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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摘　要: 政治参与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不单单是政治权利的体现,而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从中国古代阶级社会、民国、1949 —1977年、1978 —1990年等四个不同阶段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方式以及不同群体在参与影响力上的差别看 ,以影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为解释变量,以古观今,全面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参与危机。一方面社会上存在要求参与的压力,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希望回应参与危机。在两方面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新形式。

关键词: 政治文化;　社会结构;　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北京 100084)

文化恰恰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是

一、古　　代

在原始社会里,民众似乎有参与的权利。《诗经》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里的“先民”据说是上古之君,把这句话译为白话就是:古之人君决策前,一定会征求庶民的意见。这就意味着,“最古之世,人民之得以参与政事者也”。①

但在传统阶级社会,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需求并不高,他们对公共性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在古代中国,有两样东西形成了利益表达难以逾越的屏障,一是传统政治文化,一是传统社会结构。利益表达的前提是承认民众个人或群体利益是正当的, 但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是“和”。② 为了实现“和”的理想,可以有两种做法。

① 吕思勉《: 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370 页。

② 钱穆《: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年,第27 —31 页。

一种做法是让初始不合拍的各种利益得到表达, 让它们在相互碰撞中整合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另一个做法是压抑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选择的是后一种做法,它是一种整体本位的文化,这里的“整体”相对于个人是家庭,相对于家庭是家族,相对于家族是地方,相对于地方是国家,个人只是这些外延不断扩大的整体中的一分子。个人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甚至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同理,小群体的利益应当服从大群体利益,并为大群体利益作出牺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被称之为义务本位的文化, 而不是权利本位的文化,它强调的是人们应尽的义务, 而不是应该享受的权利。① 在这种整体本位和义务本位的文化里,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显然没有一席之地。② 如孔圣人便有“民可使由”、“庶人不议”的主张。

也许有些人会举出从孟子到黄宗羲的民本主义者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成分。不错,孟子贵民,认为政权转移及政策取舍都应该考虑人心之向背。但是,孟子虽然重视民意和舆情,我们翻遍一部《孟子》也找不到关于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只言片语。大概孟老夫子认为民心靠君主用心去体会足矣。萧公权对孟子的评价十分到位: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 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与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故在孟子之思想中民意仅能作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劳心”之阶级。③

黄宗羲比孟子晚生近两千年,是清初民本思想的领军人物。他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不仅如此,黄梨州还参照明代政治之流弊,提出了以“贵民”为基本理念的一整套变法建议,涉及国体、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田制、财计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想法的核心是“分治”,让地方势力和宰相来制衡君权,民众的参与并不在其视野之内。难怪萧公权感叹道:“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州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④

传统社会结构对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影响同样深远。在农耕时代,中国社会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蜂巢,由无数个蜂室组成。在这里,我们不去细究作为其基本构件,每个蜂室到底是村落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的社区。⑤ 无论其基本单位是什么,每个蜂室是一个带有强烈内聚性的经济体。它有明确而稳定的边界,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产、运输、交易和信贷体系。除此之外,每个蜂室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共同体,人们的婚姻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都在其中形成,人们的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活动在其中发生,人们之间的政治交往和权力关系也在其中展开。基层共同体的居民对区域内部状况相当了解,并具有高度的集体认同感,但他们对区域外的世界却十分陌生,并充满疑虑。

在这种蜂窝状结构的社会里,由于人们的切身利益主要与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小共同体相关,他们的视野往往局限在那个小小的蜂室之内,而对整个蜂巢不甚了了,所谓“天高皇帝远”是也。每个基层共同体的成员主要由农民构成,但也有乡绅、工匠、商贾和僧侣,其中乡绅是国家机器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商贾则沟通此蜂室与彼蜂室之间的有限的经济往来。正是这些不是农民的人维系着各个蜂室与整个蜂巢的关系。⑥ 在蜂窝状结构下,即使赋予农民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充其量只能在小共同体内行使这种权利。更何况传统政治文化根本不允许他们享有这种权利。① 社会结构对参与的影响也许在传统文化被摧毁后会表现得更显著。

