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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

【作者简介】罗志田，1952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北伐前两三年间，南方的局势发生较大变化。唐生智武装盘踞湘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成功控制广西；两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而层次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面目一新的广西进而与刚获统一的广东实行两广结合，复与湘南一起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形成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的数省势力范围，提示出武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为北伐的取胜打下了基础。
【摘要题】民国史研究
【关键词】民国政治/湖南战争/新挂系/政治正当性/南北之争
【正文】
北伐前两三年是中国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半数以上是在这两年才崛起而为人所知，到北伐时乃成为全国性人物。尤其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更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在其所在区域确立实际控制的地盘（唐盘踞湘南，李、白、黄则控制广西）而树立起区域军事领袖的认同。再加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领导核心通过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真正控制广东，南方三个新兴军政集团基本受国民政府节制，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数省势力范围，与北方的四分五裂形成鲜明对比。

这主要是指发展倾向而言，即南方比过去呈现出更集中的态势，而北方则明显较前更趋于分裂。其实南方内部自不免矛盾重重，而北方也不乏“集中”的因素。从表面看，北方形成了各辖有数省地盘的几大势力集团，且各自的兵力多胜过整合后的南方全部；然奉系甫经郭松龄反叛的打击，直系吴佩孚虽受拥戴而号令难行，新兴的孙传芳部看起来最具朝气，惟其外来征服者的“暴发户”意味太明显，辖区内的地方军队与其貌合神离，后来成为致其败落的重要因素。（注：冯玉祥部对北洋体系的挑战及其引发的大战是北方“分裂”最明显的表征，我们不能据国民党的后见之明把冯玉祥部视为“南方”势力，时人当然已注意到“南北二赤”的共性，然冯部固北洋正宗（其正统性还超过奉系），也一直被视为“北方”之一部分（实际上北方尤其是直系内一直有“收回”冯部的主张）。（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载《史林》2003年第1期。以下关于北方军事格局演变的内容也多本此文））

重要的是，北方此时仍具有中央政府的名号，理论上正应号令行于天下，若号令不行则罅漏立显；而南方虽也自诩正统（许多爱国民党影响的史学论述实际也如此叙说），时人一般仍多视其为“造反”者，地位完全不同，其整合的成功处反易为人所见。

南方军事整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比北方更注重利用清季以来新型军事教育的成果，适应了民初作战方式日益“现代化”的实际需求。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呈现出走向全国统一的征兆，符合当时久乱思安定的社会心态，成为国民党树立其革命事业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重要基础；而名义上仍居正统的北洋政府不仅无力控制局势，更出现一些明显的“失道”作为，反证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结果，久居边陲的国民政府之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形成“有道伐无道”的态势。本文侧重考察这段时间湖南与广西的军事整合进程，借以分析南北攻守势易的关键性转变。

　　一、“教而后战”：北伐前夕的南方军事整合

1925-1926年间，北洋内争规模不断扩大，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及亲近的粤军乃能从容以新武力统一广东；李宗仁等新桂系以武力取代旧桂系控制广西后，两广新兴军事力量进而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适唐生智在湖南驱逐赵恒惕，虽未得全省也占有湘南，并与两广势力联合。结果，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并造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

这一格局的形成也体现了“南方”自身权势转移的走向。从地理视角看，民初北洋的对立面有一个从“西南”向“南方”转换的过程，这一应该说是显著的转变过去却不十分受人注意。若仔细考察，稍早的“西南”称谓实际地反映了其实力的构成，即以滇黔桂三省的军事力量为主（在四川，部分因其与滇黔驻军的矛盾，稍后起者更多偏于北洋一边），而国民党所在的广东虽然也在“西南”集团之中，却不仅有互不统辖的各类粤军，还多为“西南”范围内各省失势军队的避难所（当然也就意味着广东地盘的进一步划分），实在只是所谓“西南”的外围而已。（注：关于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参见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第2卷，第35页。）

粤、桂、湘三省的军事整合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的军政格局，基本统一的两广和湘南三者都拥戴国民党的新领导核心，大致成为一体，并于1925年击退滇军的进犯，意味着“西南”之中的“西部”衰落而“东部”兴起。（注：这一格局的形成还受到另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原来在“西南”中最活跃也最具军事实力的云南因唐继尧、顾品珍内部争权之战而实力大损，云南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并宣布“自治”也使其干预他省事务不够名正言顺。关于联省自治，参见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最能追随时势的舆论之表述即明显可见在“西南”范围内由西向东移动，逐渐以“南方”代替“西南”来称谓北洋的对立面。三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都由当地层次相对偏低而又较“新”的力量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

