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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溥仪被逐出宫的态度看思想启蒙兼谈宽容精神

折一经刊出，学界哗然，胡氏成为焦点，讨伐四起。旋即有人以“反清大同盟”名义在报上发表宣言，要求将胡适驱逐出京。8月26日，因胡氏没有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言上签名，“上海学生联合会”致信胡适说：“……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较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胡氏声名狼藉。（5）

　　自此，在激进主义者眼中，胡适被铁定戴上了类似“封建余孽”的帽子，更成为被棒打的“罪过”之一，时不时被倒腾出来“曝光”。二三十年代，有人这样做，如鲁迅，以其特有的文风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这是鲁氏杂文超一流的魅力所在。1950年代，胡氏更升级为政治标签，借批判胡氏来划分阶级和立场，以跨出对知识分子不断改造的第一步。

　　其实，狂飙突进、暴风骤雨式激进的社会革命，不仅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和灾难，而且会使人性扭曲甚至荡然无存。在“革命”名义下，自以为真理在手，对异己一个也不放过的绝决，最容易煽动起浪漫主义的激情而走向可怕的极端。这种思想倾向的苗头，事实上在二三十年代即已呈现。早在溥仪出宫前、曹锟执政时期，曾有人建议拆除外朝三大殿，建造西式国民议会大厦，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幸好有“秀才军阀”之称的吴佩孚，在洛阳电告全国：“若毁此三殿，中国将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此事才搁浅。不料，溥仪被逐出宫的1928年，民国议会经亨颐提出一个荒谬绝伦的提案：故宫既然是清室私人逆产，主张废除故宫。这一提案居然在民国议会上获得了通过。文化界人士愤怒了，在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驳斥这一提案的荒唐。结果，故宫博物院得以保存。如果没有文化界人士的抗争，人们今天还能看到故宫全貌吗？但是，在不到五十年时间里，历史却一再体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幕……近年来，人们用理性眼光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结下了许多果实。其中，启蒙不彻底，对传统**体制认识不足，类似这样观点日益被认同。通过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溥仪被逐出宫的态度的粗略考察，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看法。

　　反观胡适，他一直没有停止在溥仪被逐出宫事件上对自己言行的反思，曾于“九·一八”前夕，对徐志摩、罗尔纲承认自己当年反对驱逐溥仪是错了。虽然这是师友间私密范围内的谈话，这表明胡氏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当然，胡氏也是人，人性的弱点也不同程度存在，如爱惜名誉等等。一生处于毁誉漩涡中心的胡氏，在经历了大起大伏的人生波折后，胡氏于1959年3月写下了《容忍与自由》一文，被誉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殷海光语）。在这篇文章中，胡氏从自己早年的一段学术经历谈起，说明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的道理；又以近代欧洲马丁·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为例，说明喜同恶异的人性习惯、深信自己不会错的心理，是一切不宽容的根源；最后，又联想到与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通信，认为陈氏对提倡白话文运动中坚持“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观点，不仅武断，更是不宽容的体现。

　　重温胡适的这篇文章，重新审视溥仪被逐出宫事件，我们不由得又想起他回应二李批评时曾说过的话语，“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这真是意味深长。

　　理性、温和、多元的批评，最具建设性。

　　注释：

　　（1）《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全文如下

　　今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规章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一、大清宣统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

　　二、自本条件修改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三、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禁宫，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寝陵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五、其一切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当归民国政府所有。

　　（2）《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全文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款俸饷，仍如其旧。

　　（3）“欺人之弱”，是指溥仪；“乘人之丧”，是指月余前瑾太妃去世。

　　（4）胡氏此信发表后的当天，庄士敦致信胡适，称“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云云。值得一提的是，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记述了一位重要人物对溥仪被逐出宫事件的看法。此人是晚清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和实业家唐绍仪。作为清廷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唐氏在与南方议和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为大总统的协议，民国得以初肇。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出于多方原因，《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曾一度被厚诬为记述失实，而降低了其史料价值。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由于近现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过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也就以政治为风向标了；同时，也夹杂着出于不同目的和利益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所带来了的复杂多变人际关系。从庄士敦一生言行来看，书中记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真实可靠的。由唐氏一生的思想和作为来看，唐氏此番评论也是可信的。唐氏的观点与胡适较为接近。

　　（5）驱章运动，背景复杂，既有教授们各自思想观点上的分歧，又有北京高校圈子内部的派系和人事之争。遗老金梁奏折的公布，即是一例。不难想见，中国人的“窝里斗”源远流长，知识界尤甚。胡适本来就因与溥仪会面而备受非议，对溥仪被逐出宫又公然反对，此时公布金梁奏折，不啻是给激情澎湃、涉世未深的学子们火上浇油。因此，驱胡运动也同样复杂。

　　参考文献：

　　1、《故宫》第十集：从皇宫到博物院 www.xinhuanet.com 2008年04月16日 15:37:30　来源：CCTV。

　　2、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

　　3、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版。

　　4、吴瀛：《故宫尘梦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版5月版。

　　5、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王庆祥：《溥仪人脉地图》，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9、《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刘绍唐主编：《胡适选集·杂文》，台湾：传记文学社印行，1970年版。

　　附录：

　　《容忍与自由》

　　胡适

　　（胡适先生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写于1959年3月12日，四天后发表，被殷海光先生誉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胡适先生把tolerance翻译成容忍，其实翻译成宽容更精确一点，胡适先生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后来改口为宽容。宽容，正是民主的精髓之处。）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0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

　　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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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2 15:37:13 作者：竹天润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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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