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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

。与思想界多采西方观念不同，军阀中除冯玉祥以基督教统一部属外，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到北伐时还曾临时出现孙传芳军系的“三爱主义”和奉鲁军系的“四民主义”。（注：参见Hsi-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54-56,95-100,115；唐生智事见前，余可参阅《晨报》1927年5月6日2版、6月15日2版、6月16日3版、7月18日7版、8月7日3版、12月2日3版，1928年1月1日2版。）后两种“主义”显然是摹仿三民主义，提示出国民党运用“主义”的成功。

这的确是那时南北双方治军方略不同之所在，1924年初伍朝枢代表孙中山访奉时，曾问担任接待的何柱国：“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答曰否。伍乃“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何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何回答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一样能打仗。张学良知道后，“满不在乎的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注：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9页。按何柱国非信口开河，北伐时奉军确曾提出“爱国党主义”。（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载《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1期））各有各的“一套”是个很形象的说法，但后来北伐时北方试图学习南方的现象说明国民党那“一套”似更起作用。

蒋介石就认为，“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这都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注：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89页。）南北军队另一个明显区别是南方有仿苏式的国民党组织，这一新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的政治复杂化，同时对整合军队也起了较大作用。蒋稍后解释“为什么要有党”说：“党是有主义的，运用主义的。没有主义，固然没有党；没有党，也不能运用主义。”（注：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收入文砥编《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下册，第299页。）党的存在，有助于消弭当年南北皆存的文武之间的紧张和疏离，起到整合文武双方的功用，促进了南方的军政结合，使北伐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政治并行的军队。（注：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国民党以政治组织支持军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极大地决定了北伐的胜利。（《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97、303页））

不过，主义、**一类新因素的效力当时还在证明的过程中，国民革命的“合道性”很大程度上毋宁是由北洋方面的“失道”所反衬而成。伴随着北洋体系老成凋谢和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阀兴起的，是其行为准则的转变。（注：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载《史林》2003年第1期。）特别是张宗昌、张作霖等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则，随意捕杀记者、学生，严重损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6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不论此事究竟该由哪一部分军警负责及其负有多大的直接和间接责任（注：该案的直接行为者虽然是段祺瑞的执政府卫队，当时北京的治安却是由冯玉祥部负责的。国家主义派当时即提出，“北京现状，完全在冯系军人控制之下”，故“冯系军人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且此前冯系军人张之江曾有“整顿学风”的通电，冯系军人李鸣钟亦表示“愿以军警为后盾，故段氏始有屠杀民众的决心”。（参见《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原载上海《商报》1926年3月25日，收入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208-209页）今人刘敬忠、王树才也认为国民军此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对三一八惨案负有一定的责任。（参见其《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关于三一八惨案，可参见李健民《北京三一八惨案（民国十五年）》，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6月），第297-319页。），若将其与稍后4月间《京报》被封、名记者邵飘萍被负责治安的奉军杀害联系起来共观，便体现着某种类似而连续的行为模式。

学生运动是民国的新事物，中央政府以这样的方式杀学生前所未见，连北军孙传芳也认为政府应为此负责。他和陈陶遗联名通电说，“政府早日既疏于化导，临时又过于张皇，枪杀多命，演成惨剧。谁无子弟，能不痛心”！且“年来政府对于学界举动，禁纵无常：利用则借为前卫，反对则视同大憨”。这一次又因“兵争不戢，驯至与学子为仇”。孙、陈希望“当局诸公，早知改图。平时教督防护，当负相当之责任；对于此次主使及行凶两方，必须实行公平之惩罚，勿徒以一纸空文，涂饰耳目”。若处置不当，则可能导致“上下乘〔乖〕离，祸至无日”的结果。（注：《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1926年3月23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5-216页。）

孙氏等对学生运动的“主使”一方也主张实行惩罚，多少还站在北洋体系的立场上。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虽已相当严厉，毕竟仍承认既存中央政府的地位。梁启超则认为，“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故必须“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注：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30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这已露出否认执政府之意了。上海商界表述得更直接，其致全国公电明言：“自段氏窃据首都，述其所为，对外则一味奉承，对内则动辄压迫；今竟听令卫队惨杀爱国运动者至百余人之多，如此媚外残民，罪恶滔天，实全国之公敌，亦法律所不容。”应驱其下野。（注：《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全国务公团电》，1926年3月22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4页。）

