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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

向。广西新当局在1925年曾专门派副官长吕竞存到北京联络段棋瑞，李宗仁也多次坚持要求“督办”的头衔，这都让广州的少壮国民党人感觉其与旧式军阀的接近。（注：尽管黄绍竑已在1924年11月亲赴广州参加国民党，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在1925年初的军事报告中仍视李宗仁和黄绍竑为军阀。（参见加伦《军事政治形势》，1925年1月10日，收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36页））但“新桂系”也确有其“新”，如叶琪对广西的群众运动便甚感新颖，尤其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获得热烈掌声和欢呼，使他颇受感动，体会到了什么是“革命运动”。（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78页。）可知当时从“旧军阀”到激进的革命“新军人”之间有许多层次，在广东革命军人眼中仍偏“旧”的“新桂系”在湖南军人眼中已相当新奇了。

“新桂系”之“新”更多表现在军事方面，即各级军官以军校毕业些为主，注重军事训练和战术运用。这是他们与旧桂系最大的区别，也是广东方面一些人从很早起即对其另眼相看的重要原因。李、黄、白在广东的主要支持者是李济深部粤军，尤其是其中的保定等四校同学。（注：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4页；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新桂系纪实》上册，第18-20页。）李宗黄说，白崇禧等最初到广州谒见孙中山，“从事前的联络，届期安排，一切都由四校同学会为之代办”。广西驻粤代表陈雄便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也是广州四校同学会会员。（注：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7页。）邓演达在黄绍竑部初下梧州时即向孙中山报告说，该部“虽原有基干仅千余人，而其干部均系学生为多，皆青年有志之士，自命为广西陆军正派，目沈鸿英、林廷俭〔俊廷〕等人直为土匪流氓而不肯与为伍”（注：邓演达致孙中山，1923年，7月29日，转引自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54页。）。

这样的身份认同和强烈的“正邪之分”感觉固因其所接受的新型军事教育，也源自旧桂系对他们的排斥。正因此，“新桂系”在推进军队新陈代谢方面有着较强的主动感，他们还在与滇军作战时就多次致电广东国民党中央领导，要求以军事手段取缔在粤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并表示愿抽调军队入粤助战。后广州的杨、刘之役出乎意料的在数日内顺利解决，广西军队又协助广东以武力解决了由湘西转入广东的建国川军熊克武部，并积极参与对粤南邓本殷和驻钦廉之桂军申葆藩之战，协助以少壮派为主的新广州政府确立对广东的全面控制。（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58-261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45-47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第67-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106-113页。鲍罗廷充分肯定了广西军在南征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广西援助，“结局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凄惨的”。（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1页））

在此基础上，白崇禧和黄绍竑在1926年初先后到广州谈判，终于在3月中旬达成协议，正式对外公布了两广的统一，使刚刚获得对广东真正控制的广州国民政府管辖范围扩大到两个省。两广的统一其实也是象征意义超过实质意义，广西方面成功地保持了军事、党务、政务的基本独立，但其希望与广东实行财政统一借以“沾光”的设想也被否决，同样不得不“自理”。后者使广西方面相当失望，因广西的天下基本是自己打下，现在拱手“送”给中央，所得回报甚少。被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的李宗仁后来认为，迫使广西财政自理的先例使“国家法度全失”，此后经济丰裕的省份如湖南等在纳入国民政府治下时也循例要求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竟是中央政府自己！（注：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51-57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84-289页。）

在各自都外临强敌的情形下，两广的统一对双方的自保都有明显的好处；从南北对峙的视角看，两广统一对外的象征性威慑作用尤其不可低估。不过，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预计到不久后国民政府北伐能迅速取胜，所以广州未必具有充分的中央政府心态，仍更多关注广东一省，而广西也并不完全服从和依赖其拥戴的中央。在正式参与国民革命的同时，广西方面也在努力与云南唐继尧修好，并联络自1926年春实际执政贵州的周西成，在湖南则“因唐方多是同学”而明确支持唐生智。（注：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62页。）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带分裂性的因素，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终意味着南方的军事新陈代谢告一段落，李宗仁、唐生智部先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八军，基本受国民政府节制。在广西和湖南的军事新陈代谢中，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的军事领导人作用相当明显。随着各地新兴少壮军人的崛起，过去的“西南”色彩也基本褪去；广西已无旧桂系，有功劳势力大的在粤客军纷纷被灭，过去作用不大力量较弱者反得以保存。此前的“西南”无论怎样与北洋系统对立，其上层人物与北方仍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新兴的“南方”少壮领袖与北洋较少瓜葛（两广尤少），南北军政联系远不如前，利于战而不利于和。

