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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信仰与中国宗教的法制化

的信仰表达。这就不仅仅是信仰的自由，同时还需要信仰结社的自由。其中的问题，就非同小可了。

　　在这里，信仰以及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成为公共事务了。于是，从信仰到宗教、经由个人信仰构成宗教体系的“中间逻辑”就呈现出来了，并且还将表现出格外强大的力量。宁愿你似个人的、私密的信仰方式，却亦难以无数个人的信仰构成为一个宗教体系。因为，制度化的宗教体系常常要与公共宗教众多神圣资源，分割神圣资源的作用空间，从而也可能消解了公共权力的神圣特征，进而要使固有的公共权力秩序，另寻其他的神圣化证明资源，建构另外一种权力神圣化的证明方式。

　　就宗教与法制的关系而言，这么一个从信仰到宗教的、从信仰构成宗教的“中间逻辑”，尤是题中应有之义。言其“中间”，是因为它横隔在个人信仰与制度宗教之间，无数个人的信仰及其信仰认同，如欲构成一个宗教体系，必然要经由它，才能成为现实，成为无数信仰者认同的宗教。

　　正是因为这个“中间逻辑”的过于强大，中国社会之中才会具有深厚而强大的扩散宗教、私人信仰的传统，而缺乏制度宗教的建构空间。至于中国宗教之所以会具有如此的存在模式，其基本理由，就是中国宗教的公共性，无不存在着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制度依赖，甚至不能使用制度宗教的制度本身来表达自己的信仰，而只能是依赖于国家权力秩序。这个理由，就是横隔在信仰与宗教之间的“中间逻辑”。当信仰者是个人的时候，这个中间逻辑会隐而不见；当信仰者个人要组织宗教体系的时候，这个中间逻辑就会无处不在，功能强大。因此，“强信仰，弱宗教”的关系，成为中国人的偏爱，成为中国宗教的一个倾向。中国人与其去归属于一个宗教，到不如自己去信仰一个神灵，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轻松自在。他人无涉，法律无涉，国家无涉，社会无涉，去掉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具有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合法性。他们以私人信仰交通私人信仰，干脆就强调，信神不信教；拜佛不进庙，有点类似于“人人皆祭司”了。所以，中国人在此层面表现的神圣需求，最是丰富，最值得注意。它基本不需要什么神圣资源，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人为条件。然而，他们的信仰方式就其社会学本质而言，恰好也是一种自然模式般的信仰。在特殊的时空里，具有特殊的利益诉求，面对特别的信仰对象。如果要把他们纳入宗教法制的轨道，如何是好？反而产生了妨碍信仰自由之嫌？这是我们今日讨论宗教与法制关系时，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和现象。

　　这种信仰的社会学特质，恰好是一种私人化的神人关系、圣人关系的表达。学者、白领、富人、甚至是官员，无不对此津津乐道，投身其中。可是，这种信仰方式之中，就不存在法制问题吗？显然，这种私人信仰，常常采用的私人表达方式。但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之中，许多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宗教精英，在他们表达各自的私人信仰的时候，却又更多的借助于公共资源或民间社会资源。这样，他们使用了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和民间社会资本，表达的却又是以私己的信仰，表达的却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神圣需求。

　　这种信仰方式，大多假公济私，自我为中心。它的增长和演变，很可能会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怀疑自己的信仰，会因为信仰而难以彼此认同，难以你我沟通。其中，最基本的法律问题应当是，这些私人、个我的信仰方式，在他们利用手中的各种社会资源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的时候，这种使用方式同样是要被纳入法制程序的。既然是个人的信仰，其表达信仰的方式也应当完成是个人的，而不应当假公济私，以公共资源表达私人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此与公共宗教借用公共权力来分配、使用他们手中的神圣资源，把公共权力神圣化的现象，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它们都是把信仰给弄得面目全非了，不知何谓信仰了。

　　在私人信仰的表达方式之中，同样也内涵一个信仰及其信仰资源社会化的问题。否则，就不会出现在如今的宗教公益事业之中，许多信仰者难以说明他们的信仰资源，甚至害怕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碍于种种外在的政治、社会因素，他们只能把信仰收藏在个人的私密之处。

