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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ian S tudies , 1982 , XL I , (3) : pp . 453 —484.

③ 钱穆《: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41 —45 页。

④ William T. de Bary. 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 , in Chinese Thought and I nsti tutions , ed. , by John K.Fairbank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7.

⑤ Merle Goldman. China?s I ntel lectuals : A dvise and Dissent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1.

⑥ 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第28 —29 页。

⑦ Peng2yuan Cha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The Parliament of 1913 —1914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78 , XXXVII , (2) : pp. 293 —313.

⑧ 熊秋良《: 论民国初年的选举法》《, 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1 期(总第156 期) 。

根据张玉法的研究,在1899 —1909 年间中国就出现过265 个商业社团。不过,早期社团一般都很脆弱、短命,稍纵即逝。② 辛亥革命为商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1912 年,全国仅有57家商会, ③但到1915 年, 商会总数已经增长到1 242 家。④ 在清末民初中央政治权威衰落的背景下,以商会为中心,商人们广泛参加了抵货运动和其他政治活动,并在地方自治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⑤ 其后在20 年代初期,工商业者逐渐摆脱了“在商言商”的旧习,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政治运动和争取政治权利。他们多次主动发起请愿、抗议等政治运动,敦促国会制定宪法,要求监督国家和地方财政,要求废督裁兵,直到自行组织具有立法机关性质的“国是会议”和具有行政机关性质的“民治委员会”。到20 年代中期,甚至还有人提出成立“商人政府”的主张。⑥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便着手对商人团体及其他职业团体进行改组整顿,企图把它们纳入训政体制,加以控制。此后,虽然商人阶层也曾偶尔主动参与政治,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府的附庸。只是到了1947 —1949 年间,当国民党政府陷入风雨飘摇时,商会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才再一次爆发出来。⑦ 不过,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蜂窝状结构的效力在乡下和小城镇依然很大,那里的商人们在政治上未必如此投入。⑧

同一时期,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也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在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展开了一轮大规模的结社运动。在1920 —1923 年间,成百上千个青年团体、学会、文学俱乐部和互助合作社等在各大城市出现,大中学生和教授在结社中尤为积极。⑨ 青年学生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派豪情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早期学生运动到“五四运动”, 从“五卅”时期的大规模卷入,到抗战前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再到抗战胜利后波澜壮阔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青年学生在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偶尔也走上街头,但他们更多地采取办刊撰稿和组党的方式来影响时政。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1896 年) ,到梁启超创办《清议报》(1898 年)和《新民丛报》(1902 年) ,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1916 年) ,到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1919 年) ,到丁文江倡办《努力周报》(1922 年) ,到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1932 年) ,再到储安平创办《观察》(1946 年) ,都是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办报办杂志来参与和影响社会变革的例证。这些刊物几乎每个都代表着一股风潮、一个时代,对当时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过极大的冲击。lu 除了办刊办报外,有些知识分子还直接投身政治,组建起自己的党派。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就出现过一个组党热潮,据张玉法考证,民初国会选举时,竟有大小600 余个政团参加。当然,它们大多数是昙花一现,不久就销声匿迹了。lv二三十年代,又陆续出现一些**和代**色彩的团体,如中国致公党(1925 年) 、中国农工民主党(1930 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 年) 、国家社会党(1934 年) 、中国青年党(1934 年) 、全国各界救国会(1936 年) 。

① 虞和平《: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年。

② 张玉法《: 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年,第90 —148 页。

③ 朱英《: 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55 页。

④ 《民国八年中国年鉴》(民国八年版之影印版) ,台北:天一出版社,1975 年,第117 页。

⑤ 马小泉《: 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 天津社会科学》1997 年第4 期;杨振姣《: 论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 烟台大学学报》2003 年第16 卷第1 期。

⑥ 朱英《: “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江苏社会科学》2000 年第5 期。

⑦ 魏文享《: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 —1947》《, 开放时代》2004 年第5 期。

