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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

要求只能在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大范围的公共教育体系、能创造出市场竞争机制、具有同质的公民群体的共同体中才可能完成。17大规模的工业化对现代国家的职能提出了强烈的需求，没有一个代表本民族利益的政府，工业化的启动将十分困难。但这种工业化与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速度更快，质量更高，从而更具有优势。那么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同意其他地区的人们无偿地分享其发展的成果。于是，原本在文化上一体的欧洲，必然要求先在观念，随后在政治上的“分家”。

　　这种新的观念就是主权。让·博丹是历史上第一个对国家主权理论进行了系统详密论述的政治思想家。亲眼目睹了胡格诺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之后，博丹竭力想创立一套国家权威的理论基础，以适应结束分裂混战和树立国家权威的时代需要。为此，他在巨著《主权论六卷集》中创造性的提出了“主权”概念。他认为,“主权是一种绝对的和永恒的国家权力”,18 永恒性和绝对性是主权的基本性质，此外它还具有不可分割性。博丹的主权理论是近代国家理论的开山之作,而以主权理论为核心的绝对主义的思潮则奠定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基础。

　　主权的永恒性表现在它是一项客观的职位，不会成为任职者的私有财产。博丹写道,“一个人或某些人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拥有赋予他们的绝对权力,过了期限他们只不过是个体的臣属”，19 “主权存在于人民之中,主权的行使是委托给执政官,人们可以将他称为最高的官长,但不是真正的主权者。”20

　　博丹认为，绝对性是主权最基本的性质，只有无条件的绝对权力才可能是永恒的，给予国王的最高权力应该是不附加条件和不能收回的绝对权力，这一权力唯一的限制来自上帝之法和自然法。主权的绝对性主要体现在主权者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是主权者行使他的主权权力时产生的命令。”21因此主权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臣服于另一个人的命令,因为正是由他为臣属制定新法,取消不当的法律或者修改过时的法律。主权者虽然不受法律的约束,但要遵守自然法，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个人财产和契约两个问题上，即他不能邪恶地毫无理由地拿走臣下的财产,也要同臣下一样遵守既定契约。在臣下的反抗问题上,他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他主张,“绝不允许臣下以任何意图反抗主权者,无论这个暴君是多么邪恶与残暴。臣下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不违背自然法和上帝之法的前提下——逃离、隐匿、躲避,宁可受死也不冒犯主权者的生命和荣誉”。22

　　显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主权毕竟只是一种观念，要使主权真正发挥作用，它必须寻找落实的“单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终于分裂成为了多个“主权国家”，主权寻找到了其生存的实体。它也表明，“主权作为对某个领土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种政治事实，一方面标志着领地王侯对于皇帝和教皇的普遍权威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领土王侯对于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向往的胜利。”23这意味着在一个君主国的范围内，君主们既在对外方面取得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又对内控制了分裂的势力。因此，主权国家的出现，是欧洲大家庭渴求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的产物。欧洲依然是一个精神概念的共同体，但政治经济的结算单位却已经不同，在中世纪孕育出的独立君主国成为了这种结算的基本单位。现代民族主义，就此在欧洲产生。事实上，英语的国家主权一词（national sovereignty），其中就含有民族的界定，它本身就是从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而逐步形成的观念。24从现代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考察，16世纪早期开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已经在英格兰出现。25同任何一种利益分配所引发的冲突一样，最基本的问题是界定利益分配的单位。主权观念的正式出现并且被欧洲各个原有的君主国普遍接受，标志着中世纪在基督教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普世主权”观念已经被打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欧洲的民族主义理解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打破欧洲观念共同体“大锅饭”的一种举措。不过，当欧洲还是处于各个王公的统治之下时，这种分配只能以这些君主国为单位。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个人权利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个人权利的观念与主权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进一步界定了。现代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并非不言自明的公理，它必须寻求自身的合法性。构建这种主权合法性的基石，只能来自新生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应该说，民族主义本身就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中个人权利的高涨而产生的思潮。在中世纪的欧洲，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因为一般民众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也没有太多的人身权利（英国或许略微例外），他们又为什么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开始寻求自身的权利，而构成这个民族的个体自然也被宣称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两者交汇产生的共识是，个人应该支持民族国家，是因为它能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民族国家之所以拥有主权，是它承担了保护所有成员权利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归根到底来自于民族群体的认同，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这种认同对于其国家主权的合法性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最初阶段，欧洲民族国家基本上以一种君主国的形态出现，因为主权能够落实的单位只能是这些君主国。然而，这些君主国仅仅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带步人，随着民族观念的日益强大，它将迫使各种形式的君主国转向“民族国家”和人民主权，其形式可能是议会主权或是共和国家。但无论如何，其中一个深刻的变化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其统治者必须向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的所作所为必须向他的民族和“人民”负责。

　　由此而产生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由于其合法性建立在民族与人民的认可上，那么，民族国家的职能就应该是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由此，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开始了一个交织在一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作为现代化诉求的主要观念性武器之一，这一区域的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

