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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虽然工会和管理层都是为国家和工人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但毕竟岗位不同。工会绝不应成为“厂方的附属品”。邓子恢的报告得到了党中央首肯,全国总工会也将这份报告列为工会干部整风学习材料。

但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子恢的看法,并于1951 年4 月组织撰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对邓子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高岗认为,在公营企业里,不存在阶级矛盾,没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因此,公营企业中管理层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此后的争论中,刘少奇和当时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支持邓子恢的观点。但国基未稳的背景下,毛泽东为了确保人事稳定,消弭了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决定牺牲李立三。

1951 年底召开的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给李立三扣上了“狭隘的经济主义”和“严重的工团主义”两顶帽子,并撤销了他全总党组书记的职务,由赖若愚接任。③ 这次对李立三的批判给以后的工会工作带来了深远的消极影响。“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像两个紧箍咒一样长期禁锢着工会干部的思想,从而导致工会功能的萎缩。此后,工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局限于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而不能发挥保护职工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更有人提出了“工会消亡”论。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全国总工会甚至提出撤销县及县以下工会的方案,结果导致大量工会摘牌或停止活动。④

第四, 经常性的政治运动成为群众参与政治的特殊形式。从1949 年到“文革”结束,可以说是群众运动持续不断,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从20世纪50 年代初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 到50 年代中后期的反右、反右倾,再到六七十年代的四清、“文革”,运动几乎一个接着一个。这些运动具有三个共同特点。首先,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中共最高当局发动的。与其他执政者不同,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群众,一直把群众当作党最宝贵的资源,并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法宝之一。一遇到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总会想到用动员群众的方式加以解决。董必武曾不无感慨地说“,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接连发动了几个全国范围内的群众运动,都获得了超过预期的成绩”。毛泽东则更直截了当:“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 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⑤

其次,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对象要么是旧社会的老“精英”(如土改的对象地主、富农;镇反和肃反的对象反动党、团、军警特人员;三反的对象资本家;反右的对象知识分子) ,要么是解放后产生的新“精英”(如三反的对象国家工作人员;反右倾、四清和文革的对象党内各级领导干部) 。最后,运动的依靠对象是最广大的普通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现在有人说当时的政治运动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是在强迫命令情况下进行的。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亿万普通百姓是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其中的。否则,中共领导人决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诉诸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现在还有人说,当时卷入运动的群众是受了蒙蔽,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尽管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群众依然可以利用运动提供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愿。如果群众真是浑浑噩噩,他们卷入运动的行为应该是随机的,没有规律可循。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① 龚宣《: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次全国工会工作会议》《, 工会博览》2003 年第22 期。

② 引自胡其柱《: 工会转向:建国初期的工会之争》《, 聊城大学学报》2004 年第4 期,第48 页。

③ 樊济贤《: 建国初期有关工会问题的分歧与争论》《, 工会理论与实践》1999 年第6 期。

④ 艾棣《: 上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刮起的“工会消亡”风》《, 工会博览》2004 年第12 期。

⑤ 参见阚和庆、陈长生《: 建国后政治运动的历史反思:兼论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政治发展思想》《,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 年第6 期,第10 —11 页。

例如, 在所谓“最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分派的逻辑清晰可见,决不是“上当受骗”可以解释的。① 实际上,运动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有利于破除旧“精英”们对劳动人民的鄙视,遏制新“精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防止在他们中产生高高在上、压制民主、独断专行、拉帮结派、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现象。1949 年至“文革”结束,腐败现象之所以比较罕见,与群众运动的巨大声势与震慑作用是分不开的。② 在“文革”期间,为什么农村总的来说没有城市那么动荡? 对农村干部的斗争为什么没有城市那么残酷? 这并非是因为农民不善于参加群众运动。究其原因,大概与农民的怨气刚刚在四清运动中得到抒发是分不开的。③ 这个反差充分说明了政治运动是当年中国老百姓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需要指出的是,运动虽然是全国性的,但参与者最关切的主要是本单位、本地区的运动。对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运动,人们往往没有太大兴趣,除非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运动会影响本单位、本地区运动的力量对比和结局。

