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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经济的眼重看历史

这样才能够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思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环境，但是对于其他学科就是可怕的，尤其是学习哲学思想，只在一种思想氛围里面，无论你是否接受，也是很难跳出这些氛围框架的。我们学习政治课，就是要求大家强记，大家在记忆中，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很多内容，结果大家都只用辩证法来思考了，自动就忽视了其中的逻辑学，逻辑分析就没有了。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利用考试来洗脑都是特别有心得的，所以不要简单地说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不是素质教育，实际上素质教育也离不开考试，关键在于考试的方式，如果我们的考试是类似于GRE的考试，分语言、数学和逻辑分析三部分，依靠死记硬背的就困难得多，现在的考试是语文、外语、数学和综合，明显的记忆的成分居多。但是在统治者选拔自己的人的时候就不同了，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就有大量的依靠智商才能够得分的内容，为什么我们的高考就不是这样呢！所以素质教育首先是要有素质考试。

十五、古时人才的快速选拔通道

　　在历史上国家的竞争，历来是人才的竞争，中国人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到了集体竞争力，却发现中国人的聪明就不行了，产生了大量诸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的中国做人的规则，所以中国的能人均要隐忍，结果是人才缺乏快速成长的机制，能人均需要抹去棱角，需要论资排辈，所以能人要成为真正的领导，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人的集体竞争能力不行，关键是不能把权力交到能人手中，中国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的水平与世界有差距。

　　中国的隐忍哲学产生于中国的古代，但是能人都隐忍了，中国怎么可能有历史上的文明和辉煌呢？我们读了历史，实际上中国古代是具备非常有效的人才快速选拔通道的。

　　说到人才的选拔，很多人均会想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仕途上取得科举的成功仅仅是人才发展的第一步，科举的进士的职位在六、七品的官员，是在古代官僚系统中的最底层的，如果没有其他机制，他们一样要面临论资排辈等等的消耗，而且古代取得进士头衔的人，一般均要40岁左右了，老的可以60-70岁了，20多岁的进士是非常罕见的，相比古代人的寿命，这些进士人才能够使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如何把他快速挖掘并且提高到足够高的职位，这才是关键。

　　这里要说的就是古代的翰林院制度，进士点翰林是最荣耀的，会试后的殿试主要工作就是点翰林，皇帝和主要王公大臣均要到场，皇帝至少要阅览前十名的试卷，这样的情况下，作弊是基本不可能的，殿试的第一名才是状元，这是要皇帝钦点的，当然大学士的推荐也很重要。考中进士没有点翰林的，下面授职为主事，主事为六品，要高于翰林庶吉士的7品的。但是翰林却是排在主事之前的。至于主事以下，就是外放的知县，进士被外放为知县后，就要在地方长时间的论资排辈了，不到巡抚以上，基本没有再内调中央的可能，不过外放的知县能够多赚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还是没有贪污仅仅按照陋规取得的合法收入。

　　翰林的关键在于他是天子的门生，每逢五逢十皇帝要给翰林学生上课，即使是皇帝不到场，也是大学士来授课，等于是直接接触最高层，同时在很多重要的活动，均需要翰林到场，眼界也开阔了，皇帝的私人活动也经常是翰林陪同，皇宫和皇家园林的匾额和楹联也是按照惯例又翰林题写的，题写的好还有被皇帝发掘的际遇。而翰林的人数是100多人，三年下来皇帝和宰相就都熟识了，所以当红的翰林甚至比二品大员还炙手可热。

　　翰林在翰林院学习的是专门的知识，是按照六部进行分类的，可不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大道理，比如学习兵部的翰林，那么古时的布阵知识就在这里学习，可以看到布阵的有关书籍，这些书籍在民间是禁书的。所以明代和清代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书生出身的带兵将领。所以经过翰林院的学习，翰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极大的提高，到下一届的进士点翰林的时候，老的翰林就要散馆了，散馆外放的翰林至少为五品官员，比七品知县要高了两品，时间只有三年，晋升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而且这些翰林被皇帝和宰相熟识，将来晋升的机遇也多得多。