① 近30 年来国内外都有人试图证明在中国传统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儒学与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不矛盾。如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 《: 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琪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年。但他们的论证往往从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 经典中抽取只言片语,且忽略了儒学对人们行为的实际影响。Chenyang Li. Confucian Value and Democrat2 ic Value , The J ournal of V alue Inqui ry , 1997 , 31 : pp. 183 —193 ; Robert Weatherley. Harmony , Hierarchy and Duty Based Morality : The Confucian Antipathy Towards Rights , J ournal of Asian Paci f ic Communication , 2002 , 12 :2 , pp. 245 —267.

② Lucian W. Pye.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 An Overview Interpretation , China Quarterl y , 1991 , 127 : pp. 443 —466.

③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 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87 页。

④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 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560 页。

⑤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有人认为是村落,有人认为是基层市场社区。刘玉照:《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第5 期。

⑥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 ructure in Rural China , Part 1 , 2 , 3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64 —1965 , 24 , (1 —3) ;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Peasant 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 An Open and Shut Case , Com2 parati ve S tudies in S ociet y and History , 1971 , 13 , (3) ;杜赞奇《: 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 —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在中国古代,只有那些传统政治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约束不了的阶层才得以较多地表达其意见。这首先是指知识精英———士大夫。早在周武王伐商纣时,就有伯夷、叔齐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秦汉以下,政治上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后,士大夫更是被国家揽于彀中。但是,相对于其他所有阶级,士大夫有一些特殊的力量来制衡皇权。②

于是“, 在政府里,由臣下来批评君上,有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历代正史中随处可见。③ 士大夫之所以能特立独行,一方面是因为儒家传统期待他们在君主荒淫无道时站出来说话, 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士大夫这个阶层在蜂窝状社会结构里地位特殊,具有双重角色,游走在蜂室与蜂巢之间,能进能退。⑤

工匠和商人也比一般农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国出现都市化的趋势。规模日益扩大的城镇与传统的蜂室不太一样,其内聚性没有农村社区那么强。随着城镇工商业的发展,财富的累积, 人口的膨胀,出现了一些商业性和工匠性的职能团体。缙绅阶层虽然不屑参与这些团体, 但也不能忽视这些团体在城镇中的影响力。不过,这些团体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和地方性的, 从未成为独立的、全国性的政治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镇没有西欧那种城市自治权,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抑商文化的作用,这些团体甚至还需仰仗缙绅担任与地方政府交涉的媒介,根本不可能成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所谓“市民社会”。⑥

二、民　　国

清末民初,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都开始发生松动,尤其传统文化对大众参与的敌视受到撼动。但辛亥革命主要还是一场政治革命,文化革命要等到“五四”前后,社会革命还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引入了一整套西式政治体制,如总统、国会、政党、选举等。看上去热热闹闹,但政治参与的范围只是稍稍扩大了一些,从只允许士绅参与,扩展至包括一些都市新精英(如商人、新学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学生等) 。以1913 —1914年的国会选举为例,由于存在财产、税负和教育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只有10. 5 %的人口成为合法的登记选民。⑦ 当时选民由各省自报,这个数字很可能有较大的浮报和滥报成分。⑧

在新精英中,商人的角色值得注意。这里说的商人,不是分散在农村的老式商贩,而是集中在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 的新兴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不再受传统蜂窝状结构束缚,其成员牵涉的利益关系更加广泛复杂,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域或特定行业,他们的视野也相应比传统精英要宽广得多。随着工商业在清末民初的发展,这个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商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商会这种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社会团体, 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崭新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①

① 在中国古代,农民的参与只有在动乱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如从陈胜、吴广到黄巾、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不过“这种力量暴起暴落,有破坏性的冲击,却不能构成制度性的制衡”。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32 页。

② 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第30 —32 页。一个例子是,士大夫往往可以利用“清议”来评论政治和政策。Mary Backus Rankin. “Public Opinion”and Political Power : 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 J ournal of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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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2 17:19:53 作者：王绍光出处：清华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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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