这四方面的变化对中国城乡居民政治参与的内容与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国家的主人,工农大众的参与权是谁也不能剥夺的,但他们不能通过工会和农会纵向联合的方式影响国家大政方针,只能在本社队或本单位对政策的执行者和执行过程施加影响。例如,农村生产队长往往是由本队社员选举产生的。④ 除此之外,社员还可以通过大会发言、向工作队反映情况、给上级机关和新闻机构写信等方式影响政策的实施。⑤ 在工矿企业,干部并非选举产生, 但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要求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这里所谓工人是指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在管理上,除了有工人群众作为专职人员的参与之外,工人群众还可以以非专职人员的身份参加管理。毛泽东把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精髓的鞍钢经验称之为“鞍钢宪法”,它在20世纪60 年代初至70 年代末成为公有制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⑥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鞍钢宪法”体现出来的经济民主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化为现实“, 两参一改三结合”都是单个企业内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1949 年至“文革”结束,就连人们的非制度化参与也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影响。那些深嵌入蜂窝状结构的人较少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恰恰是那些与蜂窝状结构若即若离的人更可能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参与政治。例如,从1957 年3 月至6 月,上海发生了1 300多起罢工和怠工事件,其中百分之九十发生在刚刚成立的小型公私合营企业中。这绝不是偶然的,与国有企业的工人不同,这些企业里的工人尚未完全适应蜂窝状结构。在公私合营企业职工中,又是那些还没有完全纳入蜂窝状结构的工人(如学徒工、临时工、合同工) 在罢工和怠工中最为积极。1957 年的上海工潮还有一个特点,工人并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联合起来的不满对象,他们抱怨的对象局限于本企业,无非是劳动补偿、管理风格之类的问题。因此,虽然单个厂的罢工不少,但形不成一个像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三次起义那样的全市性总罢工。这明显也与蜂窝状结构有关。①

① 王绍光《: 理性与疯狂:文革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② 裴育萍《: 对毛泽东“群众运动治腐”思想的思考》《,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1 卷第2 期;童中贤《: 论我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几个问题》《,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3 年第2 期。

③ 李若建《: 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 开放时代》2005 年第1 期。

④ John P. Burns. The Election of Production Team Cadres in Rural China : 1958 —1974 , China Quarterl y , 1978 , (74) :pp. 273 —296.

⑤ John P. Bur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easants in China , in Victor C. Falkenheim , ed. ,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2 temporary China ,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Michigan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1987 , pp. 91 —121.

⑥ Rensselaer W. Lee III. Ideology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Chinese Industry , 1949 —1971 , Asian S urvey , 1972 , 12 , (8) :pp. 647 —661 ; Charles Hoffmann.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Factories , Modern China , 1977 , 3 , (3) : pp. 291 —320 ;鞍钢宪法研究课题组《:“两参一改三结合”与国企改革和发展:为纪念“鞍钢宪法”40 周年而作》《, 党政干部学刊》2000 年第2期;罗定枫《: 关于“鞍钢宪法”的回忆与思考:纪念“鞍钢宪法”诞生四十周年》《, 党史纵横》2000 年第12 期;马宾《: 纪念毛泽东谈鞍钢宪法》《, 人民春秋》总第42 期,2003 年10 月15 日,http :/ / www. maostudy. org。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是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最早试图组建纵向联合的地区性或全国性组织,以突破蜂窝状结构的束缚,争取他们这些特殊群体的利益。中国的执政者对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参与方式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更习惯于掌管蜂窝状结构,哪怕是在蜂窝状结构下的造反。因此,对这类纵向联合、打破蜂窝状结构的全国性组织,即使原则上支持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毫不手软,当劝说解散不果时,他们很快宣布这些组织为“反动组织”,并加以取缔。② 1967 年初以后,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便很少出现。哪怕是造反精神最强的人也不敢再碰建立全国性组织这条政治“高压线”。“文革”头两年,各地跨单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当然不计其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蜂窝状结构。中央领导人很快认识到这种状况的潜在危险。因此,从1967 年上半年开始,他们便要求解散跨行业组织, ③到下半年,毛泽东更亲自发出指示,要求群众组织“按照系统, 按照行业, 按照班级, 实行革命的大联合”。④ 1968 年又提出“归口闹革命”的口号,强调按单位实现大联合。⑤ 只有在架空跨单位群众组织的条件下,中央才可能收拾“文革”头两年造成的乱局,恢复原有的蜂窝状结构。1969 年以后,多数省份很少再出现突破蜂窝状结构的现象,因此也比较稳定。

综上所述,在1949 年至“文革”结束, 工农大众政治参与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 但他们的参与有一条相当明确的边界,即他们所在的社队或单位。只是在“天下大乱”的“文革”期间,他们才在短暂的时间里有机会跨越这条边界。不过,这个机会瞬息即逝。至于被排斥在“人民”之外的“敌对分子”,则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四、1978 —1990 年

1978 年开始的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条件。改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坚持“人民主权”原则的同时,扩大了“人民”的范围。以前搞阶级斗争,将“黑五类”等排除在“人民”之外;现在,取消了阶级成分,摘了“右派”的帽子,不再讲阶级斗争,因此,所有人都顺理成章地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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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2 17:19:53 作者：王绍光出处：清华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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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