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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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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工业化大跃进是随着1840－50年代铁路网的修建和鲁尔地区发现巨大矿藏而开始的。铁路的修建带动了钢铁工业、煤矿工业与机械工业。德国的煤矿从1820年的1.3百万吨增至1850年的5.1百万吨，到1913年的190百万吨，加上87万吨的褐煤，几乎占了整个欧洲大陆煤产量的三分之二，生铁在1826年超过了10万吨，1867年超过一百万吨，而到1913年超过了13百万吨。钢产量从1870年的126000万吨增为1913年的17.6百万吨。生产组织的规模很大，很现代并具有很高的效率。例如，1900年时至少有24个鲁尔的煤矿的年产量超过了500000吨，1902年，德国平均每个钢铁工厂的产量为75000吨，而英国仅为40000吨。32换言之，德国经济发展能够后来居上，统一后强大的民族国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难看出，欧洲民族主义推动着民族国家的建设，而民族国家又推动着本国的工业发展。这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后果，是欧洲几个主要的大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民族主义是欧洲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原动力之一。

　　六，

　　然而，民族国家的建立虽然对推动本国的现代化事业极为重要，其局限性也由此显露出来，那就是，这种工业化是由资本推动的，资本的扩展是无止境的，不同民族资本的利益又通常是相互冲突的。已有的欧洲民族国家不仅只保护本国利益,还往往将本民族的利益推向极致。换言之，欧洲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全球性与其政治疆域的地区性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当一系列强国完成了对世界其余国家的控制和势力范围的分割，依然还是不能有效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对民族国家的崇拜又成为一种压倒性的非理性力量时，惨烈的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均在欧洲爆发，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正如韦尔斯在谈到近代欧洲的国家主义和民族崇拜时所言：

　　“它已经完全拜倒在这个奇异的国家的神话之前了。对这些握有主权的神祗，对‘意大利’的统一，对‘普鲁士’的霸权主义，对‘法兰西’的光荣和‘俄罗斯’的命运，欧洲好几代以来已经牺牲了可能的统一、和平、繁荣和千百万人的生命。”33

　　毫无疑问，推动欧洲近代以来持续发展的民族主义迷思，已经遭遇了其发展的瓶颈。当经历了战争的浩劫之后，史学泰斗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曾发表举世闻名的巨著《近世西方的国家至上理念》（Idee der Staatsrason inder neueren Geschichte）。该书目的旨在澄清一个问题：西方列强中到底谁是“国家至上主义”（raison d'etat ，Staatsrason ）的始作俑者？谁又是其最彻底的信奉者？梅尼克的答案是：“国家至上主义”乃是近世西方各国的集体创造。作为一种观念，它首先由意大利人（马基亚维利）提出，而作为一种实践，则由法国人黎塞留（Richelieu ）首次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作为一种信念，则没有人比英国人更成功地把它化成了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形成了每个英国人都会脱口而出的著名英国格言：“吾国说对就是对，吾国说错就是错”。梅尼克指出，英国人的这种信念不仅使它成为“国家至上主义”的最彻底信奉者，而且使它总是首先指责别人的“国家至上主义”，因为英国人的“国家至上主义”已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根本不可能对此有自我意识了。也是如此，在1899年海牙会议上，只有英国元帅费舍（John Fisher ）会如此赤裸裸地直言：“我只知道一条原理：强权就是公理（Might Is Right）”。事实上马基亚维利早就指出，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最强信仰，即深信吾国认为对的一定对，吾国认为错的一定错。 34盛洪曾对此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在两群人之间的贸易中，如果有一方结成同盟，即经济学中所说的卡特尔，显然会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即所谓谈判强力），从而改变由自由贸易所决定的财富分配，使之变得有利于结盟的一方。如果想在两群人之间改变初始的财富分配或资源占有，就要借助于武力。显然，采用民族主义文化、从而更易结盟的一方会拥有更强大的武力，能更有效地使用武力。因为，在多人的社会中，武力的水平不仅取决于武力的技术水平，更取决于组织水平。更易结盟意味着更容易集中一人群中的资源用于战争，更容易组织起有效率的、包含对付其它民族的职能的政府，更容易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地将暴力施于另一群人。 35即是说，民族主义中已经隐含着极为强烈的战争意识。

　　菲利普·克尔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的基本起因”就是人类被分割成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主权是没有理由存在的。他把美国宪法的制定当作建立联邦国家的先例。他说，世界一切民族既不是主权者，又不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唯一权力是斗争，那不是自由。他们能够获得自由并成为主权者的唯一方法是分享他们的主权，创立一个组织，对自己负责，由此他们可以通过法律管理人类问题。20世纪三十年代，他又表示坚信，“经济民族主义”这一国家主权的独特表达，是国际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并指出“只要我们依赖民族国家的主权，我们就绝不能逃避战争。”36

　　显然，欧洲民族主义在渡过了自己的“黄金发展期”以后，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已经无法有效地避免惨烈的世界大战。为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欧洲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化解机制。让·莫内早在1943年就在其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战后“如果各国重新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组成，就必然带来以求提高威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欧洲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欧洲各国不能组成一个联邦或欧洲实体，由它来组成一个经济统一体，欧洲的繁荣和社会进步就将是虚幻的。”因为欧洲各国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不能为其人民提供必要的繁荣，它们需要更大的市场。37也就是说，欧洲各国可以通过统一的协商方式，以某种欧洲联合的组织形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

