与教职两途，现增加直隶州州同、盐库各大使；五贡生原来仅有直隶州州判一职，现规定“凡五贡均准一体以按察司、盐运司经历、散州州判、府经历、县丞分别注册选用”。如捐交分发银两，即准分省试用。五是改变生员考职到京应试之例，令其不必到京考试，由各州县知县和教官选拔保送至省，大省取100名，中省取70名，小省取50名，保送人数为取额的10倍。所取各生造册送吏部，为各省巡检、典史用。六是对原来每科会试之贡士给予优惠，未经复试者免其复试，引见录用。(57)礼部、吏部和各省也纷纷制定相应措施，对举贡生员的考试与任职给予种种优惠。

这些办法大都逐一得到落实，仅优拔贡考试在科举停废之后就继续了三科。考职一项，也按预设的三科进行，每科人数接近乡试所取名额，以每次约1500人计算，三次考职所录取的名额共约4500人。举贡会考进行了两次，一是1907年，录取吴承仕等367人，二是1910年，录取陈命官等320人，合计687人，录取者均得到吏部授职。(58)如，1909年由吏部签分学部的人员，有案可稽的52人中，科举出身者48人，学堂毕业生仅4人。(59)加上优、拔、岁贡数倍于前的增加额，在科举停废至清亡的6年中，不仅举贡生员入仕就职机会与概率之高此前未有，而且优先录用的待遇也是闻所未闻。(60)

由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过于优厚，曾引起舆论的不满与指责。(61)1909年12月11日，《大公报》载《哀考试》一文抱怨道：“自入春以来，考优考拔应试者每省类不下五六千人……优拔甫竟，而生员考职者继之，人数期限视优拔而稍杀，其纷纷扰扰则如出一辙。生员考试方竟，而举贡之考职又继之。”这种情况甚至对新式学堂也产生了负面影响，1911年3月13日《申报》发表时评：“今距停废科举之时，将及十年，各种学堂亦已渐次设立，而考试反日忙一日，优拔恩岁廪增附等且日多一日，试观《政治官报》发表之章奏，关于学部奏奖各省毕业生什之八九也。昔日科举时代，优拔恩岁廪增附等尤有一定之时限，一定之名额，今则车载斗量，更不知廪增附等其恒河沙数矣。或曰昔日无数优拔恩岁廪增附等，既以考贡考职转入仕途，宜有此数千百之人才以补其缺，而衍我国文学之一线之传也，呜呼，是为中国之教育。”进入民国，还有人将考试过滥斥为科举余毒，这从反面说明过渡时代留给旧士子的机会不少。可见，既往认为清政府废科举而没有相应的善后措施之判断，恐也尽非实情。

其二，进入省、府、县各级师范学堂及简易科师范。因新学扩展需要大量师资，各级师范学堂纷纷建立，并对具有旧学生员资格者优先取录，毕业后即分发中小学堂任教。由于享有优先录取权，士子大批涌入学堂。据朱峙三所记，湖北“各学堂学生，如五路小学、农务、方言等学堂学生，亦有童生报考者。该堂系中学程度，当时系童监并收者。武普通亦有童生，文普通及省、道、府三师范简易科，则尽秀才也”；(62)两湖师范还有“径冒填诸生混入者”。(63)1906年秋，湖北省城学堂“因近三科二十岁以下秀才录取已尽，改考录二十五以下者”。(64)急需养家糊口的朱峙三选择了一年期的速成师范，毕业后即在家乡小学任教。不久，认识到“非求高深学问，以后难于立足新时代矣”，(65)又考入省城的两湖师范学堂继续求学。刘大鹏虽然对于“学堂设立极要极多，所学者皆洋夷之学，毕业以一年三年为限”的趋新风尚表示不满，印象却相当深刻。(66)其实，张百熙、张之洞等人提出递减科举时，专为30-50岁的举贡生员设置了师范简易科。(67)就在科举停废的当年，山西省一年半简易科录取就学的师范生已达190人。(68)

其三，出国留学，获取新身份。已获科举功名者出国游学已成时尚，并且辗转影响到士林，到东邻日本留学者更是有增无减。时人“盛称倭学之高，言倭之理学，华人不能其万一”。(69)王树槐据《最近官绅履历汇编》统计，江苏地区取得过旧功名的官绅中，曾出国留学者占进士的54.6%、举人的31.8%、生员的66.7%，进入国内新式学堂学习者，则分别为3%、12.1%和25%。(70)这表明，旧学转轨新学的士子，已经形成人数可观的群体，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不仅在清末受到青睐与重用，民初仍然具有优势。刘大鹏对此早就感到愤愤不平：“现在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学孔孟之道并一切词章家，俱指为顽固党，屏之黜之。”(71)

