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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赤壁之战

，曹操是怎么败的，孙刘是怎么胜的，如果只看《三国演义》中精彩描写，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看历史记载，胜负的原因却是篇糊涂帐。

赤壁之战是形成三分天下的重要战役，但是，历史记述却相当简略，而且似有矛盾。为了说明白，下面引些《三国志》及其注释原文。

该书第一卷武帝记（即曹操传）中说：“公（本文所有引文中，公皆指曹操，下不再注。）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有意思吧。不但不提火攻，而且连和孙权间战争都不提。这不可能是作者不敢写，因为《三国志》是在晋朝成书的，不必为曹操讳。）

与之相应的，还有在裴松之给五十四卷作的注释中，引用了曹操给孙权的信，其中讲：“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曹操自称）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曹操竟然完全无视赤壁火攻。作为枭雄，写信夸张是正常的，但是，假定他象个小痞子臭无赖似地当面扯谎则不符他的身分。他的信肯定还有他自己的根据的。）

三十二卷先主（刘备）传中则说：“（孙）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刘备）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含糊的很，是打败曹军后才烧其船，还是在战斗中烧了船才得胜的？是到南郡时曹军才有疾疫，还是北军早有疾疫，到南郡时才大量死亡？按其它记载推论，早已有病，到南郡时才大量死亡。）

四十七卷孙权传说：“（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这里肯定了曹操自己烧了余船。这暗示大破曹军时，其船损失不少，曹操只是烧“余船”。虽然没有明说是火攻，但不是火攻如何能使曹水军损失许多船？但也没烧光。这里讲到曹操自己烧船，是不是可以看作前引曹操给孙权信的旁征？）

五十四卷周瑜传中说：“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延烧岸上营落，倾之烟炎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中间删节号是有关黄盖献火攻计等内容，太长了，不引了。看来，《三国演义》的故事主要是据此编写的。）

由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到下面几点：

一，在所有记载中都提到曹军中有疾疫，可见这场疾疫是相当严重的，受到各方重视。
二，周瑜传中对于火攻讲的非常清楚，在黄盖传中也提到。火攻是不能被忽略的。所以，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疾疫还是火攻，由这些记载还不能有直接的结论。

三，此外，在所有记载中都强调了刘备在战争中的作用，吴军只是与之“并力”而已。武帝记中甚至只说刘备是曹操的作战对手。看来,刘备虽然在当阳长阪弃妻丢子狼狈之极，但其军力并没有被消灭，可能是因为和十万非武装人员同行，而被曹军几千精骑所冲散。把失散的兵将们再召集在一起，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

当鲁肃奉命去见刘备，会面之地就是在当阳长阪，可见曹军没有把刘备消灭，甚至也没把他打跑。在刘备当阳长阪之败后，赤壁之战前，孙权、周瑜、鲁肃还都愿意与之联合，并力抗曹，可见刘备当时确有着不能忽略的兵力。

对于历史记载，在没有足够的理由，不宜只相信某些而不信另一些。陈寿写《三国志》在西晋，裴松之注释在东晋至南朝宋时，距离三国时期还不能说很远，其记述都应看作是有权威性的。对于上述看来似有矛盾的记载，都不能抛弃，只能设法找出一个说法，使各传中记载都合理。也就是说应作个假定，尽量能对上述各记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本文的目的。

这种假定应是怎样的？首先，应承认周瑜火攻曹军，取得了不小胜利。但是，如进一步考虑，则就有了问题。在当时，曹军以精兵见称，在以往平定北方各路人马时，不论曾多么困难，所有战役都取得了最后胜利，其军事素质是很高的，怎能一把火就彻底烧败了。按常理说，几十万大军，绝不可能都挤在船上，何况，精明如曹操，也一定会派兵驻在新占领的荆州各战略要地。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一把火就把曹军烧光。

可以合理的假设，周瑜火攻战胜的只是曹操的水军，即荆州投降的部队，而不是曹操的主力陆军。就水军军力而言，孙吴和曹操的力量应该差不多。曹军水军主要来自荆州，而过去刘表和孙吴之间战争是各有胜负，军力应差别不太大。所以，周瑜在赤壁运用正确策略，不熟悉水上作战的曹军多有瞎指挥，孙吴战胜曹魏水军也就不奇怪了。

