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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批判《中国画》的闹剧

“文化大革命”后期，按理说就是在美术界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本很普通的画册——《中国画》，却引起了“四人帮”的高度关注。姚文元亲自发动批判，相关的报刊上口诛笔伐，并殃及整个美术界，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画册？“四人帮”为此大动干戈的目的何在？在美术界到底造成了哪些灾难性的后果？

◇　《中国画》出版师出有名

“文化大革命”始于文化方面的批判，许多文艺作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在美术领域，先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美术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与“反动”画家的运动，一大批知名的画家被打倒，遭到了政治迫害，很多优秀的美术作品被揭露批判，扣上了各种各样的“莫须有”的政治罪名。在这场大规模的文化浩劫中，美术界是重灾区之一。

“文革”时期，尽管群众性的美术活动十分活跃，但仍掩盖不了整个美术界的百花凋零。在出口工艺美术品与对外宣传中国画等方面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这对于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促进外交工作和出口创汇等方面都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和“内外有别”等重要指示，明确指示要扩大工艺美术品的出口，在宾馆要布置中国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安排。周恩来还特别指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从古到今都要有些。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和宾馆布置的需要，国内有关部门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当时的外贸部门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还特地印制了一本出口画样本《中国画》，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中国画》不仅收录了一些知名的国画家当时创作的绘画作品，而且还收录了他们以前的一些代表性作品。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利于创作，从今天来看，不能说这些画的质量都是很高的。

◇　姚文元下令批判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册的批判。在上海市委会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回潮”，说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中国画》册里，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在姚文元亲自组织和部署下，“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纷纷粉墨登场。在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５日上海美术馆的一次会上，“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公开点名批判《中国画》册以及兄弟省市的一些作品，下令“对美术领域中的复辟逆流，要进行反击！”并且用市委办公室文件的形式，抛出了“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国画》册的意见”，借题发挥地攻击说：“《中国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的严重问题。”“在外汇面前……右倾投降，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０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在第二版刊登了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长篇文章，这是批判《中国画》的所谓“重磅炮弹”。３月２８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给《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下了这样的黑批示：“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栏《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领域的复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将展开的批判相衔接。”嗣后，两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批判文章。

《中国画》册被“四人帮”攻击为“毒草画册”，一篇题为《赞香花，除毒草》的批判文章中写道：“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和广大群众唱着相反的调子。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美展，没有一幅好作品’呀；‘工农兵的画政治内容虽好，但艺术水平太差’呀，等等。对美术战线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对工农兵的创作，横加指责。可是，他们对那些散发封、资、修艺术臭气，抒发没落阶级的感情，满纸都是‘野、乱、怪、黑’的所谓作品，却兴致勃勃，十分爱好，满口称赞，甚至捧上了天！最近，我们看到了一本题为《中国画》的画册，是由轻工业进出口公司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某些人新编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野、乱、怪、黑’的典型代表。……首先，我们看看题为《迎春》的那幅吧。作者画了一只翘着尾巴，翻着白眼，张牙舞爪，怒不可遏的好斗的公鸡，站在凌乱、苍白的迎春花下‘迎春’。它要迎的是哪个阶级的‘春’？我们知道，一幅美术作品，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那么《迎春》的作者不正是通过他笔下的公鸡这一特定的艺术形象，来发泄他对社会主义现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之情吗？画公鸡白眼，和强调它的气势汹汹，寓意什么呢？这只公鸡的形象，不是象征一小撮牛鬼蛇神，又象征谁呢？这哪里是什么‘迎春’，分明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代表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阶级，在咒骂社会主义的春天。再看另一幅题为《秋》的作品，又到底画了些什么吧：一堆奇形怪状、不死不活的牛群；一个戴镯持花、蓬头散发、眼神迷离的放牛女娃；在一头伸着懒腰的牛背上停着一对谈情的小鸟。这是哪个时代的秋天？这是哪个阶级的现实？显然作者是用抽象派的手法，用封建士大夫的情调，臆想出来的情节，来百般丑化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幅画是１９７３年作于‘黄浦西岸’的。这是对我们浦江两岸欣欣向荣的、金色般的秋天的歪曲，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诬蔑！无独有偶，在这本毒草画册中，还有一幅题为《山区》的东西，也是画的农村秋景，可是在阴暗漆黑的画面上不见一个人影，几座惨白的房子，好似中世纪的修道院，层层的怪山，丛丛的奇树，又黑又冷，阴森可怖。原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革命群众的严肃批判，画册的编印者又在今天抛了出来，究竟想干什么？岂不发人深省吗？”

◇　殃及整个美术界

一本普通的画册，“四人帮”竟然用来大做文章，在整个美术界掀起了狂风恶浪。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实，批判《中国画》册只不过是其险恶用心的一部分，是其在美术界掀起批“黑画”运动的一枚重型炸弹，其目的是为了在外事部门打开缺口以攻击周恩来，制造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舆论。