梁启超与上海商界的表述虽稍异，其观念大致相类，即基本否定执政的段祺瑞，然尚大致承认民国这一法统。北京国家主义派的立场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过去的“军事协约、参战借款、唆使和利用国奉的战争等等事件”已证明，　“段祺瑞和他的爪牙媚外卖国，残民以逞”。此次更“穷凶极恶，用枪炮大刀将无辜民众杀死了这样多，这种样人不但是毫无法律，简直是毫无天良”！该派明确宣布：“我们不去希望法律式的制裁”，因为“法律对于军阀早已失了效力”。（注：《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1926年3月28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09-210页。）

此次事件本因外国军舰封锁大沽口而起，孙传芳和陈陶遗已注意到“外侮“与“内争”的关联，他们就认为这次“外侮之来，亦由内争所召”（注：《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5页。）。重要的是这使一些人将此次惨案与不久前的五卅事件相比，结果更凸显出北京政府的失道。梁启超评论说，“试想去年五卅的血案还是现鲜鲜的放着，那时我们全国人民怎样一致的呼吁反抗，我们也取得国际间一部分真挚的同情。谁知紧接着英国人的残杀行为，我们自家的政府演出这样更荒唐的惨剧”！（注：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30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按梁启超当时正住院治病，他审慎地指出了其评论和判断是据其听闻而出。）

北京国家主义派更认为，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执政，“不但是国家之羞，而且是人类之耻”；必除掉以“为国家人类雪了羞耻”。（注：《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1926年3月28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0页。）当时正被国家主义派攻击的中共，其见解也非常相近，中共告全国民众说，“爱国同胞死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已足使人愤不欲生；今爱国同胞为爱国示威而死于自称中国执政之手，全国民众又将何如？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这样“杀人的卖国凶犯”当然应该讨伐。（注：《中国***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1926年3月20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43页。）

爱国者死于本国政府之手，且其惨烈更甚于帝国主义，这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对北洋统治合道性的打击实在太大。梁启超等还希望依靠既存体系的法律制裁，国家主义派和***在许多问题上立场对立，却皆得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结论。这两个政治团体在当时都没有足以将造反落实到行动上的军事力量，结果这一局势最有利于正与***合作的国民党，后者不仅有自己的军队，且已取得区域性的政治控制。
北洋政权的“失道”行为从反面衬托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使北伐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汤武“革命”那种“有道伐无道”的意味。当年一些知识精英的态度颇能提示出国民党在几年间从政治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任职清华的张彭春在1925年分享着社会对“统一权力”的期盼，他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甚为感叹，从社会安宁角度言，“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到当年11月张氏已发现“北京国民党得势”，这大概与冯玉祥对北京政局的影响相关；不久他进而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注：张彭春：《日程草案》（即其日记，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1925年6月29日、10月25日、11月30日、12月27日。）

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分析说，对蒋介石而言，北伐有利于其大权独揽；而“广东的政治工作也都是由其余所有人以准备进行北伐的这场革命进攻战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在邻近省份的组织也都在等待广州军队的到来，要反对这种情绪将是极其困难的”。在广州，不同的人围绕着北伐都有着自己的打算：“右派希望蒋介石率领军队北上，部分左派和部分***人鉴于有必要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幻想把恢复原来局面的希望同战争联系起来。蒋介石则指望利用这场战争把反对派将领派到华北去和筹集资金。”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态度一度摇摆不定”，直到派往广州调查中山舰事件的使团6月返回，其“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认为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注：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20-321页。蒋介石自己也分享着以北伐求生存的思路，他在许多年后回顾说，当时俄共谋夺在广州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东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参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第168页））

在国民党对外宣传中，北伐是以统一全国为号召的，然而所有上述具体思虑没有一种与“统一”相关，很能体现北伐对许多人来说的确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权宜之计；但这一权宜之计能够提出并付诸实践，正由于国民党尚存统一全国的愿望。后来北伐渐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即因国民党长期坚持对武装统一的正面提倡，适应了久乱思安定的社会需求，并以军事胜利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北洋已消极，而国民党正积极（皆相对而言）；北洋的失道，更使国民党的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易，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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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6 4:00:30 作者：罗志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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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