　　个人的信仰、信仰表达的资源社会化，实质上是一个信仰表达的社会空间如何获得的问题。它与公共宗教借助于公共权力来表达自己的神圣化要求，在宗教与法制关系层面上，其问题如出一辙，大同小异。如果公共权力的神圣要求不是借助于公共宗教，而是政治民主化的形式，进而把神圣资源交还给社会，交还给信仰者群体自己，那么，中国人表达信仰的方式，就不会局限为个人私密的形式，不会把信仰视为一种现代公民的隐私了。为此，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式之中，依然深藏着值得深入挖掘的法律意义和社会学意义。

　　在这里，这个个体化即意味着人们能够获得一种制度性的推动力，它的目标是个人而不是集体。 “如果还以为个体化只是影响某个群体，而不去全面思考它对社会结构造成的深刻变化，并通过社会学分析把这种作用揭示出来，那就完全错了”。就现代社会公民之间的共识和认同方式来说，私人信仰依然具有很大社会影响，那就是：“私人的便是政治的。” 2 从个人信仰及其与公共宗教神圣资源社会化的关系，再度展开了另一种中国“宗教社会化”3 的时代主题，即是私人的“信仰社会化”的问题。

　　这一问题，主要在于如何祛除信仰的私人性和神秘性，致力于信仰的社会性表达和社会性实践。因为没有社会性的信仰，极其容易变为纯属于个人的神秘体验。至于就信仰与法制的关系而言，信仰一旦在表达和实践层面缺乏法制的支持，就会流失于个人的私事，变成为私人的信仰，成为纯属个人神秘体验的私人信仰。因此，中国人之拥有私人信仰，并不见得就是宗教社会性的确认，恰好相反，它们反而会可能导致信仰的公共性、社会性的严重缺乏。

　　三．宗教的社会化与宗教的法制化

　　在一次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我曾记得一位温州农村的村长对我说：中国人有两种人最难管：一种人是权力最大的领导，一种人是身份最低的农民。权力最大的领导和身份最低下的农民，都是没人管的。他们不像你们城里人，有很多单位、公司来管你们。所以，中国的事情要做好的话，首先就是要把这两种人管好了。

　　这位村长的话，很是深刻，实在难忘。就我们讨论的主题来说，公共宗教与权力表达方式，及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法，十分类似于这位村庄说的两种人。在公共权力的神圣要求和私人化的信仰方法之间，缺乏了单位和公司，缺乏了公司和单位的管理方式，如何能够把法制的因素和原则嵌入进去？一个偌大的公共权力机构，面对的却是微不足道的私人信仰。它们之间如何对话？如何沟通？其常有的结果就是，私人的永远是私人的，国家的还是国家的。一个是国家政治认同，一个是私密式的个人信仰。那么，这个国家，这个信仰，同样也是当今中国最难管的事情了。

　　最难管的中国人，加上最难管的中国事情，宗教无能，法制无用。然而，造成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社会”的缺席。这里使用的“社会”概念，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不是中国社会、民间社会、美国社会……的泛社会概念，而是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当我们讲社会主义如何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时候，如果只有“主义”，没有“社会”、或者是只有“信仰”、没有“宗教”的话，这个社会就只能剩下一堆意识形态的东西了，自然就只有两种中国人和两种中国事了。它只有国家和个人、权力和信仰了……

　　所以，这里的社会概念，是在国家权力和经济市场之外的，经由个人信仰共识、利益分享、人们共处的原则彼此能够接纳的团体型互动领域。无数个这样的领域的整合，它们就将建构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在此意义上来说，合法性的个人信仰，应当就是这样一个团体社会的细胞，互动机制的文化基因。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之中公民的个体活动，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利益互动等等，如果被当作一个“当为的秩序”来解释的时候，社会才能够存在。与此同时，公民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也由此开始了。4 为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当为的秩序”，就是个人社会化乃至政治社会化的核心问题。它在共同理解中所生产出来的规范的有效性，它涉及到社会。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规范提供了指导交往的标准时，只有当规范决定着必须如何与某种行动相联结时，社会才能够产生。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宗教在社会层面的神圣需求最少，国家和个人最多。这就自然造成了社会缺席、国家强大、个人松散的宗教－信仰现象。在最是需要社会组织的层面，在最是需要把个人的信仰整合起来，予以制度化和组织话的时候，社会却失踪了。社会组织信仰的要求，常常需要制度形式来支撑，更是需要法制的话语来诉求。在承受到公共权力神圣化需求难以满足的制约情况下，国家神圣而社会世俗，权力合法却信仰私密，那么，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神圣需求关系，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一种错位、颠到、不断分化的变量关系。