其实，在整个“文革”时期，“四人帮”一直用极“左”的眼光看待美术作品。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０日，姚文元等人“视察”了上海百货一店。姚文元说：“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像林凤眠的黑画！”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６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勃然大怒，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到了１９７４年初，“四人帮”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在美术界不批林，假批孔，另搞一套，抓住宾馆画、出口画的问题大做文章，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黑画”闹剧，声称要反击所谓“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他们除了在上海首先发动批判《中国画》册外，还于２月１５日在北京举办了一个“黑画展”，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江青羽翼下的写作班子以“初澜”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的文章，赤裸裸地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竟然得到了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绿灯。”

这场以批判《中国画》册为开端的批“黑画”运动波及全国，殃及整个美术界。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是重点。被认为“黑画”的作品，主要又是那些为北京各大宾馆制作的中国画。黄永玉的《猫头鹰》被列为“黑画展览会”的榜首，被指责为是“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李苦禅画的《残荷图》被加上了“恶毒攻击江青和八个‘样板戏’”的罪名：宗其香画的《虎》硬被说成是“为叛国分子林彪招魂”；李斛的一幅《山峡夜航》由于画面出现的时间是在晚上，自然是在黑压压的气氛中出现有灯光和正在航行的船只，于是也被列入“黑画”的队伍……。为了搜罗“黑画”的行踪，中央美院还派人去上海调查黄永玉等人在上海大厦画画的情况，并向组织上写了一篇调查材料。其中有这样的内容：“黄画了一张国画，在一只鸟的眼圈上有十二个白点，很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当地有人指出这个问题。”“黄在上海专门去找一位老画家，要了一幅有麻雀的画，黄要求要画很多麻雀，这是影射１９５８年打麻雀运动……”

在上海的批“黑画”运动中，著名漫画家丰子恺首当其冲，有两幅画遭到了批判。《满山红叶女郎樵》的画面是一位勤劳健美的农家姑娘用竹耙在打扫枫树落下来的红叶，画风纯朴，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可由于画面上有三片红叶飘然而落，被说成是反对“三面红旗”　（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毒草。还说什么“红叶代表红色政权，故不可樵”。丰子恺对这种毫无道理的批判不以为然，风趣地说，看来以后再画要改成“满山黄叶女郎樵”了。他的另一幅画《卖花人去路还香》，“造反派”看后造谣说花就是画，这幅画中的卖花姑娘手提空篮往前走，是丰子恺把自己所走过的文艺道路比喻为同花一样香，所以他的“花”能够卖完而退出历史舞台，是自我吹嘘，为自己涂脂抹粉。还说什么那条跟在姑娘身后的小狗是影射共产党，诬蔑共产党，这画是地地道道的反党之作。

除北京、上海外，陕西也是“重灾区”，有２０多位画家被扣上了“黑画家”、“反动画家”的帽子。曾担任“美协”西安分会主席的长安画派主将石鲁也遭到了“莫须有”的批判。陕西省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批判“反动画家”石鲁筹备组，还调集西安大专院校几十名政治、文学、历史和美术界的学者批注石鲁“黑画”，搞出了一本《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一份报送这个批判材料的请示报告中说：“１９７３年石鲁乘征集国画、书法出口之机，通过西安外贸部门和外贸部门的个别干部，将《猫虎镇宅图》、《文康载道》等一批反动字画相继抛出。这些反动字画中，有的托物寓意，借题发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有的横涂乱抹，用‘野、怪、乱、黑’的画法，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有的狂热地宣扬反动没落的孔孟之道。”在《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中，石鲁作的一幅梅图及题写的咏梅诗（“梅为雪而娇，寒宵更放豪。惟余风漫舞，还看春正高。”）被批注为：“倒梅者，倒霉也。石鲁以此画攻击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并不甘心倒霉，他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傲寒风，‘更放豪’，等待来日‘春正高’，这就是要继续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猫虎镇宅图》被批注道：“石鲁别有用心地在１９７１年冬将过去的‘猛虎镇宅’改为‘猫虎镇宅’，其罪恶目的就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风流千载》被扣上了“无耻地吹捧林彪是芳名流传千载的风流人物。”《富贵于我如浮云，繁华粉色伤精神》被指责为：“石鲁对于文艺黑线赏赐的富贵荣华感恩戴德，现在又借孔老二之口指桑骂槐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新生事物是庸俗的荣华‘富贵’、大‘伤精神’的‘繁华粉色’，其反动立场何等鲜明。”

“四人帮”制造的“批黑画”闹剧，很多美术作品被荒谬地阐述“政治寓意”而扣上种种罪名，被揭露批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　《档案春秋》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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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5 16:24:18 作者：吴继金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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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