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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溥仪被逐出宫的态度看思想启蒙兼谈宽容精神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社会各界对溥仪被逐出宫的态度，以及周作人等人与胡适的辨难，考察19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思想启蒙状况和倾向，兼谈宽容精神。

　　关键词：溥仪故宫胡适思想启蒙宽容精神

　　1924年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基督将军”冯玉祥导演的“北京政变”，历时月余，便落下了帷幕。这场发生于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的政变，从结果上看，无非是段祺瑞取代了曹锟、张作霖赶跑了吴佩孚，留下的依然是武夫与政客通奸的乱糟糟“国是”，虽然说这已是民国十三年了。

　　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烟花般目不暇接的靓丽相比，需要展示实力和财富的做“嫁衣裳”者，自然就抢了镜头，冷落了溥仪被逐出宫这一事件所包含的丰富历史意蕴。在众多史家的论著中，这一事件被一笔带过、当成了历史花絮，似乎轻得这“过了气”的皇帝被逐出宫、传统**主义的余绪由此也就划上了句号。至少，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和重视不够。

　　本文试图通过社会各界对溥仪被逐出宫的态度，以及周作人等人与胡适的辨难，考察19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思想启蒙状况和倾向，兼谈宽容精神。

　　一社会各界对溥仪被逐出宫的态度

　　1924年11月5日，奉黄郛摄政内阁4日作出的清废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改由摄政内阁与清室修正优待条件的议决，由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的鹿钟麟、京师警察厅总监张璧和国民代表李石曾（后出任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理事长）负责执行。这一天，鹿钟麟等三人率领三十多名士兵和警察，来到紫禁城内廷，见到内务府总管大臣绍英等人，拿出《修正清室优待条件》（1），责令逊帝立即出宫。这时，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这一突然变故，使溥仪等人惊惶失措，旋即提出：希望对方能宽限一个月、或十日、或三天再搬。几经交涉后，鹿钟麟以如再拖延、景山上就开炮相威胁，溥仪等人只好匆匆离开了储秀宫。自此，逊清皇室永远告别了紫禁城。

　　有关溥仪被逐出宫的史实，大致如此。

　　对溥仪被逐出宫，“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社会反响强烈。大致可分四类：

　　第一类，表示支持，并予以高度评价，当以章太炎为典型。事件发生后，章太炎致电黄郛等人，盛誉为“第一功”。章氏认为，溥仪身在“五族共和”之中，退位前已与民国政府签订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八款”协议（2），理应遵守约定，然而却在民国六年参与“辫帅”张勋的复辟活动、制造内乱。在章氏看来，溥仪缺乏诚信、不遵守协议在先，那么“优待条件自消”；本应追究溥仪的刑事责任，如今只令其出宫，“仍似过宽”。这位以反满为己任的“有学问的革命家”，激情似不减当年，大有把清室推上革命断头台的内心冲动。章氏的看法极具代表性，符合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想法，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声音。孙中山也不例外，致电冯玉祥，天真地认为“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

　　北京民间也有组织的燃放鞭炮，并开庆功会。当年仅八岁的京剧小演员宋保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就是庆功会，那个，大概有几万部队呢，都在看戏，黑压压的一片，那时候，冯玉祥嘛穿一个灰色布的棉裤棉袄，还有他的爱人李德全给了我两块大洋，冯玉祥嘛抓了一把花生给我，大家都很开心的。”

　　第二类，表面同意，内心强烈抵制，当以清室遗老派为典型。当然，遗老派的成分极其复杂，言论也不尽相同，或彻骨哀鸣，或假戏真做，但是在维护君主体制上却表现出惊人一致。不过，他们也知道“世界潮流”，再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亦是不可能的了。身处“小朝廷”、自幼被遗老们包围着的溥仪，也颇识时务，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虚伪表示：“余极愿为一自由之人，长此困守深宫，胥为礼法束缚，余甚难堪。此次出宫，为余夙愿，今始克偿，故并无其他不便之感。”溥仪的这两句话，唯一“真实”之处在于头一句的“自由”，与他内心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重振祖业如出一辙，因为君主的权力是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的。

　　第三类，表示不满，但是并不激烈，当以段祺瑞为典型。段氏致电冯玉样，称：“颂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佐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段氏虽然是“北京政变”后期的主角之一，不乏出于自己利益考量而权变的因素在内，但是话说得倒是合情入理，无可挑剔。

　　第四类，公然反对，向政府提出“抗议”，当以胡适为典型。也就在溥仪被逐出宫的当天晚上，住在北京西山的胡氏，“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遂致信黄郛摄政内阁中出任外交总长的王正廷，并希望把此信转给黄氏。信的开头，胡氏写道：“……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界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3），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11月9日，这封信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与两年前与溥仪会面一样，胡氏由此又一次陷入舆论漩涡，一时成为被讨伐的对象（4）。

　　二周作人、二李与胡适的辨难

　　一向爱惜自己羽毛的胡适，何以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对驱逐溥仪出宫呢？这位被他的反对者称之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爆得大名”的洋博士，果真如同当时坊间对他的谩骂和诬蔑是“复辟余孽”？

　　这的确令人费解，以致他的朋友们如周作人、朱经农、李书华、李宗侗等人，对“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觉得非常骇异”，纷纷致函质疑，提出批评。在笔战如同家常便饭的二三十年代，双方之间的辨诘和问难，使人感叹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空气恍如隔世外，更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献，得以最大限度还原历史、揭开事实真相。