其四，私塾学馆改为新式学堂，塾师摇身变做教师。科举停废，既往以科举为生计的士子失去凭借，而新式学堂在乡村要快速扩展，最为便捷的途径，就是将私塾学馆改为学堂。光绪三十年始，清政府已将学堂的推广列入州县事实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官吏任免或加级擢升的依据。(72)而官员则据此可向急于办成新政的清廷邀功，为自己博取趋新务实的美名。两相结合，改私塾学馆为学堂，成为当时较为普遍的模式。鉴于许多地方的学堂不过是私塾的改头换面，科举停废后大兴学堂，对于塾师而言，并非灭顶之灾，一定程度上恰是其弃旧图新的转机。还在科举正式停废之前，刘大鹏的一位友人乔穆卿，便将“其馆改为育英学堂，仿照现行学堂章程，教习三人、学生三十人”，乔本人在学堂“仍教学生以孔孟之学”，其他两位教师则“教算法并西法”，(73)虽然新旧杂糅，也能和平共处。1905年2月，还有人劝刘大鹏“办理晋祠蒙养小学堂事”，刘自认为此举“亦在使余从新也”。(74)而在湖北，朱峙三的两位年龄与刘大鹏相仿或年长、参加过多次科考的私学老师，一位在1903年就响应鄂督倡导的私人办学，放弃私塾而改办民立小学；(75)另一位则在科举停废当年，“派在陆军特别小学充文学教习”。(76)因学堂扩展需要大量师资，朱峙三家乡的旧学诸生几乎被网罗殆尽。另一方面，由于相当数量的学堂是由私塾改头换面，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没有多少变化。1908年学部在调查中发现，山西阳曲县一些官立初等小学的“管理员教员大率未能合格”，“其教授时，先生高坐，一一讲授，全是以前家塾性质”。(77)

其五，改就其他趋新事业，以求发展。新政期间，除学堂外，还兴办了一大批新兴的文教和民政事业，这为旧日士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尽管其中多数职位要求新知识，但对于受过旧学教育的士子而言，转学新知识虽比国内外学堂毕业生困难，却比一般人容易，在学堂毕业生人数不多的情况下，竞争和压力并不大。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再造的士子，改头换面，成为新人，从事新事业更加轻而易举。据学者研究，湖北省就有20337名旧功名人士通过各种新式教育进入教育文化、法政、军事行政和实业界，占清末20年间该省绅士总数的43%。(78)朱峙三于两湖总师范学堂毕业后，也曾先后担任《中西日报》、《公论新报》的主笔或编辑。

其六，继续充当塾师。科举废除后，尽管晚清和民国政府千方百计要以学堂取代私塾，但移植日本而来的国民教育体系与国情颇有不合，教育经费不足又始终制约着学堂发展的规模，私塾不可能很快被取代，所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力图改良私塾，使之适应时势，实际等于承认私塾的合法存在。舆论也认为，废科举善后的最佳良策是私塾改良，“既省经费又广教育且养寒士，岂非事之一举三善备者哉？”(79)因此，科举停废后，学部不仅从未下达过取缔私塾的命令，甚至在 1910年底，会议政务处为避免发布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对私学可能造成干扰甚至引起恐慌，特请旨饬下学部通行各省，声明该章程专指官立和经官立案之公立、私立两等小学而言，其他城乡私塾及简易小学、识字学塾等皆不在内。(80)此后私塾教育一直以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延续着。(81)

上述情况表明，旧学出身者在科举停废后大都能够保持科举时代的出路，前景甚至更加宽阔。随着近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各级各类政府不断扩展，增设了许多机构和员缺，官僚队伍日益庞大，其人数及规模均超出历朝历代。各州县为催办各项新政事业，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巡警局、劝学所、劝业道、统计局等，提供了相当多的位置。从各省上报的各类考核及擢升者的履历名单可知，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间，仕进者中举贡生员的比重不断加大。同时，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各类知识人在地方上的权力和作用日益加重。一些省份计划恢复乡官，而具有旧式功名是必备条件和重要人选。广西“饬府州县办理学堂、警察、团练等事选用正绅，其选法分三级：一，产业富而纳税多者；二，举贡附无劣迹者；三，中学堂毕业及外洋留学一年半以上者。凡被选之人皆须有三等资格，选定后地方官隆以礼貌，相助为理”。“更以工艺、垦牧、水利与凡有益于地方者附之(正绅)，统名曰议事所，四乡分设，绅曰议长，副以董事，研究一切公益，绅议官定，妥定章程，立将来议院之基，为目前乡官之导。所内附设排解社，遇有细故词讼，顾名思义，准其排难解纷。”(82)地方自治设置的诸多机构，如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地方自治研究所，设有为数不少的议员、职员、乡董、乡佐、文牍、庶务、办事员等职位，除议员外，均从地方自治经费中领取薪水。(83)这也为乡村士子带来了众多机会。

清季预备立宪，《各省谘议局章程》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此外有同等资格者包括：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以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等。(84)同样，县议事会议员的选举也规定：“曾经出仕或得科名或在庠者”与高等小学堂或以上之学堂毕业、或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资格相等。(85)由于科举功名带来的种种优待以及因此形成的地方精英的权力资源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所扩大，加上官制改革后避籍制即时停止，地方士绅的势力在新政进程中进一步膨胀。

无论在国家还是地方社会层面，为数众多的士绅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凭借更多的权力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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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6 22:59:14 作者：关晓红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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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