⑧ 冯筱才《: 1911 —1927 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 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6 期。

⑨ 王世刚、李修松《: 中国社团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358 、372 页。

10，20 世纪20 年代,胡适就曾说过“, 廿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致高一涵等四人关于《努力周刊》的停刊信,1923年10 月9 日,参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 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321 —322 页) 。

11，张玉法《: 民国初年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第33 页。

抗战期间出现了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 , 抗战胜利后,又相继产生了一些新的党派,如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 年) 、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 、九三学社(1946 年)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 年) 。这些党派有的依附国民党,有的支持***,还有的高举“第三势力”的旗帜。① 不管其纲领如何,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在传统社会,读书人就比其他阶层束缚少。到20 世纪上半叶,经过外来思想的撞击,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如果说商人参与的主要是地方政治,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则试图为中国向何处去寻找答案。

19 世纪40 年代中国出现近代工业。从那以后,新兴的工人阶级便开始在中国历史舞台崭露头角。据估算, 到1919 年前后, 全国当时有约260 万产业工人和1 800 —2 000 万手工业作坊工人、小型店铺职工和城镇苦力,他们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都市里。②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断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工人们虽然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但他们的斗争方式不仅没有摆脱传统蜂窝状结构的影响,反倒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强烈影响。这与中国工人队伍的来源有极大的关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在城市里是背井离乡、远道而来的外乡人。为了在陌生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保护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往往集中在某个行业。因此有近代上海“广州木匠、宁波铜匠、盐城人力车夫”及“哈尔滨之理发者,皆为鄂人,北平之挑水夫,尽为鲁籍”的现象。在各地的码头搬运工、车船脚夫、城镇挑夫等苦力行业中,更是普遍存在不同籍贯的人各划地界、把持行市的情况“, 非其本帮,绝难羼入”。③ 即使必须与外地人在同一个行业共事,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也往往与同乡结成帮会,乡谊给他们一种归属感、亲近感和依赖感。如20 年代初在汉口铁路工人中,便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按照邓中夏的说法,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帮别人争夺工作的组织”。④ 换句话说,移民们在城市中复制了他们熟悉的蜂窝状结构。毛泽东在描述中国革命时曾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里,也是农村的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移民们的行为方式。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一种“传统”对“现代”的包围。⑤ 在这一背景下,工人运动受到帮会影响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中国早期的罢工绝大多数是由帮会发起和领导的,突破行会帮口界限的罢工是例外,而不是常例。⑥ 虽然乡谊有利于同籍工人内部的团结,使基于区域文化认同的工人组织有较强生命力; ⑦但与此同时,与帮会混杂在一起的工人组织往往追求狭隘的利益,并因此相互冲突,甚至械斗,很容易被雇主、买办、当局和军阀所利用,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无论如何,由于帮会的影响巨大,所有政治势力都希望利用帮会来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如此, ⑧日伪政权如此, ①中国***也是如此。

① Edmund S. K. Fung. The Alternative of Loyal Opposition :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and Chinese Democracy , 1937 —1949 ,Modern China , 1991 , 17 , (2) : pp. 260 —289 ; Edmund S. K. Fung.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Minor Parties and Groups in Republican China , Modern China , 1994 , 20 , (4) : pp. 478 —508.

② 王永玺《: 中国工会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第6 页。

③ 高爱娣《: 行帮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影响》《,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17 卷第3 期,第48 页。

④ 蔡少卿、刘平《: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学术研究》2000 年第3 期,第74 页。

⑤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t 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 abor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 10 —15.

⑥ 高爱娣《: 行帮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影响》《,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17 卷第3 期,第49 页。

⑦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t 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 abor.

⑧ 参见王永玺《: 浅析行帮、会党与中国工会运动》《,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0 年第14 卷第3 期;顾健娣、林齐模《: 杜月笙和上海工运》《,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21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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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2 17:19:53 作者：王绍光出处：清华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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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