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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1 期;张辰《: 战后上海主要产业和工运概况》《, 档案与史学》2002 年第3 —5 期。1920 年代中期,为了获得广泛政治支持,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和土豪劣绅,国民党和新成立的***都花了大量力气组建工会和农会。到1927 年两党决裂前后,中国已经建立了700 个工会,拥有两百万会员。参见刘健清《: 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343 页。国共分裂后,两党分别控制自己的工人组织。据南京政府中央工商部1928 年调查,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会有1 117 个,177 万余会员。参见瑷Z :《历史上国民党领导和组织的工会》《, 工会博览》2004 年第7 期,第41 页。

在经过长期艰难的探索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一套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包括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派***员亲自加入帮会,采取“红心白皮”的方式开展工会工作;开办工人学校、俱乐部,与工人沟通感情,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等。***早期的工运领袖,如李立三、刘少奇、李启汉、包惠僧、陈潭秋、苏兆征、林祥谦、汪寿华、张维桢等就是这样身体力行打开工运局面的。只有通过这些迂回的方式,***才得以逐步将一些受帮会控制的工人组织改造为新型工会,获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② 如果忽视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纯而又纯的工人运动,往往遭到失败。③ 1922 —1923 年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5 年的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史实都说明,只有妥善处理好与帮会的关系,才能有力地推动工人运动。在这些成功的、跨越帮口的总罢工中,**的作用是胶合剂,把散落的“蜂室”聚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来自**的动员,单靠“自为”的工人阶级,也难以发动起有效的工人运动。在政治参与上,农民更容易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影响。虽然在晚清新政时期中国已出现自称“农会”的组织,但它们都是商办或绅办的职业团体,并为这些精英所把持, 与普通农民无关。④

1921 年9 月底爆发在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农民运动,虽然只存在了不到3 个月,却拉开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序幕。⑤ 次年6 月,彭湃在广东海丰组织了“六人农会”,并于1923 年元旦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衙前和海丰农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减租、争端、互救问题,仍局限于其所处的村落之中。⑥农民运动的高潮是在国共合作形成后才出现的。如图1 所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广东。从1924 年12 月到1926 年5 月,广东的农会会员由18 万猛增至62 万,其后又上升到83 万,会员人数几乎占全国同期农会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不过,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的精力北移,土豪劣绅马上有了反扑的可乘之机,加之广东国民政府首脑李济深迅速右转,压制农民运动,广东很快丧失了在全国农运的中心地位。⑦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湖南。本来湖南农民运动远远落后于广东,1926 年4 月,全省才有农会会员38 000 人。1926 年7 月、8 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形势急转直下。到1926 年12 月举行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农会已拥有130 余万会员。此后,农会会员人数快速膨胀,到1927 年4 月底,湖南全省农会会员达到518 万余人,几乎占全国农会会员的一半。⑧

① 参见黄美真《: 沦陷时期的上海工运》《, 历史研究》1994 年第4 期。

② 参见房晓军、胡长青《: 论党在早期工人运动中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23 卷。

③ 参见田素文《: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新特征》《, 山东师大学报》1994 年第2 期;周建超《: 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城市帮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 年第3 期;张军《: 秘密社会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求索》2005年第1 期;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 t rike : The Pol i tics of Chinese L abor , Chapter 2.

④ 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各省设立农会史料》《, 历史档案》1998 年第2 期;常书红、王先明《: 清末农会的兴起和士绅权力功能的变化》《, 社会科学研究》1999 年第2 期;于建嵘《: 20 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

⑤ 丁晓强《: 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1 期;陈晓蓉《: 略论浙东衙前农民运动》《, 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11 期。

⑥ 殷丽萍《: 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性质新论》《,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 年第1 期。

⑦ 李彦宏《: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心再认识》《,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5 期;李彦宏《: 大革命时期两个全国农民运动中心成因对比研究》《,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5 期;肖飞《: 论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1 期。

⑧ 范忠程《: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再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第5 期;吴忠华《: 大革命时期湖南成为全国农运中心的历史必然性》《, 辽宁师专学报》2004 年第4 期。

　

