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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

应付不了空前的“大变局”，必须“借法”。
　　　　三、新形势与“借法”思潮
　　从“更法”转向“借法”，始于鸦片战争后，是在中外关系大变动、大变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扩大的新形势下发生的。
　　“变局论”浓缩和概括了从“更法”转向“借法”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引发了“古今大变局”的到来，战后五口通商，国门被打开，既打破了清朝与世隔绝的闭关政策，也冲击着国人妄自尊大、蒙昧无知的落后观念。一批比较清醒的官僚士大夫开始放眼世界，了解、研究域外情势，认识了东西方的差距，表达了向往和取法西方的思想趋向。徐继畲最先提出“古今一大变局”的命题(37)，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亦有同样认识，并提出“师夷之长技”的全新主张，使他们成为学习、取法西方的先驱和开启者。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来，进一步促成了“大变局”。“大变局”震醒了部分国人，包括部分官僚士大夫和乡村知识分子。前者以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后者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都认识了大变局形势。为应对“大变局”，开始采取“借法”西方的实际行动。这就是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
　　“大变局”与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扩大，对“更法”向“借法”演进创造了历史条件。
　　首先，战前的商馆、战后的洋行以及外商和附属于他们的买办（尽管前后性质不同），作为中西经济交流的桥梁，最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关系和商品经济思想，引起经济领域的新变化。可以说，他们是借法西方、师夷长技的最早实践者。如广州十三行商馆大量仿造彩瓷（洋瓷）、火轮船、水雷、洋枪、洋炮、火药、摄像机等(38)。如鸦片战争时期，伍敦元、潘绍光出资购买外国夹板船，潘仕成自觅良匠造战舰，雇觅洋匠配置火药，制造水雷，潘世荣雇觅洋匠仿造火轮船(39)，帮助清军抗击英军入侵。
　　其次，西方教会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除了传教，还从事教育、出版、新闻、行医等活动。如出版了《英华辞典》等词书，《西游地球闻见略传》、《大英国统志》、《美理哥志略》等著作，《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国丛报》等中外文报。从宣传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开始，到在澳门、广州、上海创办医院，开设药房药厂，出版医药著作。开始引导、吸收华人赴欧美留学，容闳、黄宽、黄胜是我国最早的留学生。此外，外国商人及科学家、艺术家、驻五口领事，对西学东渐也发挥了较大作用。
　　再次，国人开眼看世界，研究了解西方，撰写出版了一批著作。从谢清高的《海录》，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潘飞声的《西海纪行》，到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林则徐的《四洲志》，姚莹的《康纪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夏燮的《中西纪事》，达20种之多。其中以《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的影响最大。这些著作对于打开中国人的眼界，打破陈腐的历史偏见，更新世界观念，推动国人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变局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促成“更法”向“借法”演进，并形成一股社会思潮。
　　借法者，借鉴、仿效、取法。但这里的“借法”专指借鉴外国，取法西方。“借法”西方是从批判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开始的，是在与传统的保守势力、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冲突中展开的。
　　“借法”西方的社会思潮在朝野上下、各个社会层面有着不同的反应。鸦片战争使部分官僚士大夫清醒过来，以林、魏、徐、梁、夏、姚等人撰写的西方史地著作为突破口，反思以除弊兴利为主要内容、以借鉴古代更法为主要方式的改革，能否解决西方列强入侵、自强御侮、门户打开后西学东渐、中外关系大变动的新问题。为此，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提出了对外开放、借法西方的主张。战后，清朝的统治政策也开始转向，从重在治内（更法除弊）到强调治外（筹海制夷），既要除弊兴利，也要自强御侮。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下层社会开始“骚动”起来，下层民众也希望从西方寻求解放自己的思想武器。于是，不同社会层面的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发动了与往昔不同的新运动。
　　　　四、借法的理论、实践与影响
　　提出借法西方的理论，并付诸实践，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经世派、开明官僚士大夫，二是乡村学子、下层民众。他们借法西方的目的、目标不同，甚至绝然相反，但共同赋予了时代新内容，近代社会的演变也就从这里开始。
　　经世派、开明官僚倡导对外开放，学习、借法西方，始于筹海制夷，抵抗侵略。“师夷之长技”是初期借法西方的主要口号，代表人物首推林、魏，次则徐、姚。
　　林则徐从领导禁烟、抗击英军入侵，到鸦片战争挫败的教训中开始了新的认识，于是他主张了解西方国家，学习、效法西方的长技，发展工矿业，筹建海防。
