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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清季捐纳保举滥行，造成正途入仕周期延长，使科举考试对乡村士子的吸引力大为降低。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廷虽为士子多方宽筹出路，可是无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

科举停废对近代社会尤其是士绅的影响，前人已较多地从士人的没落及四民社会的解体等角度进行探讨。①在清季社会制度变革中，科举停废的影响至为深远，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观念、习俗乃至乡村士子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出路，仍有必要以实证为基础，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检讨。

关于如何研究制度史，史家钱穆有相当精辟的论述：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②

就科举停废及其影响而言，“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之间似乎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反差。究其原因，不同时代有不同视角固然符合常理，但对科举制变化相关各事的了解不足，也容易导致以偏概全。倘若忽略事件或人物所处的特定时空联系，去描述事件发生的情形并评论其是非曲直，则很难得出恰当的结论。另一方面，每一制度变动时所产生的变化，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每个阶层的不同方面，具体影响又各不相同，即使同一社会阶层，由于地域、家境、年龄、学历、身份、性格、交游等因素的差别，不同个体对制度变化的感受与体验不仅千差万别，其反应和判断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考虑到上述情形，本文选取两位乡村士子刘大鹏与朱峙三同期的日记，③进行比较考察，以求显示更多信息，加深对废科举及其社会影响的整体认识。

迄今为止，保存下来并得以刊行的清季下层士人日记实属凤毛麟角，其中刘大鹏与朱峙三两人的日记保存相对完整，对科举停废前后的情况记述得相当详细。章开沅先生在为《朱峙三日记》撰写的说明中指出：“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④完整而真实的历史，应是重大与细微的结合，剧变与渐进的统一。将两人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与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进行对比互证，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交互考察科举停废对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所呈现的情形，与以往的一些判断结论或有不同。而唯有尽可能多层面地通过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物命运及其生存状态来展现历史事件的进程和变化，才能逐渐接近错综复杂的历史本相。

一　清季乡村士子眼中的科举制

乡村士子对于科举制改革的耳闻目睹和实际感受，明显带有因生活习性、文化传承和切身利害所决定的选择倾向，关注点与当时其他各界及后来的学人不尽相同。刘大鹏与朱峙三日记中的记载，提供了大量这些方面的重要信息。

直到清季，科举考试始终是乡村士子努力改善生存条件和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不过，科举考试虽然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出路，却并非坦途。不知有多少士子埋头八股，却每每困顿科场；在皓首穷经的苦读中，他们切身体验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并表示了抱怨甚至批评。

朱峙三出身于湖北乡村的贫寒家庭，父亲以行医维持全家生计，因祖父和叔父相继病逝，家中负债累累。7岁入私塾并决心博取功名摆脱贫困的朱峙三，17岁参加府试期间，便在日记中袒露心迹：“科举本非善政，然贫贱之士，小而言之，进学后开贺，可获贺礼者三百余串，中举则倍之矣。”⑤可是，科举的独木桥狭窄难行。府试未中，朱峙三便有了宿命的感叹：“至各亲友处略坐谈，均说科名迟早有定数。噫！科举取士，寒士可以出头，然老死其间未能得青一衿者，盖十分之九也。”⑥他的一位程姓老师虽十四届应考不中，仍锲而不舍。⑦对于多数乡村士子，科举考试与其说是成名捷径，毋宁说是谋生之道，甚至变成对抗命运的惯性挣扎。相比之下，刘大鹏对科举可谓情有独钟，视之为人间正道，但私下也不得不承认：“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⑧晚清科考改革虽加试策论，年轻的乡村士子一面摘抄背诵经史闱墨以备应考，一面还是对改革后科考的内容嗤之以鼻：“科举本无真本领，亦从前习八股者多读程墨，致阅卷者只能阅其抑扬词藻。”⑨

科举考试一旦通过万众争先的隘路，就可以平步青云，因此在贫寒子弟眼中，简直就是登天的云梯。清中叶前选官首重正途，可是到了清季，捐纳、保举冗滥，吏治腐败日甚一日，造成仕途壅阻不堪。时人对此有如下描述：“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什倍于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⑩原为选官正途的科举，难以正常运作，获得功名而能入仕的比率明显减少。有学人统计，太平天国以前捐官的总人数为3.5万，而19世纪最后30年中，捐官人数达到53.4万。1860年以后，捐纳而来的四品至七品地方官多于科举正途得官人数。有职衔者中，捐纳的比例高达66%。以咸丰元年(1851)为例，中举后授予实官和取得候补资格者共计25.3%，“尚有74.4%仍处于‘社会沉淀’状态”。对刘大鹏所在的山西太谷、安泽、虞乡等三县所做的科举统计也表明，在咸丰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1)这种状况势必导致士子对科举向心力的下降。