　　对于翰林中的佼佼者，是不会放出翰林院的，一般再授予翰林修撰、翰林编修等职务，其工作性质就相当于给其他翰林编写教材，同时自己也继续学习研究。从这个职务在翰林院再往上升，就到达待讲学士，这已经是二品大员了，相当于皇帝和宰相授课的辅导老师，同时待讲学士还有可能御前行走，也就是当皇帝的随从，机会又比一般的二品大员多很多，而待讲学士是可以直接升任大学士的，也就是宰相的，所以在翰林院这个人才的提拔通道中，十年内从翰林到宰相是很正常的事情，二、三年的也有，但是在我们今日，从处级干部到总理级别只用不到十年是不可想象的。

　　当翰林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宽裕的，因为翰林有考差，就是到外面省份去参与主持科举考试，主要是低一些的秀才和举人的考试，每次考试用不着舞弊，仅仅考取的人按照惯例给考官们的红包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同时还有沿途和所在地方的官员接待馈赠。

　　在翰林院提拔的高级人才，还有两个巨大的好处，其一就是这些人从考进士到出翰林院掌握实权，没有和外面的人同流合污，人的品行和品性还是非常好的，当初考进士的寒窗苦读和翰林院的钻研，人的理想还没有磨灭，能够为了正义据理力争和秉笔直书，历史上很多直臣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直臣如果不通过翰林院是在官场上无法晋升到高位的，所以翰林院的这些人过去也叫做清流。其二是这些人在翰林院接触和教导了大量的翰林庶吉士，他们散馆后，遍布天下，所以通过翰林院晋升的人是有他们自己干事业的人才积累的，而这些人才的积累又不是通过裙带关系得来的。

　　现在我们的中央党校和团中央也带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使命，但是他们的强度和力量与古代制度化的翰林院比差远了，古代翰林院制度的问题在于无法产生最高权力和一切围绕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的产生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独裁的体系，如果没有了权力的世袭继承，那么独裁者人的寿命限制到了以后，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其后的发展一定是要不走向民主要不走向动荡，所以我们在争取民主的背后是在争取我们自己日后的生活生存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匹夫有责。

十六、古时的官与吏的控制体制

　　说到官吏大家谁也不会想到官和吏的区别，官吏已经成为了一个词汇，而实际上在古代官和吏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中国古代，官是指朝廷命官，是需要经过科举、军功或世袭得来的，而吏却是官雇佣的人员，也叫做幕僚，对于现代的国际社会，官应当是需要选举的人员，吏就是公务员。而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官吏的概念分的不太清楚。

　　中国古代官和吏是互相牵制的，首先是在责任上，由于吏为官所直接雇佣，所以一旦这个吏有什么过失，承担责任的是官，这个责任是非常清楚的，是完全的责任，绝对不是什么领导失察的问题，吏贪污就是雇他的官贪污，吏枉法就是官枉法，都明确到个人，因为是谁的吏谁的幕府是很清楚的，绝对不是什么集体领导找不到负责人。所以官对于吏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说法，在没有了这一层限制后，恶吏是怎样的胡作非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吏的来源是很复杂的，很多没有科举能力的人开始从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群体，最著名的就是绍兴的师爷，而师爷是高级幕僚，而衙役就是低级的了。我以前说过，对于基本的算术中国的进士是不会的，而治理一方水土是离不开的，因此科举成功成为官就一定要雇佣师爷的，主要的有刑名、钱谷和书办等，他们掌握专业的法律、人口、文书等，这里面有大量的地方特色，因为中国的地方人口是由地方的钱谷师爷世代掌握，而法律中国是支持习惯法和宗法的，因此官到一地，是离不开当地的师爷的。

　　为了避免官与当地的吏过分的勾结，中国古代还有非常严格的回避政策，对于县官，辖区必须离开家乡150里，对于州官，辖区就必须离开300里，如是巡抚一级，辖区就必须离开家乡500里了，同时还规定在任内不能娶当地女子为妻，在一地一般也不能连任超过两任，这样当官不在自己的家乡当官，为官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样在地方的裙带关系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与现在的地方官，尤其是基层的地方官基本均为本地人有极大的不同。