　　显而易见，在这些变量关系之后，制度宗教的神圣资源，总是被镶嵌在制度之中，难以脱魅。这种艰难，使制度宗教转成了一种宗教制度，转成对于神圣资源分配与使用的相关规定。而在应当社会化的宗教组织层面，它们的神圣化需求，却形成了神圣资源有限，需求有限的状况。除非它的这些神圣需求，不在制度形式之内，否则，就会受到公共权力层面的神圣需求的制约。

　　社会缺失或社会领域的狭小，造成了中国文明不以宗教组织社会的普遍特征。社会层面不需要神圣资源，也不需要神圣化的意义表达。因此，中国宗教的存在领域，不是公共权力秩序，就是经济市场；最好的存在空间，莫过于民间社会了。

　　对此现象，即使是使用宗教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讨论的话，它也只能说明中国宗教的关键之处，总是在于神圣资源的需求层面，而非神圣资源的供给层面。在此供需关系之间，是需求关系制约了供给关系，特别是公共权力的需求关系制约了个人与社会——包涵各类宗教组织对于神圣资源的需求关系。因为在神圣资源的供给层面，它往往受制于需求层面所能够给予的神圣资源。缺乏了这些资源，宗教产品的供给方即是具有广大的神通，它亦等同于缘木求鱼。即使是各个宗教组织和宗教场所，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为各个宗教的信仰者提供宗教产品，就不一定能够吸引信仰者对本宗教的接近和委身。

　　供需关系之中，需方决定了供方，而需方往往不处在社会－宗教领域，却在那公共行政权力范围。即便是那些社会－宗教组织，它们在其宗教制度之内，也无法满足和体现那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要求；而公共权力却正好采用了与此相反的方法，它们在限制提供社会－宗教所亟需的神圣资源之时，也就最大效度的同时呈现了它所追求的合法性与神圣化权力要求。

　　正是这样，在神圣资源的需求远远大于它的供给的时候，这些需求的满足，就只好另辟蹊径，在社会－宗教的领域之外，在公共权力的缝隙之中，或者在经济市场的浪潮冲击之下，出现了中国社会最最普遍的“精神走私”现象。私人信仰成为私密化的信仰，悄悄地选择，私密地表达。宗教无法神圣，制度因此失灵了，法制则难以捕捉。因此，社会层面对神圣资源无有需求，所以社会层面的宗教功能最是脆弱。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神圣需求最为普遍，影响最为突出。中国宗教经济学的短缺现象，5不在于供给方面，而在于需求方面，在于一种出自于国家神圣需求的过分强大，制约、限制了其他层面的神圣需求。

　　然而，这种短缺，不仅仅是宗教资源的短缺，而应当是为宗教提供制度基础的社会的缺失。惟有的社会的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尚能补足这一缺失，在公共权力与私人信仰之间建构一种能够彼此互动博弈的空间，最终使宗教与社会之间能建构一种真正互动的机制，把宗教还原到社会之中，建构一种自给自足的神圣资源供需模式。否则，权力优先，社会滞后，个人自由。问题还是在于宗教社会化的缺失。宗教不在社会领域，类似无家可归；信仰不在宗教范畴，如同孤魂野鬼。

　　诚然，这种宗教之外的神圣化需求与宗教本身的神圣需求关系，以及那种存在与宗教制度之外的信仰方式，使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现象格外地扑朔迷离。只有把这些关系给予一个清楚的梳理，今日我们讨论的宗教与法制的关系，才会水落石出。

　　至于我在这里讲的当代中国神圣需求的层级化，主要是指那些位于社会－宗教之外的神圣需求，如何制约着社会－宗教本身的神圣资源的供给方式。特别是指那些渗透在各个公共权力层次的神圣需求，因为它们尚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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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2 15:35:35 作者：李向平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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