这里所谓“新旧”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带兵者是否受过新型军事教育。清季“兵学”大兴，军人特别是军官应受系统的军事教育而后能胜任这一从外国传入的观念赋予“教而后战”的古训以新的意义。“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不仅是文人的愿望，也符合当时作战方式日益“现代化”的实际需求；但在南北双方偏旧的多数军队中都存在排斥军校毕业生的现象，保定军校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四校”毕业生在既存军事系统中不仅不易得到升迁，有时甚至找不到工作，即或找到也多非实际带兵的工作。（注：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载《史林》2003年第1期。按所谓“四校”，即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入民国后陆军中学改设的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这样一种体制和实际社会需求的疏离正是南北“旧军阀”系统的问题所在，也成为南方新军事力量得到整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保定军校的作用，1916年夏，孙在上海与任职滇军的革命党人李宗黄谈话，希望李氏将保定军校学生组织起来，练成一支劲旅以推翻北洋军阀。李介绍说，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中学等学生多文武兼资，且不少向往革命，入民国后更经保定军校系统培训，必堪大用，而北洋军阀则对军校生嫉视和排斥。孙乃提出可将陆军小学、中学和预备学校学生一并包括在内，于是李宗黄开始筹组“陆军四校同学会”，后于1918年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然该会主要的发展却不在北方在西南各省。（注：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八十三年奋斗史》（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324-328页。）

在孙中山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而有所谓“三角同盟”期间，段棋瑞派前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到广州联络，李宗黄在广州四校同学会（成立于1923年3月）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北洋政府以11年的时间和大量人力财力，训练出6000余名军官，但由于北洋军阀对保定生不予重用甚至排斥，而孙中山却对他们信任关怀，结果这些学生泰半投向革命阵营，以与北洋军阀战，真是莫大的讽刺。（注：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二），第333页；《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6页。）“泰半”或不必是准确数字，但保定生在北洋体系中少得重用而在南方新军队中却能迅速崛起这一基本事实大致不差。

鲍罗廷在1926年5月就承认，第四、第七和第八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保定派”。（注：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281页。苏俄顾问A.B.勃拉戈达托夫也有类似的观察，参见其《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年）第190-191页。）第四军主要是许崇智、李济深等指挥的建国粤军改编而成，据李宗黄观察，其“团以上的军官，几于无一不出身陆军四校”；第七军即“新桂系”部队，从军长、纵队司令以下，“所有的团、营、连长，一律全是四校同学”；而第八军则为湖南唐生智部，其军官也从上到下几乎全是四校同学。这些新兴军事力量皆非黄埔系统，是北伐的主力。其实黄埔军校不少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且在黄埔系统的第一军中，也只有中下级干部才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上级军官则“俱为四校出身”。（注：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8页。李宗黄注意到，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李福林的策五军和程潜的第六军就较少任命四校同学。这四个军并非北伐主力，战斗力较弱且组织方式也相对偏旧，可知当时北伐军内部的新旧之分也是很明显的。）

这样，许多北洋体系的“弃才”却为南方各新兴军事力量所充分利用，北洋系统自身不甚重视的军事教育实际起到了为南方培训军事骨干的作用。不过，上述军校学生带领的南方新兴武装也大多是在与当地既存军事力量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广东的情形由于英俄为代表的外国势力及各省“客籍”军队的卷入而呈现出特殊性，将另文专论（注：参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待刊。），

下面仅简单考察湘桂两省的军事整合进程。

1920年湘军在直系吴佩孚的默许下驱逐皖系张敬尧，实现所谓湖南自治。谭延闿短暂掌权后于年底被部下赵恒惕所迫出走，由赵接任湘军总司令，实际控制湖南直到1926年初，赵又被其部下唐生智迫走。两次权力转移的共同特点是最具军事实力的部下迫走上司而自己基本以和平方式接任。这样一种相对和平的权力转移大概因为20年代前期的湖南主要为湘人自治，省内各地则实行半独立的防区制，各镇守使在其防区内握有大权，省最高领导的易位对各防区实际控制的转换影响较小。（注：参见姚大慈《赵恒惕上台的阴谋和血手》，载《文史资料选辑》（我所用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第30辑，第145-156页；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第85-113页；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57-164页。）

这段时间湖南权势争夺情形比较复杂，其中当然包括参与者政治观念的差异；且湖南虽然“自治”，仍一直受到南北两大势力对峙格局的影响（湖南提倡“自治”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避免成为南北交锋的战场）；同时流亡在外的老革命将领程潜也不断纵横捭阉其间，遥控其所属派系参与竞争。可以说湖南省内的权力争夺主要在程潜、谭延闿和赵恒惕三派军人中进行，尤以曾同属一派的后二者势力较强，其间的斗争也更激烈。
当事人赵恒惕后来回忆说，“湘军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注：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赵恒惕先生档案”，档号58-003-002-001，第23页。）此说大致不误。时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李品仙也说军官分新旧两派，“高级的将领以旧派居多，拥谭就是这批人物；新派大部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多数担任旅、团、营长”，都是拥赵的。盖赵恒惕为部下信赖，湘军军官多是“经他手里训练乳育起来，旅团长以下的干部大多数都是拥戴他的”。（注：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第56页。时在湖南任记者的陶菊隐也说：“当时论者认为，谭派军人多为师长或镇守使级”，而“赵派军人多为旅团长级”。（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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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6 4:00:30 作者：罗志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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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