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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信仰与中国宗教的法制化

　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宗教需求，往往以一种中国人特别喜好的扩散信仰（diffused religion）形式，而不会直接表达为一种制度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 ) 的形式。前者常常演变为一种私人信仰(private believe )，后者变化为公共宗教(communal religion)。1

　　在此格局中，制度宗教或公共宗教，对应着公共权力而言，乃藉由着公权力秩序，表达为国家机制的神圣化要求，同时也具有一定强制性特征。所以，这一制度宗教或公共宗教的社会学本质，即存在于宗教制度之中的“体制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因为依赖着公共权力而呈现为所谓的公共宗教现象，实际上就是体制中的宗教现象，公共宗教之社会学内涵本质上是等同于体制宗教的。私人信仰的表达方式，表现得比较自由随意，不拘时空，不太受外在条件的限制。因此，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的互动，主要是个人面对强大的公权力秩序，镶嵌于国家神圣化的强大要求之中，以追随精神随意和个人意志的自在。

　　时下里人们极关注的宗教管理的法制化要求，应当处于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变异出来的领域，尤其是在1980年代后、在国家与个人间的新生地带。为此，公共宗教、私人信仰以及信仰群体——即宗教信仰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建构了一种特殊的三角变量关系。它们之间的大小、强弱、宽窄关系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或制约了法制与中国宗教的内在关系。

　　为此，本文把宗教活动、信仰表达的空间资源、信仰群体组织化必须具备的合法性条件、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如何神圣化的基本前提等现象，视为当代中国宗教与信仰体系必须具备的神圣资源，进而集中讨论这些神圣资源在国家、私人和社会三大层面之间的分配和使用状况，由此论述当代中国及其个人、社会、国家对于神圣资源的不同需求及其层次结构，如何构成了宗教法制化的语境和困境。

　　一．公共宗教在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

　　宗教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如何使权力秩序神圣化，进而证明世间秩序的神圣化。就中国宗教而言，一个悠久和强大的儒教传统，给予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宗教的最大影响，就是儒教信仰及其制度化要求，基本是因了公共权力秩序，而无法建构出制度型的宗教信仰体系。所以，中国人的儒教信仰表达，一般就呈现为两大层次：一个国家公共权力秩序，一个是私人的、采用儒佛、儒道互补的表达方式。

　　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儒教信仰的制度支持体系已消解，但儒教信仰却以私人信仰的方式，保留在个人精神里。当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得以逐步建立之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证明方式——神圣化的要求，却在不同程度上承继了儒教传统的最大影响，即把天命的合法性源头转变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契合，用富有政治思潮特点的“主义”，替代了传统权力合法性证明的“天命”信仰，从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宗教权力建构的同时，也使国家权力秩序建构的构成之中也内涵了宗教极其复杂并且非常强大的神圣化要求。

　　这种神圣化要求，自觉不自觉地保留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这一传统，不是宗教，却似宗教，甚至比制度宗教的神圣化要求更加强烈。它们并不具备制度宗教的组织特征，依然是对于国家权力存有强烈的制度依赖，或者就出自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证明需要。这就是说，它必须把公共宗教的神圣化要求，紧紧地纳入自己的权力秩序建构过程中，想方设法地要从这种神圣化要求之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明资源。

　　更加重要的是，这一特征，决定了公共宗教在国家层面所内涵的神圣化要求，并不直接表达为宗教，而是一种以公共权力合法性的证明要求，以各种公共型象征符号、特别是对于神圣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等方式来表达。因此，这些神圣化要求，直接依赖并且表现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制度设置，进入了公共权力秩序。所以，国家权力秩序之中往往亦能内涵了相应的神圣化要求。而这些要求的表达路径，大多不在宗教或法制的领域，却深深镶嵌在政治秩序及其行政权力的相关领域中。