　　四．

　　从欧洲近代的历史进程看，欧洲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不同的区域在这一历史提供的机遇中如何分享全球化的成果。正是这一利益的驱动，使原本在基督教的旗帜下至少在文化上统一的欧洲，最终在现代化的进程启动后发生了分裂。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欧洲率先建立起民族国家26。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它们不仅起步早，而且是开创先河、树立新风的国家。它们率先发起具有现代启动意义的远洋探险和地理大发现活动，并在这抢先一步的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战略的启动和成功推进，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注意力和战略重心迅速地由国内转向了国外。由于内部的现代化制度建设滞后，它们未能将海外流入的黄金转化为新型经济发展的资本，所以，这两个国家虽然抢先一步，却未完成工业革命的任务，成为继续引领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稳步建立独立主权国家基础上的英国，由于在中世纪已经逐步发展并完善了相应的法规和制度，对个人权利给予了应有的保护，所以在制度化的建设上最为成功，也因此率先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经过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农业占优势的国家转变为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实现了从手工业工场制向产业工厂制的转变。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机器大生产占了显著的优势，并建立了强大的纺织业、冶金业、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能够为工业各部门提供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全国铁路网的建成和蒸汽船的应用，加强了国内外的联系，拓宽了海内外市场，英国成为世界上资本主义工业最先进的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从180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下降到1851年的21%,并且此后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1907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工业则从1801年的28%上升到1851年的34%多,到1881年达到最大为43%,贸易和交通则呈持续上升的势头,从1801年的16%,上升到1851年的19%,1907年的28%。在1851年工业和贸易及运输加起来占国民总产值的一半以上。27 就业人口的分布与此也是一致的。１８５１年的调查表明，全国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占不到２２％，工业约占４３％，贸易和交通占将近１６％。28这种剧变发生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半个世纪之后，多少证明，具有现代意义的英国民族国家对推动英国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法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路易十四的种种措施，使法国在近代初期一度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但也由于法国君主国过于强大，在推动法国发展的同时，给它进一步的发展造成了隐患。最终是法国的绝对主义君主国未能及时转轨而引发了1789年的大革命。在经历了一代人的战乱后，法国虽然战败，总算获得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机遇。1825年英国解除了机器出口禁令，为法国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1816－17和1827－30年间法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在20年代还是有许多经济复苏的迹象，亨利·塞观察到这个时期在机械化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进展。29和英国一样，纺织工业是较早采用机器的部门，当然技术与设备主要是由英国引进的。在冶铁部门，1818年开始仿效英国用焦炭冶炼生铁和熟铁，到1825年，法国生铁产量已有三分之一是用焦炭冶炼。

　　1830－48年的七月王朝被称为资产阶级的王朝。实行了一系列类似英国同期的政策：降低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保护私人企业，宣扬英国式的自助精神。不过降低关税的努力则遭到了失败。1842年，政府通过法令保证铁路公司最低利润，鼓励私人投资于铁路建设。铁路建设既便利了交通，又带动了与此相关的冶金业和采煤业的发展。这个时期法国经济增长较快，机器推广的速度加快，尽管速度远不如同期的英国，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国工业革命终于开始了。煤的产量增长了两倍，生铁产量翻了一番，焦炭冶铁得到进一步推广，阿尔萨斯地区出现了规模很大的机械化棉纺大工厂。工业集中现象开始出现，工人日益集中，工厂制进一步推广，建立了一些可以同英国和德意志竞争的大工厂。

　　在这种强有力的扩张经济政策刺激下，法国的工业革命在50年代达到高潮。虽然从50年代末经济增长势头受阻，但整个第二帝国时期仍是法国十九世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铁路建设突飞猛进，全国通车路线长度从1850年的2915公里上升到1860年的9167公里，1870年进而达到15544公里，30同时铁路公司由分散的三十多个公司合并六大公司。铁路建设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法国交通状况，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为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便利，促进了这个时期突飞猛进的城市化。铁路建设还为冶金业、采煤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几乎起了它在德国和美国那样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作用。钢铁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开采等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代替纺织工业成为工业增长的先导部门。钢铁工业日益集中，淘汰了木炭冶铁炉，到1868年，40％的法国铁产量是由两个巨大的厂家生产的。这些资本密集型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6％，钢铁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有色金属的年增长率甚至接近20%。在工业进步、交通改善的刺激下，法国农业打破了几个世纪的徘徊局面，第一次出现了农业改良的活动。在渡过1846－49年的农业危机之后，北部和东部地区开始普遍使用化肥、灌溉机械、收割机和新式铧犁。1852－62年间法国农产品年平均增长3.2%,法国从此消灭了饥荒。十分明显，法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所耗的时日比英国要长得多，也部分地影响了法国的经济发展。但它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并最终将法国推入了世界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之中。

　　德国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的分裂的确对德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坏的阻碍作用，使民族经济无法在统一国家的强力下顺利发展。但这种阻碍作用在德国统一后立即成为推动工业化的巨大动力，德国社会中所有要求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力量迅速地占领了德国的政治舞台。例如资本投资率在1850年前后估计只有5％，但在1850－1860年间则增长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70年代则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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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2 15:36:17 作者：陈晓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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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