和刘备作战的陆军，则是曹军主力，主要是北方人，刘琮投降占领荆州后，发生疾疫，产生大量病号，失去了战斗力。在和刘备等军战斗中，失利，最后被迫退出荆州大部分地区。至于是什么疾疫，很难说，应该是初到南方的北方人抵抗力相对弱的一种传染病吧。

简而言之，赤壁之战胜负的真相，可以这样假定：曹军主力——陆军主要败于疾疫（主要是刘备与之作战），而水军（主要是荆州降兵）败于周瑜。这样，对于以上引得《三国志》四个传记中关于此次战争的记载以及曹操的信，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中国历代都有史官对所发生的大事作记录的传统（当然也不是每朝每国都有这种记录），这些记录就成为后来史学家编写史书的重要依据。各国史官记录时，当然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的。按曹魏的观点看，周瑜所打败的只是荆州降军，而不是魏国自有的大军；和大军作战的主要是刘备军，且因疾疫失去了战斗力，这才退军的。他们也会把这种观念渗透于所写的记录中。《武帝记》中的记载可能是陈寿按魏国史官的记载写的，各国的史料集累的重点不同，就会影响陈寿写作时的强调点。陈寿大约是基本同意魏国史官的这种说法，即曹军主力是被疾疫战败的，才写成那样的。

至于关于曹操给孙权信，确有曹操护短之处，但是，从曹操的角度看，你周瑜打败的只是荆州军，并没有真正战胜我曹操军，所以，说周瑜战败了曹操，那只是虚名而已。假定曹军主力中没疾疫，以其荡平北方的精锐之师，孙权、周瑜都可能不是对手。刘备也可能仍是遇曹就败，刘备真正战胜曹操是在后来的汉中之役。曹操这样说，也不能算是过分吹牛。

刘备传中有：“又疾疫，死者大半。”孙权传中有：“饥疫死者大半。”这样的表述和上述假定都相洽。

刘备在赤壁之战中得胜，有很大成分是曹军染疾疫，这是刘备运气好。但是，要说刘备只是坐享其成，未曾战斗，那是不符历史记载的。孙权更是好运亨通，不但曹军主力有病，还有东风。

《三国演义》中关于曹军中疾疫的影响写的太少了，给人的印象好象是一把火就烧掉了几十万精兵，这既不符合历史的记载，也不符合常理。《资治通鉴》写疾疫影响的内容，和火攻的胜利内容相比，少的过分。不过，《资治通鉴》已是三国以后八百年历史学家的著述，其权威性和《三国志》是不能相比的。我们应作的是为《三国志》的记述为本。按历史学家们说法，蜀汉是没有专门史官记录所发生的大事，而魏、吴是有的，这样，对于与蜀国相关的历史，即使在《三国志》中也显得过于简略，这就很容易造成历史的模糊，甚至误解。

注释《三国志》的裴松之曾对赤壁之战的胜败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 裴松之已经把战争胜负因素说的很清楚了。

最后再说与本文有点关系的题外话：在《武帝记》的注释中，说曹操兵败后，“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初看这一段时，颇奇怪，曹军中怎么还专门有分出瘦弱的兵供驱使？现在看来，所谓羸兵，并非本来就瘦弱，而是当时患病的兵。曹操令小兵们以草填道，既然多有病，当然就是令有病的羸兵去干，后来多死，也就不奇怪了。

赤壁之战曹军失利的真相

荀彧、荀攸、程昱与曹操的巧妙周旋

既然三位幕官决计要抱团反曹，但为什么程昱又要在庞统献连环计之后，以及东南风刮起之后提醒曹操预防火攻呢？这中间可是大有深意，堪称倒戈反主的经典。

第一，程昱利用曹操听不进谏言的逆反心理稳住他，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错误决策。由于程昱不是第一谋臣，加之曹操现已高高在上，所以程昱料定他必然心存逆反（与前文提到的杨修一样）。比如曹操在听到火攻的警示之后说：“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若彼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曹操在做了这番主观思考之后，当然就不会怀疑庞统了，甚至认为只有他才能解悟大隐士庞统的奇谋。庞统也确实夸奖过他：“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虚传！”曹操心说，庞统是比伏龙诸葛亮还要强得多凤雏，有了他相助，你们就不必多虑了。谋士们便旋即拜伏曰：“丞相高见，众人不及。”意思是——军中无戏言，您可别反悔哟！