二、国民党努力树立合道性与北洋失道造成的局势逆转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由于以北洋内斗为主的“军阀混战”久战而无确定胜者，武力统一在北方已被表述为破产的“迷梦”。然而对久乱的中国来说，统一恰是代表着许多人愿望的广泛社会要求，已成为温和、保守与激进的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一个相对共同的目标。对当时任何有意逐鹿中原的军政力量来说，是否提倡统一并证明其统一的能力意味着是否能适应全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影响着此后数年以至许多年中国政治局势的演变。

在一般人心目中，相对宁静安定的生活乃是一统局面下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来自“兵”或“匪”方面的骚扰可以大大减轻。中国***在1922年就提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注：《本报宣言》，《向导》第1期（1922年9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第1页。）

随着以北洋为主的“军阀混战”进一步加剧，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民生被严重扰乱。胡政之在北伐开始后得出与中共几年前的见解非常接近的看法，他分析说，过去多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各行业之人尚能苟安。至内乱加剧，“商不能商，工不能工，农不能农；甚至官亦不能官，教亦不能教，于是全国各业之人虽欲偷生苟安。忘大义取小利而不可能”。结果“全社会之态度一变”，而“统一意识与全国意识兴矣”。（注：记者（胡政之）：《国庆辞》，《国闻周报》第3卷第39期（1926年10月10日）（该刊无统一页码，故不引页数）。）

中国传统向主“思不出其位”，但其前提是至少要有可以苟安于其位的社会条件。到天下大乱，则庶人要议政，匹夫有责于保天下，是思不出其位而不可能。这样一种因思出其位而产生的全国意识，乃是一种思变求变且极富能动性的焦虑思绪。其建设性的一面，是促进了全国性思想言说的形成，并寻求一种全国性的解决；其破坏性的一面，是对既存政权的否定性判断——即判定其已“失道”或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对于任何当局者都是不利的。

在此寻求全国性解决的思绪形成之时，北洋军阀恰失去了统一全国的信心。由于中枢的自毁，遂给处于边缘者造成了机会。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为此后的北伐预留了先机，主张且能够实行武力统一的新来者仍有尝试的余地和成功的机会。

在1925年的一系列“统一广东”战役之前，已较长时间开府广州的国民党实际上连“偏安”之局也未能充分实现。1923年底开始的国共合作引进了苏俄式的紧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改变。改组后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既定意识形态，又有接近苏俄模式的**组织扮演动员民众及沟通军政、军民等因素的整合角色；新型政治带来的动员整合力量大大推动了国民革命军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的形成，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也提示了以武力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性。以前许多人认为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在其反帝的一面，其实恐怕更多在其强调统一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注：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

不过，尽管国民党已成为当时惟一一个既有统一愿望又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其长期居于边陲毕竟使其在一般认知中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此前使用的大元帅名号也表明其本非“正统”。1925年成立的国民政府虽然可能有着某些权宜之计的考虑（比如可以借此断绝唐继尧以副元帅身份入主广东的正当性），到底表现出其自信心的增强，敢于以中央政府自命，凸显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全国性，但国民政府足以统治全国的合道性仍需建立。

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愿望，国民党在1925年5月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稍后国民政府又说，“中国军阀，凭藉帝国主义之后援，割据自雄；或揭武力统一之名，或标联省自治之号”。（注：《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1925年8月1日，均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0、41页。）可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都是能够“迷惑国人”的口号，由于北伐实质上仍是一种“武力统一”，广东当局既要针对带有“西南”特色的“联省自治”，又要区别于北方的“武力统一”，故特别致力于树立其“革命”的合道性。

北伐出师前，国民党向全国民众宣言说：“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注：《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1926年7月4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2辑，未著出版机构，1956年，第51页。）蒋介石也强调，中国统一，“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只有国民党是有“主义”的团体。（注：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88-589页。）他稍后就任总司令时进而说，“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于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效死命”。如今“国民革命以主义为依归，绝不同于军阀武力统一之梦想”。（注：《蒋总司令就职宣言》，1926年7月9日，《革命文献》第12辑，第56页。）

同样是“武力统一”，有“主义”的一方便既正确也能够胜任，“主义”的功用真是神奇。从实用层面看，民初的中国社会，因政治鼎革造成整体性的制度转换，加上传统的崩坏，一统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结果是各种新兴的“主义”起而填补思想领域的空白。当年比较成功的军阀，多少也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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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6 4:00:30 作者：罗志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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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