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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

另一位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龚浩的回忆稍不同，赵、李所说的“旧派”在他看来是“士官派，都是年纪较大的军人”；而新派又可细分为二：一是“保定派，都是保定学生”；一是“干部派，是广西干部学堂出身，赵恒惕的学生”。保定派和干部派联合拥赵，士官派及其他无所属的则拥谭。龚浩特别指出，保定派“当时已有十六个团长，此外都担任营连长等中级干部”，而拥谭派则“部下官佐素质较差”。（注：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1996年6月），第89页。）若不计细节的差异，当时湖南军官有新旧之分，且新派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是大家的共识。

赵恒惕以为，当年“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1923年谭延闿受南方政府命由粤入湘，旧派谋拥谭重握政权，唐生智等新派中坚认为，“如以旧振军官为中心，拥谭出任省长，则新派军官必遭排除”。事实上“湖南历次之得以靖乱自保，多赖新派军官之效力，旧系军人实不足以言安定内部而御外侮也”。后两派终开战，是为“护宪战争”或“谭赵之战”，由于“新派军官之学识较胜于旧派”，战争以新派获胜结束，拥谭的鲁涤平等退出湖南撤到广东。（注：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赵恒惕先生档案”，58-003-002-001，第24-25页。）

此次战争后湘军重新整编，由二师扩为四师，唐生智升任第四师师长。赵恒惕似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省内民政，军事方面未曾继续“扩充部队，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增购”。但唐生智则不然，他先已在龚浩建议下联络全省十六位担任团长的保定同学，结拜兄弟，所有同谱兄弟家庭无论本省外省都由他接济，形成以唐为领袖的团体，“有举足轻重之势”。此时更致力于军队的训练和充实。整编后湘军各师均辖二旅，独唐的第四师辖三旅，“在兵力上比其他的师几乎多一倍”；其他三师各只有枪七八千枝，而唐部有枪一万多枝；再加上驻防衡阳，“防地广、财源足”，并从各处添购武器，终“成为湖南最大的势力”。（注：本段与下段，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58-59页；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第89-91、103页。）

赵恒惕已指出新派军官“学识较胜于旧派”，而唐部军官更是“清一色保定同学”，并因此与保定前校长蒋方震（百里）结下长期的联系，蒋百里本认为“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对唐生智也特别看重，因唐的关系而成为“湖南新力量的指导，大家奉之若神明”。实际上唐生智还真求助于神明，他“在军队中宣扬佛法作为精神教育，并令全体官兵一律入教”，尊奉顾和尚为师。长期任其参谋长的龚浩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唐信任顾，也是少读书之故。最初的动机，只想效法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来个佛教将军”，以巩固其对军队的控制。（注：按唐生智后来投入国民党仍主张“佛化革命”，其军队号称“大慈大悲军队”，有“佛化省政府”、“佛化省党部”之说，曾引起教育会和通俗报馆等机构的反弹，此事尚未见专门研究，可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59-62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83年重印3卷本）第1589页；《晨报》1927年7月15日3版、10月18日6版、12月20日6版、12月27日6版，1928年2月24日6版。）

湖南地处南北之间，不仅北方的冯玉祥成为效法对象，南方的两广也成湖南模仿的榜样。为打破湖南的防区制，时任赵恒惕参谋长的龚浩“建议仿照广西办法，将军财统一”。赵表示只要唐生智赞成就可以办。于是龚浩找到唐，得其同意后召开会议，“决定军队核实点验，每师派一团到省城接受训练，并仿行广东革命军的办法，请刘文岛为政治部主任。税收方面，由省统一办理，第一个月各师由省发饷，第二个月起由省收税发”。（注：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第91页。）

龚浩本是唐的谋士，拟请来的刘文岛亦保定毕业生，曾受过唐的馈赠，后来更任唐生智驻广东代表；当时赵恒惕已有让位于唐的表示，若唐接位，这些“军财统一”的措施也对他控制全省有利，但赵唐之间的互不信任已较强，唐在会议之后又违反前言，两人之间的冲突乃无法避免。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即唐已和两广、特别是广西新政权有了较密切的接触。

先是赵恒惕派旅长叶琪于1925年冬访问广西，意在居粤之湘军程、谭两部，希望进则助广西攻广东，顺便消灭在粤湘军，退亦求广西在以后湘粤交战中保持中立。但此时广西已正式加入国民革命阵营，故一面以各种“新气象”予叶琪以深刻印象，一面四处散布叶琪是代表唐生智来商谈湘粤桂合作的消息（注：这一宣传大致是成功的，《申报》1926年3月5日9版一篇署名铜驼的广州通信（2月24日）就说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陶菊隐即说当时“我们在长沙所闻，叶琪确系唐生智的秘密代表”。（参其《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8页注2）但叶琪的访问和所谓梧州会谈都比李宗仁所述更为复杂，后面还会论及。），并拉叶琪参加广西方面在梧州为国民政府代表枉精卫、谭延闿举行的欢迎会，最后叶还与谭一起访问广州。叶琪也是保定军校学生，此行本带有唐的书信，一些人大概也就弄假成真。其实在1926年2月中旬，唐生智自己也秘派代表至粤，与国民政府联络。不久唐正式电请广西方面在他进兵讨赵时派兵遥相呼应，并得到广西的允诺。（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第276-284、290-292页。关于唐生智秘派代表至粤，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第620页。）