对正途功名极为看重的刘大鹏在日记中不无悲哀地写道：“当此之时，名器甚滥，所到之处，有顶戴者甚多。或金顶，或砗磲石顶，或水晶顶。究其顶戴之来历，彼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吁！名器如斯，宜乎读书者之少也。”(12)由于仕途人满为患，作为科举考试和选官重要补充的举人大挑在一些省份被迫暂停。1898年1月，刘大鹏到县城，“闻礼房书判言：前数月自京来文，来年挑选暂行停止，下一科再挑。盖因仕途壅塞，凡候补人员不得补缺故也。然未闻停止捐纳一途耳”。(13)正杂二途乾坤颠倒，让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如陷冰窖。据载，光绪七年，御史叶荫昉奏言：“近年大八成各项银捐班次，无论选补，得缺最易，统压正途、劳绩各班。今捐例已停，请改订章程，银捐人员，祗列捐班之前。”疏下部议。然积重难返，进士即用知县，非加捐花样，则补缺綦难，他无论已。(14)张仲礼先生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以后，各省获绅士身份的新进者比例高达40%-56%，“他们大多是通过捐纳而进入绅士行列的”。“‘异途’出身者的比例越来越大，许多捐纳者能获实授，而许多由‘正途’而得宦阶者欲获实授却不得不候补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自捐纳制度中涌出的官吏人数日增，传统的由考试竞争的机会均等原则更不复存在”。 (15)通过捐纳、保举而涌入官吏队伍人数的激增，给各省带来巨大压力。自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山东、安徽、湖北、河南、浙江、江苏、甘肃、云南、江西等省先后以本省“候补各官异常拥挤，恳恩暂停分发以冀疏通”上奏朝廷，纷纷要求一年或二年为期，停止捐纳保举和劳绩的分发。(16)这些情况表明，清初以来选官多重正途的传统，逐渐为捐纳滥行的社会现状所改变。与之相应，过去将捐纳视为异途，不屑一顾的情况也有所改变。刘大鹏以否定的眼光记录了人情冷暖的变化：“顷闻太谷大富王姓者年二十馀，先捐一道员，改捐某部郎中，于本月初八日赴京供职，饯行者络绎不绝，路旁之人莫不歆然倾慕。”(17)这种状况不仅使以科举为中心的旧学备受冲击，方兴未艾的新学也受到威胁。科举停废后，舆论对于这种反常状况仍然忧心忡忡：“闻官场传述，言官拟具折奏请力停保举捐纳，大略论罢科举而不停保举捐纳，学堂仍难起色。三年大比，登进尚少，近来保举之案，动辄数百人，捐纳更无限制，诚恐科举罢后群趋保举捐纳两途云云。” (18)正途入仕本来就僧多粥少，加上异途的膨胀，周期势必大为延长，某种意义上甚至造成了正途的旁支化，科举考试对于士子的吸引力自然大为减弱。这是停废科举不可忽略的要因。

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科场实态的压力，士子的观念进一步改变，读书不再仅仅追求“学而优则仕”，多样化的取向已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山西商业发达，票号垄断半壁江山。长期以来，虽然晋商子弟仍以读书求功名为正道，却不以商为末业。而乡村士子早已将参与经商视为退路。面对仕途艰难的现实，士子纷纷改弦易辙，不少人干脆放弃科考。刘大鹏就指出，戊戌前，“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19)晋省经商之风行之久远，但清季商人与土子地位的此升彼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湖北的乡村士子虽无经商便利，但读书目标也首在救贫而非求官。朱峙三曾经表示：“予正少年，脑力能记，以冀早青一衿，庶几寒士家有出路而已。”所以后来他说： “科举在清代为寒。士求出路第一门径，以故无恒产者舍此不能救贫，至于做官则在第二步。”(20)诚然，科举功名还是地方精英权力资源的要项，因而只要科举考试继续举行，成功与否仍然是乡村社会广泛关注的大事。但既然求富的追求多于得官，也就变得与其他同样可以致富的途径难分轩轾。清代围绕科举考试展开的各类教育，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已经成为士子的一份产业，许多寒士含辛茹苦入读儒学书院，求取功名和做官固然是其心仪的目标，更为现实的诱惑却是可以获得膏火银子，以便养家糊口。清中叶以后，迭经战乱，旧学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加上朝野上下逐渐提倡西学，多有减旧学膏火以增设新式学堂之意。山西自1896年“书院大减膏火以来，士子之心率多散涣”。省垣有晋阳、崇修、令德堂三所书院，而以前者最负盛名。“晋阳书院每当科年，七月月膏火以外，正奖并奖超等第一名，共得二十来金，其余十数金、七八金、五六金不等，极少三金。此次膏火极其肥润，故应课者千余人。”1896年，晋阳书院肄业诸生因抚宪欲将膏火一律减半而拒绝应课，引起风潮。1897年，当局又欲大减膏火，使得人心浮动。(21)科举若无法让寒士维持生计，则士子只能顾及眼下实际，忍痛舍弃长远目标，改换门庭。到1899年，晋阳、崇修两书院肄业诸生因膏火逐年大幅度递减，“所得膏火不能自给，皆引而归。”(22)

朝廷的政策导向对于乡村士子的行为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学逐渐压倒中学的趋势，迫使科举考试在朝野的关注下不断变化，增加了一些与西学相关的科目或内容，而每一项改变，都会引起士风的振荡。后来清政府鼓励游学，兴办学堂，更加速了风气转移。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宣布变法，该年日记中刘大鹏不无悲哀地写道：“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 (23)他的一位担任塾师的同年，因东主“欲令子弟学西法，嫌守旧学”，只好“力辞其馆就别业”。(24)到1903年，情况更加不利于守旧之人：“自国家变法以来，校士皆以策论考试，所最重者外洋之法，凡能外洋各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脩极厚，故当时人士俱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以求速效。间有讲求孔孟之道，谨守弗失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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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6 22:59:14 作者：关晓红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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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