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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墓史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死了，盖棺论定，墓地便成了他的归宿和终点。但对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就并非如此了。他的墓似乎关涉时间对他的淘洗与评价，因而关涉一种重要史实的书写，也关涉他所置身的这片大陆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气候。如果一个人的墓冢经过迁葬、埋没、多次修茸和重建，形成了我称之为“墓史”的东西，那么，这时墓冢已成为死者的替身，墓史便有点象逝者的另一种历史，它从终点那儿被强迫着重新长出枝叶，充满了死者生前备受争议的足迹和思想与后来者及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死者并没有死掉，也无法安眠，他不断被活着的人惊醒，吵醒，弄醒。他们不是呼着口号、戴着红袖章，就是捧着鲜花、携着修墓工具，甚至带着放大镜和秃笔来盗掘绯闻大发死人财。总之他们必须弄醒这个沉睡在泥土深处的死者，以便清算他的罪行或者表达内心的崇敬，以及嗅嗅有没有金铜的气味。这样一来，死者就不得不醒来，不得不坐起来倾听坟顶上的时代喧嚣。例如陈独秀，不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历经大毁大誉，当年有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慧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这个挽联的预见得到了历史的证实，并曲曲折折地呈示在他的墓史中。陈独秀作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文化符号，其墓地也成了这个符号最物质的载体之一。人们否定他或肯定他，利用他或敬仰他，都试图通过这个泥土载体来表达什么。这似乎也决定了他的墓屡经动迁和衰荣，蜿蜒而行的墓史简直就象他生前历史的倒影：以1942年辞世为零界，两边阴影浓如暗夜连成一体，并分别向1999年和1919年弥漫扩展，历经了1967年和1927年的血与火，相互印证着这片古老大陆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图像和政治怪圈，因而它成了折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和精神史的一面微暗的镜子。

孤绝之渡

Ａ、必死之地

四川江津成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这是当年激扬凌厉的陈独秀所无法设想的，也是他的追随者和敌人所不可逆料的。陈独秀当年第一次被捕曾有一句名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陈独秀是一个不怕杀头的铁血汉子！刽子手多少都忌惮杀这位在中国极具影响的人物，以免引起天怨人怒。陈独秀五次被捕，五次被关进监狱，抓他的有军阀政府，也有外国巡捕房，更有蒋介石政府。最后一次被捕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时大儿子陈延年，二儿子陈乔年已被蒋介石杀头，大女儿玉莹也死在找寻兄弟的异乡之途。我们看到，陈独秀选择的死地是监狱，但监狱却没有成为陈独秀的必死之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免去中共总书记职务，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多次要求陈独秀去苏联训练和学习，均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所谓训练和学习，说穿了就是洗脑子，就是变相流放，据记载，与中国大革命有关的联共、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有164名被处决。陈独秀若去了苏联，肯定是回不来了，甚至连遗骨都找不到。“苍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苏联当然不是陈独秀的必死之地，这是由陈独秀倔强的反抗性格所决定的。

1937年9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蒋介石极尽拉拢之能事，以高官利诱之，邀陈独秀担任政府的劳工部长，被陈独秀严辞拒绝。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如果换另一个趋利之人，处于困境中也许正求之不得：眼见大势已去，且饱受冤屈和排挤，何不退而求其次，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尽享安逸、清静的书斋生活？！然而，对于陈独秀这样的猛士，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因此，重庆和美国不可能是他的必死之地！

当时上海的托派也派人来联络，劝说陈独秀前往上海重整托派。此时的陈独秀对托派组织已完全失望，投机钻营者、变节者、告密者太多，内部争吵无休无止，说得多做得少，其政治纲领也不能随抗战而变化，因此陈独秀拒绝去沦陷区上海，那儿不是他重振雄风、为抗日摇旗呐喊的地方。对托洛茨基本人，他的看法也很尖锐：“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与此同时，中共也希望与陈独秀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让他直接去延安，将他养起来，但前提是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这是陈独秀无法接受的：“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在陈独秀倒霉时，当时的政治势力都曾以悔过要挟过陈独秀，共产国际、延安中共、蒋介石、上海托派等等。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断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三百元津贴。假设陈独秀去了延安，也许他会活到解放后，但他无法逃脱极左势力的打击，必将郁郁终日，生不如死。这正如1957年反右时，有人问毛泽东，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可能怎样？毛的回答十分认真，沉思片刻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不说鲁迅，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会知道自己的必死之地是开封吗？会知道自己死后被裹在破草席中并用“刘少黄”的名字火化吗？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于此，享年62岁。有意味的是，当时他正在著述《小学识字教本》，写到“抛”字时撒手人寰。他为中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抛洒了毕生的精力和热血，在晚年更是抛弃了四面八方的诱惑和召唤，也终被当时中国主要政治势力所抛，他们无法容忍一个人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和自由的思想权力。这注定了陈独秀必须困守在鹤山坪这个孤绝之地因而也是必死之地。一副挽联写道：“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此言甚确也。陈独秀之死被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所有意忽略，他们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悼念性的言论。因为陈活着，他们把他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而陈死了，便如干柴烧成灰烬没有什么价值了。在我看来，陈独秀死在必死之地――江津，是有其象征意义的。江津之“津”是关津或要津，也含迷津之意，而且二者处于互含互否的关联中。但关津和迷津都是道路所连带的，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道路。陈独秀身陷于困顿的此岸以及历史和思想的双重迷津，他拚尽最后的余力要做最后之渡，以找寻走出那自以为看到了光明而其实不过陷入了更深迷津的道路。