　　在这里，应当深入讨论的问题是：公共权力及其秩序所必须的神圣化资源和神圣化需求如何满足？它们如何使用公共权力所能掌握的神圣资源，建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其基本特点是，公共权力层面这种独特的神圣化要求，大多是以公共权力对中国社会神圣资源的把握为前提，并使用了公共权力分配和使用神圣资源的最大职能。因此，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及其建构模式，大多是依赖着公共权力的相关制度安排，而不是直接的表现为宗教管理和宗教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特别是因为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使者不会进入宗教管理的领域，而偏向于政教关系之中的“政治”领域，局限在公共权力的运作领域。

　　诚然，这一宗教－政治社会学现象，已经说明了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不仅仅是宗教管理法制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内涵了政治民主生活的建设主题。所以，如何处理政治信仰、国家信仰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张力？应当是当代中国宗教如何纳入法制化领域的最重要前提。

　　中国社会的宗教要求，在其公共影响力层面，常常借助于国家权力秩序。它对宗教管理的法制化要求，最为直截了当。宗教运作的边界，不以制度为界，而以宗教功能的表达为要求，随着不同层面的具体要求，可以突破已有的制度界限。倘若是国家公共权力层面的神圣化要求，它就有可能以其独特的功能需求，淡化甚至消解了公共宗教的制度设置；同时，也可能因为对此功能的需求减低或者消逝，而把这种原来具有的神圣化要求，以其行政权力加以抑止。这表示了国家权力对公共宗教的管辖模式，所以，公共宗教在作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证明功能时，它常常是通过国家权力对于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方式来实现。

　　因此，由于中国社会中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的彼此分别，促使在国家权力与社会、个人之间，已经在宗教需求层面，大致建构了一种三角变量关系；而公共宗教及其与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却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三角关系。就此而言，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常常呈现为如下几种格局：

　　公共权力的宗教需求强大，社会的宗教需求就会弱小；

　　社会组织的宗教需求弱小，个人的宗教需求就会强大；

　　个人之间的宗教需求强大，宗教群体表达功能就弱小。

　　在此三种关系变量之中，国家与个人的需求最为强大，呈现一种非对称关系。正如在一个社会结构之中，如以弱小个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那么，个人就无法与国家机器直接对话、构成互动。一个常有的现象就是，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公共权力甚至会与信仰者个人形成一种普遍的默认与契合，他们都不喜欢宗教信仰的群体格局，不太愿意把无数个人的信仰建构为一个宗教体系。至于个人的信仰，却常与国家、社会无涉，但求个人的精神解脱、个人的灵性满足，个人的利益回报，更不需要一个宗教体系亟需的那种宗教资源。因此，私人信仰与公共宗教之间，往往存有一种非常适应的默契。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于制度宗教的需求都不强烈，甚至会有一种对于“制度”的本能性拒斥。

　　至于在社会层面，甚至包括了各类宗教组织，它们对于宗教资源的大量需求，则必须通过公共权力设置的宗教制度来获取。这就在公共权力的资源分配与使用层面，与社会与各类宗教组织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变量。倘若国家层面所需要的神圣资源过于强大，社会与各个宗教的需求就会相应减少；反之亦然。惟有个人的信仰追求，局限在个人的利害选择和精神超脱，通常不需要组织化的神圣资源，从而才能够在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之间获得一份自在。

　　于是，位于社会及其各个宗教组织的两极，即是公共权力与私人个我的信仰，它们的关系显得比较突出。一方面，它们显示了公共权力借助于神圣化资源，所得以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另外一方面，则是扩散的、随性、不需要组织化神圣资源的个人信仰。至于在公共宗教的神圣化要求与私人个我的松散型信仰模式之间，如果社会及其宗教组织对于神圣化需求得以充分满足和体现的话，个人的信仰往往就会被建构为群体信仰，个人的信仰就变成了组织化的宗教体系，从而也就改变了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的对应关系，演变成为公共宗教与宗教社会之间的制度互动。伴随着这种互动，它们就将要求在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渐渐博弈出一种双方能够接受、彼此认可的方法出来。