正因为前面程昱反向强化了曹操的思维定势，所以当东南风真刮起时，他仍死要面子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心说，这种小概率的风是捉摸不定的，并无实战应用价值，风头会随时转向。然而，他也不想想，对这一“不足为怪”的天气常识为什么当初谋士们都不提及呢？都只夸“丞相高见”呢？可见此曹丞相已不是彼曹阿瞒了，已不再拒绝任何形式的奉迎。

顺便要解释的是，曹操在冷落身边谋士的同时，还玩出了一个人力资源新花招，那就是临时聘用外来的谋士。他以为只要给足面子或金钱，任何人都能收买。并且这种雇佣兵不会与自己抢功，还可以随时解雇。他此前也确实屡试不爽，比如关羽出于感恩就为他解了白马之围，斩颜良诛文丑；许攸就为他献了偷袭乌巢之计。但曹操没有料到世上还有用声色货利、虚情假义不能收买的人，哪怕是一瞬间，比如徐庶、庞统。权术给曹操带来了一时的成功，更给他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失败。赤壁之后的曹操是既不敢相信身边的人，也不敢相信外来的和尚，赶尽杀绝之后，司马懿夹缝而生。

第二，程昱是谋士兼政治家的复合体。在司马徽的四个主要学生（或朋友）中，智谋从高到低的排名是庞统、诸葛亮、徐庶、程昱。相互之间的差异理论上是“十倍”，实际是西川级、荆州级、樊城级、东阿县级。其中庞统和徐庶是纯粹的儒家谋士，既孝又忠，诸葛亮和程昱（包括司马徽）则是胸存王霸之志的儒法混的谋士，也就是说郭嘉、二荀反曹是为了拥刘备，程昱、诸葛亮则是为了拥自己的家族（具体说诸葛亮是想扶诸葛均称帝）。诸葛亮是“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在当时的社会只有想当皇帝才是不能外露的“异志”，其它自比管仲、乐毅、吕望、张良都无大碍。小说对程昱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描述，但从他的行为可以判断，比如他利用徐庶的至孝陷害其母子，就是非常阴损的权谋，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对主子也必定不忠（这是古代的人性逻辑，如能孝必忠、有机巧者存机心）。与之对应，孔明则是利用庞统对刘备的至忠加以谋害。由于“三国”时期的人心和战争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所以忠谋士大都职业生涯不长，他们不是被主子清除，就是被兼通智谋和权术的同类算计。近似于现在的高分低能儿。

需要说明的是，在罗贯中看来，汉朝气数已尽，篡逆是合理的，如崔州平就曾对刘备直说匡复汉室是逆天数，王道须当更新。揭开《三国演义》隐秀的面纱，有异心的谋士比忠谋士更具英雄相，而且是反得越彻底越好。当然这里有一个界定原则，他们必须是主观为天下，客观为自己，比如程昱、崔州平、诸葛亮、司马徽。那些只顾个人或局部利益的机会主义者就是狗熊了，如袁术、袁绍等。辨别时我们可从结局反推其动机，此亦文学的方便之处。实际上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三国演义》中没有一个人不是英雄，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英雄。另文再解。

程昱之所以要在不想让曹操成功的情况下继续进谏，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曹操失败后能重用自己，成为他的宠臣。之后再做新的打算。他的这一做法与后来的司马懿如出一辙。司马懿也是不管曹操采不采纳，先轻描淡写献几条计谋，曹操在前后比较之后便逐步接受了他。但程昱由于计划实施得太早，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曹操在华容道之后依旧很轻狂，未落入程昱的圈套，抢天呼地还是只念郭嘉。可见程昱比刘备、诸葛亮更“不得其时”。不过凭一县令之才爬到振威将军的位置并善终，还是很不错了。他的宦友荀彧、荀攸后来为抵制曹操晋位就惨死在了曹操的手里。说起来曹操本人也不是很顺，先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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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6 18:19:47 作者：男为水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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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