北伐军进入湖北后,农民运动出现了第三个高峰。此前,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湖北农运发展较慢。1925 年12 月省农协成立时,会员不过区区2 000 人左右。然而,随着北伐军的到来,农会会员很快在1926 年9 月增加到287 000 人。1927年3 月,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迎来了湖北农运的鼎盛期;2 个月后农会会员人数已高达250 余万,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在1927 年5 月的马日事变和7 月的武汉分共后,一片腥风血雨顿时吞噬了一度蓬勃的湖南、湖北农运,全部农会组织几乎顷刻瓦解。①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湖北是农民运动的中心,鼎盛期三省农会会员共计约800 万,而当时全国农会会员总数不过915 万人。② 从三省的情况看,农民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再到衰落不过短短一年左右,最长不超过两年,真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何解释这大起大落呢?③ 很明显,农民运动能在短期内展开得如火如荼取决于两个外部条件。一是国民革命军摧毁了军阀控制的基层政权,使这三个省广大农村一度出现政权真空。两湖的农民运动就是在北伐军开进后才出现一日千里之势的。④ 二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发动,尤其是***人的革命动员。事实上,无论是衙前农民运动,还是海丰农民运动,都是***员发动的。北伐前,毛泽东和其他人曾试图在湖南组织农会,但组织者一旦离开或被杀害,农会就马上垮了。⑤ 北伐期间,***和国民党左派陆续派出大批农运特派员到湖南和湖北,发动农民支持北伐战争,组建农会。没有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动员,农民运动的勃然兴起也是难以想象的。⑥那么,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竟然毁于一旦呢? 前述两个外部条件的消失是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当时农民运动的蜂窝状特征也可以解释其脆弱性。

① 程得红《: 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农民协会》《, 湖北文史资料》2002 年第2 期;廖廷实《: 大革命后期的湖北农民运动述论》,《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 年第2 期。

②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第170 页。

③ 金冲及认为,中共没有及时在农民中发展武装力量是一个重要原因。参见氏著:《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

④ 在湖南,农会会员超过5 万人的那些县都处在北伐军由南向北挺进所经过的区域。而农协会员最少的是芷江县,只有274 人,那是在北伐军主力没有经过的湘西地区。参见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第31 —32 页。

⑤ 金冲及《: 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第23 —24 页。

⑥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 年7 月至1926 年9 月共举办了六届,共培养学员772 名,先后被分配到全国20 个省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26 年底至1927 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共举办了17 个地方性的农讲所或农训班,为当地培养了几千名农运干部。谭克绳《: 大革命时期湖南、湖北两省农民运动研究》《,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 年第5 期;杨建中《: 试析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农民运动高涨创造的条件》《, 沧桑》2003 年第3 期。

在1926 —1927 年的高潮期, 农民运动虽然从整体上看席卷数省,气势如虹,但农民协会基层组织带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和地方色彩。农民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地方为单位组建农民协会。广东国民政府曾试图将农会与宗族等血缘关系剥离开来,强调“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绝不可表示地方亲族或亲戚关系”。① 但实际上,同族同宗同时加入农会的现象相当普遍。当时还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即在杂姓乡里,如果其中一姓成立了农会,其他姓氏就不参加农会。成立农会的家族还往往借农会的势力凌辱其他的姓氏。当时规定一乡不得有两个农会,否则就会出现以不同姓氏为主的农会。②

两湖地区的农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蜂窝状结构中形成的农会关心的主要是本地(甚至本族) 的问题。如湖北黄冈县的农民遇到旱荒就参加农会,一旦下雨,农会就解散了。在湖南农民运动过程中,捉拿土豪劣绅时往往出现一姓农民与另一姓农民之间发生争夺的事情。③ 因为同样的原因,湖北许多农会会员不听从村农会的安排, 许多村农会不服从区农会的指挥,有的区农会不服从县农会的指挥。④ 湖南省农民协会1927 年也抱怨,全省各地“区农协不服县农协指挥,乡农协不服区农协指挥,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现象”比比皆是,相当普遍,以至于“省农协简直失掉指挥全省工作的作用”。⑤ 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⑥ 看来,当时的农民运动也复制着这种“差序格局”。当农民运动同时在一个个蜂室里兴起时,也许看似轰轰烈烈,然而,一旦支撑农民运动的外边条件消失,各村、各乡、各县的农会便不得不孤军作战。在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下,运动的失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于1928 年通过了《农民协会组织条例》,1930 年通过了《农会法》,1938 年通过了《各级农会调整办法》,并试图在各级建立御用的农会。南京政府声称,到1938 年全国共有33 000 个基层农民组织, 拥有会员近3 500 万人。⑦ 然而同时国民党自己也承认,“我国农民运动,自民国十六年以还,渐趋消沉,各级农会虽多依法组织,而实质极为空虚,工作几近废弛”。⑧ 如果说国民党控制的农会还有什么功能的话,那便是它们“纯粹成为县政府执行征兵、派夫、农林、水利、生产等政令的工具”, ⑨完全没有利益表达的作用。

在***控制的苏区、边区、根据地、解放区情况则完全不同。与国民党统治区压抑人民政治参与的做法截然相反,***在自己控制的地区鼓励人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并建立各种机制,为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有效途径。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便实现了劳动群众普遍的选举权:凡是苏区的工农群众,无论性别、财产、种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均享有苏维埃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剥削阶级及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剥夺。这反映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工农民主专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这的确是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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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2 17:19:53 作者：王绍光出处：清华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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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