Ｂ、葬于民间

一般认为陈独秀的丧葬及建墓立碑在1942年

6月1日便告完成。事实并非如此。它一直延续到1943年元月。何之瑜撰《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也是分两次跨年度记述了丧葬过程，后一次这样写道：“墓道之修筑，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纵观整个丧仪葬式，可以说是民间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陈的葬礼得到了当地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如邓鹤年、邓燮康等。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他们为陈的丧事奔走乡野并最终得到一副楠木棺。稀贵的楠木棺同样是民间性的，与官方性的水晶棺形成强烈对比。陈的棺木内置石膏、木炭（按四川习俗不用石灰），入殓时身穿着青丝棉衣棉裤，裹着白绸，“举体柔弱，而目如生”，“默然观遗容，怆然者久之”（葛康素语）。这是典型的民间的、乡村的葬仪：没有花圈，没有书写挽联，也没有人致悼辞，一切均在平旷高远的露天进行。棺木上扎了很大的一朵白绸花，连着两条白绸带，由童男童女牵执开路，“灵榇由鹤山坪移至双石桥附近登舟下驶，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鸣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舟抵鲤鱼石登陆，由其亲属前导，……此外则有先生之戚同党同乡数十人而已”（高语罕：《入蜀前后·独秀之死》）。

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而行时，来了两个陌生人找到邓燮康加以盘问：“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燮康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于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邓燮康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他也听不见这个饶有意味的对话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了。是谁将他逼死在这个必死之地？这难道不正暴露“五四”运动的使命远没有完成：专制和奴性仍在统治中国？！陈曾无奈地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这正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

陈的墓址选在鼎山麓康庄桔园之中，用白条石砌成圆形的墓体，占地近120平方米，墓宽5米，长7米，墓周水泥过道宽1米，墓前有石梯，左右有条石凳，墓后有条石堡坎，墓前矗立峡石碑，上镌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其书写者并非台静农，也非欧阳竟无，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葛康素的五堂兄葛康瑜手书，并亲自錾刻。这一史实为当时陈独秀大姐之孙吴孟明先生所亲见。当时十几岁的吴孟明问道：“葛叔，为什么不写‘陈独秀先生之墓’？”葛答道：“这是何之瑜的主意”。这个碑文别出一格，突出了“独秀”又增添了亲切平易的民间色彩。陈独秀葬于民间几乎是必然的。他的一生是从民间划出一道闪电燃亮夜空再回到民间，是撕开黑暗却在黎明降临时罩于光明的黑暗中。民间处在官方、教会相对或相反的方向，具有极大的外延性、包容性和再生性；广袤而深厚的民间提供了看待世界、历史和政治的另一种角度，也即非官方、非教会和非国家的角度。可以说，葬于民间便意味着葬在民心之中，并复活在大地的、草民的或异端的季节轮换之中。因而，为陈鸣冤也好，呼吁平反也好，一旦放置于民间博大渊深的背景上便不再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如同这一刻，我听见了独秀先生站在冥河的峡岩上放声大笑。

漂流返乡

A漂泊于巨河的亡灵

“白骨可曾归闽海”，陈独秀早年悼何梅士的诗，几十年后完全适合他自己。1947年6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人们不会忘记，民国初年徐锡麟的遗骸迁葬时，淅江都督是派兵舰和督府要员来安庆迎接灵柩的。而迁葬陈独秀的灵柩，照例无人过问。陈松年雇了一条小小的民船先把灵柩运到重庆，再委托重庆的浙江会馆来运载。历史学家大都只对史料感兴趣，而对难以复现的历史场景则完全忽略掉。当我的笔尖触及到这一史实时，内心就被一幅极为黯淡极为悲怆的泅渡图景所打动：一条载着灵柩的小小民船，张着风帆，在凶险诡谲如鬼门关的三峡中浮沉，奔突，旋进，那仿佛就是陈独秀一生曲折勇进、不知暗礁为何物的倒影：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如同他在重历人生探求的三个阶段。那么，当小船漂过重庆，漂过武汉，亡灵难道不会被仍有余温的生前足迹所惊醒？而那木船，远看就象船形墓或冥河之筏，载着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亡灵在一条日渐衰老的巨河上漂流。

“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临空奋远响，寒飙逐雁群。”这是1909年，陈独秀闻长兄孟吉病逝东北而千里奔丧，在扶棺南归中吟成的长诗《述哀》中的句子。令我震惊的是，诗中似乎预设了命运的玄机，其描叙的悲楚之景竟与三十八年后的场景暗合，读来如漂流中的亡灵在低诉：“扁舟浮沧海，去住随风波。浩淼不可测，起伏惊蛟鼋。……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汩罗。孤篷岂足惜，狂澜满江河。区区百年内，力命相劙磨。……感此百念结，巨浪如嵯峨。噰噰鹡鸰鸟，双飞掠舷过。”不堪回首呵。当年与兄“双飞”不可能，后来爱妻君曼也如黄鹤飞去。当一个亡灵苦思另一个亡灵时，会在船头激溅起星星般凄美的浪花吗？

也许有一点惨淡的月光透过浓云，将缀着补钉的帆樯照成一抹鹰翅的影子；也许根本就没有月光，只有黑到极处便从汹涌水波上闪烁的幽亮，拍打着亡灵的呓语和生者的低泣。

Ｂ、归葬故土

陈独秀自1913年遭通缉逃离安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1937年秋乘船去武汉途经安庆时，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顺便回故乡看看。这一直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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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10 14:26:14 作者：苍耳出处：随笔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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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