　　然需指出的是，公共权力与法制的关系，应当出自政治民主化的领域，宗教与法制的关系则要依赖于政治民主化，促使神圣资源能够从权力领域之中“脱魅”出来，最终实现它的社会化，使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成为社会领域和宗教组织自己的事情，而非公共权力的直接负担。

　　所以，宗教与法制的关系，本质上源自于社会－宗教及其信仰的民主化要求，却又不得不以权力祛魅、去其神圣化、还原公共性的过程作为最基本的前提。政治的民主化与宗教的社会化，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两个层面。

　　二．私人信仰及其合法性表达

　　制度宗教、公共宗教与扩散宗教、私人信仰之间的互动，基本倾向是一种对应、而非对立的关系。公共权力的神圣化与私人信仰的扩散型，往往构成正比关系，现实正比例关系的增长或减少。这在制度宗教资源极其微弱的中国社会之中，这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中的个人，很需要宗教－信仰，喜爱那种私人的、个人的、多元的信仰模式。这种自由的、松散的、不需组织化的信仰精神生活，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在公共权力神圣秩序之中的个人空间。但这种私人的、多元的、个人的信仰，并非如现代欧洲宗教世俗化那样的结果，而是公共权力强制神圣化的结果。个人信仰只能是个人的信仰，不允许构成信徒群体，不允许构成组织化的信仰群体，所以，方外之交式的儒道互补、儒佛互补，或者是山高皇帝远的民间信仰，惟有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信仰利害，独善其身而已。当然，这里也会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当个人的精神追求，难以在这种强制神圣化秩序之中获得满足的时候，他们就会礼失而求诸野，另寻个人的信仰方式，即私人化、出离人间社会的精神解脱形式。

　　这既是传统，亦是中国人的信仰现状。它们当然野不是所谓的后现代信仰方式，反对任何结构形式。实际上，它们都是传统中国人的扩散型宗教的继承人。经由扩散的宗教模式，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之中表达为一种制度外的方外之交，非但是不与强大的公共权力交往，而且是敬而远之，顺其自然，但求个人的精神慰安。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信仰空间是个人的，甚至是私密的。因此，言及中国人的信仰现状，这是最难把握的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现象。如果要以宗教与法制的问题意识来面对的话，似乎也难得其要领。

　　因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个人选择的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力量不得干预。所以，所有中国人的信仰自由，是具有合法性的信仰自由。在现有的五大宗教领域以内，无论中国人信仰什么宗教，他都将是一种自由选择和自由信仰。即使是民间信仰的选择，中国人却同样具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尤其是在民间底层社会，民间信仰更是活跃、自由。从此而言，中国人的信仰很是丰富自由，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曾经谈论的信仰危机现象，似乎已经消逝了。

　　然而，中国宗教与法制之关系，究竟出处何在？不在信仰，即归宗教。但是，信仰与宗教没有内在的必然关系吗？为什么在公共宗教具有强大的神圣资源配置能力的时候，个人信仰依然能够自由选择，无碍大局？

　　最基本的问题，当然是个人的信仰选择和信仰表达。它们不需要什么外在的条件，无需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限制。个人能够直接面对自己的信仰对象，直接以自己的信仰方式在表达着自己的信仰。对此，公共宗教的态度基本有两种：一是任其自由。因为个人的信仰难以禁止，也无法禁止，况且个人信仰无碍大局，毕竟是个人的事情。

　　另一种态度，则想方设法地把这种信仰方式限制为个人的信仰方式，并把个人信仰的表达方式，融会到各种民俗惯习、地方文化或知识体系之中，让其隐而不见，似隐却显。个人信仰能够与强大的公共宗教及其神圣秩序相安无事，个中奥秘就在这里。但个人信仰要在一个社会之中被认同为一种群体、共同体方式的信仰，构成一种信仰群体，并且要把信仰群体组织化、把他们的个人信仰制度化，予以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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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2 15:35:35 作者：李向平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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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