　　古代所实行的以禄养廉，是对于官说的，对于吏可没有，这样国家和地方的财力才有能力支持，官德禄才能够足够高到养廉。按照清代的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说法，那十万雪花银的购买力是要相当今天过亿元的，因为那时候一般人家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0两纹银，一两银子可以换1000个铜板以上，不到10个铜板就够孔乙己喝顿酒了。官在此高收入的基础上，谁会冒坐牢、杀头的风险犯案呢？而且他的吏犯案他要负全部责任，他当然要控制好自己的吏。当然他这个10万雪花银也包括他雇佣师爷的费用，在收入上官与吏也是互相限制的，因此官员是不会多雇不必要的人手的。

　　从幕后当了师爷后，成为官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当然也有例外，一般是从官员一起参加作战获得军功，这一点在清末是很突出的，师爷是没有什么操守的，大量的师爷从湘军、淮军等幕府出来成为官员后，腐败大增。

　　中国的这个官吏体制在古代远远比现在想象的严密系统，所以能够在那样交通通讯的情况下统治世界人口最多的帝国，这一点上中国是远远领先世界的，欧洲的大帝国一般是环地中海，地中海没有什么风浪就如大内湖，海上交通很便利，而且人口远远小于中国，管理方式是分封不是中央集权。

　　中国古代的高效率还在于官吏与平民的比例上，中国古代这个比例达到了900：1，不要说中国现在，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可见其管理的效率。一个政府如果没有限制，一定是膨胀下去，而官与吏之间的制约，在中国古代有效的控制了官吏数量和官吏的权利，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当英国开始建立世界帝国时，他们借鉴了中国的管理体制，后来日本明治维新从英国学习，到中国改革开放相学习西方这个制度时，结果是从日本到英国最后回到中国的大清朝，但是中国对于这些好的东西早已砸烂了，连找文献都要到外国去找了。
　　

十七、贪官与贤相的辩证关系

　　在人们的眼光中看来，贪官与贤相之间肯定是对立的关系，奸相与贪官才是一对，但是熟读历史后，就会发现居然也有著名的贤相是大大的贪官。

　　这个贪官加贤相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管仲，管仲是富可敌国的，而且操守也有问题，他与朋友一起做生意，却自己卷款独吞，他上战场，却逃跑在前，但他却是公认的贤相，他缔造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还有一个这样著名的人物，就是张居正，他是明朝中兴的名臣，但是他也是贪婪出名的。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要升职也得买了名妓给他送去，他的出行要32人的轿子，轿子里面有文案和书童丫鬟。但是张居正也是公认的贤相。

　　最后要说的就是陈平这个人，不仅贪污，而且还没有政治操守，支持封吕姓为王，而且还有个人作风问题，但是历史上谁也没有怀疑他的贤相地位。

　　细想起来，这些贪官为什么能够成为贤相呢？关键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兴衰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些贡献比他们的那一点的财产大得太多了，所以历史上对于他们的行为就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态度。

　　历史上抄没官员的财产，是不区分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的，其实很多官员的财产来源还在于官商行为，比如和绅就是垄断经营米、丝绸等行业，和绅的巨额资产大部分是他的经营所得。

　　以前官员的收入比现在想象的要高很多，因为有基本合法的陋规收入，官员收取陋规的所得，一般仅仅是道德上的谴责。在陋规方面，比如耗募，一般是十分之一，相当于税收的十分之一，这笔钱全部归官员个人支配，是非常可观的。陋规还有冰敬、炭敬、节敬、红包等等。

　　古代针对官员的腐败有一点与今天很大不同，在刑名上分为贪赃枉法和贪赃不枉法二类，如果是贪赃没有枉法，一般也就是退赃或革职，而且革职还会有机会再次启用，可是一旦有枉法的行为，就是重罪。但是现在是反过来的，只要受贿就是大罪，无论是否枉法，反而如果仅仅是徇私枉法没有受贿，在中国却是非常轻的事情，而且经常是集体领导而不了了之。

　　所以对于古代的官员，是轻易不敢有枉法行为的，因为那时候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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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6 19:56:51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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