　　魏源是“更法”论者，也是“借法”论的首倡者。他面对“千年之变局”，冲破“夷夏大防”的顽固传统思想，发出非同凡响的时代强音：师夷长技，学习西方。针对顽固派的攻击，指出“礼宾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40)；“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41)。其所著《圣武记》首次提出“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42)。《海国图志》是他学习、借法西方的代表作，对师夷、借法西方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如聘请外国技师造船练兵；“师夷之养兵练兵之法”，建设水师，筹建海防；改革教育、科举，培养新式人才；引进科技发展民族工矿业；仿照西方法制革除时弊，改良政治；设译馆，习外交，扩大中外交流。
　　徐继畲根据“夷务”的需要，编纂《瀛环志略》，对欧美各国的史地、工商业、科技、议会民主政治作了详尽描述，认为“创古今未有之局”，表达了向往之情。同时指出世界是多元的，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挑战，必须借法自强。
　　姚莹强调了解、研究西方，抨击那些无知虚骄、自命清高、平居大言、拒谈夷事、守旧不变的顽固士大夫。所著《康纪行》，同样表达了借法西方的愿望。
　　魏、徐、姚等人的著述、主张和呼唤，初始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但被后来的洋务派官僚和理论家所继承和发展。初期“借法”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议论、倡导，只涉及低层次的技艺器物，目标立足于筹建海防，抵御侵略。随着时势的发展和御外的需要，借法的范围与目标不断扩大。从师古更法转向师夷借法，向西方寻求救国、改革方案，这是中国破天荒的创举，在当时具有极强的挑战性。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中国终于从“自修自强”发展到“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并且形成新的社会集团和政治派别——洋务派。初期代表人物是冯桂芬和曾国藩，随后奕䜣、李鸿章、左宗棠、王韬等迅速崛起。
　　冯桂芬和魏源一样，既是“更法”论者，也是“借法”论者，积极地主张学习、借法西方。冯的借法改革思想形成于鸦片战争后的四、五十年代，集中表述在1861年刊行的《校邠庐抗议》。该书半论“更法”，半论“借法”，论借法专设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善驭夷议》、《借兵俄法议》、《上海设同文馆议》等。他提出复“古法”，又提出师“蛮貊”。其言曰：“法苟不善，虽先古，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43)。目和很明确，即“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44)。冯借法西方，强调的是“采西学”，“制洋器”，“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5)。首在发展军事工业，后也涉及到仿效西方发展工商业、农矿业，用西法除蔽，如改官制，变科举，培养经世、实用人才。
　　此后，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大力倡导学西方，借法自强。奕䜣声称“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46)。曾国藩进一步提出“资夷力”，“师夷智”，“精通其法”，“以徐图自强”的主张，并首创军械所、机器局，发起洋务自强运动。随后的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亦是借法自强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影响更大。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下层学子也“借法”西方，领导农民起义，建立普罗大众的理想“天国”。太平天国“借法”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洪秀全为代表，后期以洪仁玕为代表。
　　洪秀全学习、借法西方，借的是意识形态，是洋教，是基督教的“唯一真神”上帝，并借此创立了中国化的拜上帝教。借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改造中国，是一大创举，是近代国人学习、借法西方的首次尝试。其启发意义很大，突破了国人、尤其是士大夫的思维定式和法古传统，引导人们把眼光投向世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洪秀全借用的是中世纪的、过时的宗教神学，引进的是神灵上帝，违背时代潮流，也与中国的正统文化形成尖锐对立而发生激烈冲突。科学在不断进步，民主、人权已成为近代社会解放的标尺，如果再照搬西方中世纪的旧教神学来改造中国，建立政教合一、神权统治的国家，失败是必然的。
　　洪仁玕早年参与过创立拜上帝会，宣传过洋教、上帝。但进入香港后，广泛接触西方的社会和科学思想，冲淡了他的宗教神学观。《资政新篇》是他学习、借法西方新的产物，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改造太平天国，但遇到阻力，无法推行。在学习、借法西方的认识和实践方面，洪仁玕的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不失为先进人物。
　　太平天国把近代农民起义与学习、借法西方结合起来，既是创举，又是勉强的、矛盾的。他们离开中国国情，违背时代潮流，盲目引进而最终破产、失败。这对于后人学习、效法西方有教训，也有借鉴意义。学习西方学什么，借法西方借什么，今天仍然值得思考与讨论。鸦片战争后“借法”思潮的涌动，以及社会上层、下层的实践活动，开启了学习、借法西方的大门，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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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4 22:28:38 作者：徐松荣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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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