　　综观周作人等人对胡适的批评，除去意气用事的口水战，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以暴易暴，以及暴力的合理性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周作人与胡适的辨难。

　　周作人认为，“既然清室复过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了，面对国外在国内的报纸经常鼓吹复辟的危险，始有今日以暴力驱逐溥仪出宫的行为。责任来自三方面：当局以妇人之仁，对清室过于姑息；清室又不知自重，主动搬出宫禁；还有鼓吹复辟的外国人，也难脱干系。周氏写道：“这次的事从我们的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很明显，周氏发难的核心在于：以暴力驱逐溥仪出宫是一件“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针对周作人的发难，胡适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解释，澄清问题，以消除误解。胡氏的回信中最关键有两点：第一，“外间人说，解决此事，只有暴力一途；若假以时日，则必不成。……我以为，此次若从容提议，多保存一点‘绅士行为’，此事亦未尝不可办到。只此一点是你和我的不同之点。此外我并没有什么异议。”由此可见，胡氏并不反对清室出宫，只不过在出宫的形式上不赞成采取以武力达到目的。这也是他与周氏以及绝大多数人的分歧点。第二，胡氏颇在意周氏“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的说法，也许考虑到自己出于冲动而致信黄郛内阁有欠稳妥，故而认为周氏“这话里的感情分子之多，正与我的原书不相上下。我们若讨论‘什么是极正当’，那就又要引起二十五万字的讨论了”。对此，胡氏表示“不愿意讨论此语，只说明我对此事的态度”。什么是极正当，即暴力的合理性问题，就不仅仅是武力逼宫的形式问题，而是涉及社会改造的实质问题。这又岂能是一两篇书信所能说明白的？！在此，我们看到胡氏的个性：在辨难中充分尊重对方，又时时反思，而绝不轻易放弃自己观点的执著性格。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李书华、李宗侗与胡适的辨难。

　　自民国成立以来，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线，乾清门以南归民国政府所有，乾清门以北，即原来的后宫部分由逊清皇室居住。这就出现了一座宫殿内并存两个朝代的千古奇观，时人称这是另一种“国中之国”的怪现象。李书华、李宗侗由此表明态度：“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是迟了十三年了。”二李进而从法理上阐明：“‘清室优待条件’，乃非牛非马、不伦不类、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一种条件。这是民国对于清废帝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当然不能相提并论。”论理至此，可谓充分，适可而止，更见气度，但是二李笔锋一转，写道：“……然则欲使清帝取消帝号，必先等待复辟成功，清室复兴，再乘其复兴后之全胜时代，以温和、谦逊、恭敬或它种方法行之，方为民国史上一件最名誉的事……”如此推理，二李已把辩论推向了口水战。

　　对此，胡适予以答复。由于这篇日记对了解和深入认识胡氏的思想极为重要，因此我们全文照录，立此存照。

　　书华、玄伯两先生：

　　谢谢你们的信。

　　人各有不同，不能强同。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亡党而不害其为民国。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谩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陋空气而已。贤如两位先生，尚疑我要“必先等待复辟成功，清室复兴，再乘其复兴后之全胜时代，以温和、谦逊、恭敬或它种方法行之”！此语在两位先生或以为是逻辑的推论，但我读了只觉得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使人难受。你们既说我是“根本错误”，我也不愿意申辩。我只要指出，在一个民国里，我偶然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

　　弟胡适十三、十一、二十八

　　通读这篇日记，胡适动了真气，体现出复周作人信中不曾有的严厉措辞。即便如此，胡氏的从容淡定、温和理性的文风和人品依然跃然纸上。“根本”、“绝对”一类语汇，只会出现在自诩为坚信掌握了真理且无比正确者的口中。在这一点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颇有贡献的年轻时代的周作人，也未能例外。因此，胡氏对二李后续的挑战，采取了“老僧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予理睬。双方的辨难至此告一段落。

　　三溥仪被逐出宫风波的前缘后世

　　在溥仪被逐出宫事件上，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界，对胡适观点和做法的误解、怀疑甚至反对，源自1922年5月30日胡适入宫和溥仪的第一次会面。胡、溥相见，被新闻界捅出后，在当时就引起了一场指责胡氏的风波。有关会面和风波的史实，可参阅《溥仪人脉地图》一书中“溥仪和胡适”章，本文在此不做赘述，略作解读。诚如胡氏对社会解释那样，胡、溥会面确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对十七岁溥仪的同情，以及见到溥仪后的兴奋，这些都是事实，也在人的情理之中，不必讳忌。帝制被推翻，并不一定意味着逊帝就成为社会“禁忌”，恰恰说明胡氏做了一件“很有人情味儿的事”。颇具反讽的是，就在当年11月30日溥仪大婚时，礼单上一大串显贵人物的名字中，赫然列有冯玉祥送的一柄“白玉大喜如意”。这说明逊帝在当年并不是社会的“禁忌”。溥仪可以在宫中会见各路洋人、显贵贤达，独独会见了胡氏，就能证明胡氏的思想有问题？这颇耐人寻味。

　　溥仪被逐出宫的余波，并未因胡适的缄默而平静。1925年8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了遗老金梁于1924年春夏之交给溥仪的一片奏折，内中涉及胡氏。金梁一厢情愿认为，逊帝只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同仁“化之以德”，就能为我复辟所用，胡氏就是例子。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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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2 15:37:13 作者：竹天润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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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评论] ·对溥仪被逐出宫的态度看思想启蒙兼谈宽容精神

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