赵恒惕外受南北压力（在双方对立日益明显的情形下湖南要保持“自治”并置身事外越来越困难），内为强势部下之“兵谏”所迫，乃于1926年3月初下令任命唐生智代省长；但长沙随即出现国民党推动的要求废除省宪、彻底改造湖南政局的市民游行。游行的举措提示着两广的新兴政治方式已传入湖南，也表明唐生智不接受“不彻底”的安排。（注：《赵恒惕出走前之湘局》（3月10日长沙通信），《申报》1926年3月15日9版；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9-113页。）赵恒惕终不得不辞职出走，唐生智于三月中旬入主长沙。在下旬的军事会议上，唐生智逮捕二、三师师旅长等五人，杀其中三人，终导致湘军其他师的军事反弹。复因唐生智公开联合广东政府（3月25日两广代表已到长沙公开活动），反唐湘军得到吴佩孚的军事支持，唐生智在夹击下迅速败退，在广西援军的支持下才立足衡阳，保持其对湘南的控制直至北伐。（注：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66-70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92-295页。关于两广代表白崇禧、陈铭枢在长沙的活动，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1-9页；《各公团欢迎陈、白两代表盛况》，载《大公报》（长沙）1926年3月29日6版。）

当时广西全境己在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控制之下，李是广西陆小毕业，黄、白皆保定军校毕业，三人在旧桂系军队中仅至营连长级，不甚得志。后李、黄各带千余人的小部队起家，两次结合，其部军官以陆军四校同学为骨干，作战能力强，发展壮大较快。其势力兴起的转折点在1923年，先是黄绍竑部于1923年春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受任为广西讨贼军，是年冬李宗仁部改称定桂军，两者名义上都以广西全境为目标，气魄上已非小区域割据之主。当年末，两军在驻防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支持下消灭陆云高部，控制邻近广东的西江上游地区，成为沈鸿英和陆荣廷两大势力外的广西第三大力量。1924年春，陆荣廷和沈鸿英为争广西而战，李、黄、白等采取联沈倒陆的策略，乘陆、沈激战于桂林方向时一举占据南宁，不久肃清陆荣廷残部，正式组成统一的定桂讨贼联军，据地颇宽，在广西形成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注：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165-272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63页；尹承纲等人的多篇回忆文章，收入《新桂系纪实》（《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上册，第18-132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第63-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第35-105页；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4,pp.43-63;Donald S.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Army,1905-1925.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pp.284-285。）

孙中山在北上与段祺瑞会谈前于1924年11月任命在粤桂军将领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令其率部返桂。李、黄、白等派胡宗铎赴广州向代元帅胡汉民表示强烈反对，黄绍竑也于11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胡汉民乃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黄绍竑为会办、白崇禧为参谋长。实际上，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不仅使广州政府号令不行、名实不副，更是广东不能安宁的重要原因：滇、桂、湘等省主政的军人都因有该省失势军队在粤而觊觎广东，总思一举解决后患。刘震寰和杨希闵两部是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州的主力，故与孙关系密切，但他们与少壮新领导的关系就相对疏远。胡汉民告诉胡宗铎，对刘震寰的任命“不过是名义而已。我们不让他去，你们不让他来，就行了”。而驻扎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本是李、黄、白的后盾，刘虽有图桂之心，却不能越李部而过，于是一面联络沈鸿英，一面邀约云南唐继尧。

唐本有意出兵广东解决（征服或收服）当地滇军，更思在孙中山北上后控制大元帅府，遂决定进兵广东，曾数派代表与李、黄、白部联络“借道”之事，并许以厚报，未得同意。沈鸿英则于1925年初主动向李、黄、白部发起进攻，反被后者于2月中旬攻占桂林。3月中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通电就任广东政府副元帅，号称要到广州视事。先期入广西的滇军龙云部已于2月下旬不战而据有南宁。至4月下旬李、黄、白部基本肃清沈部，乃回师攻击龙云，经昆仑关激战后将南宁包围。此时滇军唐继虞部又逼近柳州，李、黄、白部主力转向柳州迎击，于6月4日在沙埔血战，击溃唐部主力。滇军兵力虽众，然两路不能结合，终被各个击破；到7月下旬滇军全部退出广西，至此广西全境为李、黄、白部所控制。

“新桂系”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少胜多、屡破强敌而统一广西，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广东方面此前除粤军李济深部对“新桂系”的军事行动一直予以实际支持外，大约并未十分认真对待这支力量（注：蒋介石在1925年4月27日即认为，由粤入桂与唐继尧军作战的滇军范石生部将“全军覆没”，广西“李、黄二将军的队伍，其命运也是如此”。（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70页））。广西统一后，湖南赵恒惕和贵州袁祖铭的代表迅速到达广西，广东也于1926年1月派出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谭延闿、甘乃光为首的高规格代表团到梧州“慰劳”，与“新桂系”领导人会谈。这次“梧州会议”外间传言甚多，各人所见不同，李宗仁等散布叶琪代表唐生智来谈合作的做法虽较成功，但在广东方面看来，这恰证实了“新桂系”倾向联省自治的印象（据说叶琪随汪、谭到广州后还因鼓吹联省自治与三民主义的共性而遭其保定同学邓演达面斥）。（注：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35-37、49-50页；陈雄：《新桂系形成时期亲历忆述》，《新桂系纪实》上册，第95-96页。）

在叶琪和非国民党势力看来，这样的讲话应代表着湘粤桂三省合作的意向，而在邓演达等广州国民党人看来，这显然意味着不够革命的妥协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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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6 4:00:30 作者：罗志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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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