　　事实上，欧洲联合的思想和主张一直存在，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呼声并未受到各国当政者的重视。二次大战的惨烈给欧洲各国和各阶层的人士以深刻印象，从而也使得欧洲联合的思想有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时，人们惊异地发现，在民族主义的冲突中，欧洲各国竟然已经大体上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而且是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

　　如果将欧洲现代化初始阶段的民族主义视作如同“让一部分民族先富起来”的旗帜，现在，则是到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了。换言之，已经处于现代化平台之上的欧洲，需要新的理念和政策。战后的欧洲国家既有这个愿望，又有实现这个愿望的物质和政治基础。38于是，以前只是一种朦胧状态的欧洲联盟理想，在二战后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二战后欧洲联合的设想从欧共体开始到欧盟，逐步搭建起一个以欧洲名义生存的经济共荣圈。无论新的欧洲联盟是否可以克服民族主义带来的种种缺陷，它却至少避免了原来各个民族主权国家相互争战的可怕局面。从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的进展看，社会形态同质、核心价值观一致的欧盟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民族国家冲突的噩梦，尽管这一民族融合的尝试不时有挫折，它的一系列制度构建也不断遭到人们的质疑，它前进的势头却令人惊讶地不可阻挡，而且其成员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冷战结束后，一些前华约集团的东欧国家也加入了欧盟，这在舒曼最初提出其计划时肯定是无法想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是，很多西方共同的价值准则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得到了体现并限制了原有民族国家的部分功能。正如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在全球化的态势下，民族国家将被迫自由化，竞争将会加剧，劳动力市场会更富有弹性，而政府的干预会受到更大的限制。39与此同时，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则会不断地增加，而且一个欧洲国家其公民享有的权利会很快影响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其中，以人权为导向的制度建设影响最大，因为人权与各国制度权利之间存在着差别，所以人们想方设法使国际社会对各种人权宪章达成一致意见，如《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或《1953年欧洲保护人权公约》。在这些宪章的所有签约国中，没有哪两个国家的法律、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安排上完全相同；同时，不仅在所有签约国之间，而且在所有签约国的内部，也常常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即便如此，所有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声称，它们将会满足某些特定的标准以保护基本的公民权，如公平审判的权利；政治权利，如选举权；以及还有某些社会权利，如一定程度的受教育权、卫生保健权和住房权。但是，就任何一个上述宪章签约国而言，如果置于其法律或习俗框架内的政策或制度权利被认为与人权相抵触，那么，在人权维护者们看来，即使这种违反了人权的政策或法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民主意志，也必须予以更改。比如说，英国就曾多次因其在北爱尔兰的审讯方法和拘留政策、体罚学生以及未能彻底包含妇女免受歧视的就业法案而被告上欧洲人权法庭。40基于这样的原则，欧洲宪法和欧洲公民权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不在于它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给欧盟各国的公民提供了额外的权利，而在于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一种新的引导——它们必须考虑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所确定的游戏规则。近来欧盟各国在欧盟宪法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可以看作是这种政治共识的一种胜利。由于这样的进展，当我们回顾贡斯当在200年前的预测时，不禁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认为，“由于启蒙思想的发展，就连欧洲分裂为众多国家也更像一种表面现象，而不是真正的事实。过去，每一个民族形成一个孤立的大家庭，它是其他民族天然的敌人；今天在不同名称与社会组织下生存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本质上是相当同质的。他们已足够强大，不必畏惧蛮族的游民。他们也高度文明，以至认为战争是负担。他们的一致倾向是和平。”41

　　与贡斯当类似的是，1849年8月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和平大会的开幕词中，也想象了未来欧洲“将会来临的那一天”：“到那时……所有欧洲的民族，在保持各自独特品质和光荣个性的同时，将会紧密地融合在一个更高的整体之中，将形成一个欧洲的兄弟同盟……到那时，仅有的战场是展开贸易的市场以及开发思想的心灵。到那时，子弹和炸弹将被选票所取代、被各民族人民的普选投票所取代、被一个伟大主权议会的庄严裁判所取代。”在历经了20世纪惨痛的战争创伤之后，欧洲的发展似乎走向了这些先贤所梦想的前景。42或许，正如安东·斯密斯所说，民族不仅是现代的，而且完全是现代的产品。它是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革命的后果，也必将随着现代化任务的完成而逐步消失。43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或许会随着欧盟的出现和发展在岁月中随风而逝。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诡诈的历史现象，欧洲人打开了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并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任务，当他们相互之间尽弃前嫌，共谋富裕，终于化解了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之时，由这个潘多拉盒子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却依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强劲的活力，成为若干热点地区动荡不安的根源。换言之，欧洲人打扫干净了自己的庭院，却把垃圾抛给了世界。当然，欧盟的模式对如何化解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冲突毕竟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样板，而世界其他民族是否能以欧盟的方式破解民族主义的迷思，则既要看这些民族能否顺利地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任务，也要看它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和组织能力了。

　　（原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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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2 15:36:17 作者：陈晓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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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评论] ·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

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