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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

山）事务的大臣，凡各旗行军围猎、生产行政、内部监察，无一不有权处理。总之，将一旗之管理、监察大权，逐渐从各旗贝勒手中分离出来，转移到固山额真手中。而且固山额真的任免权，不属于各旗旗主，天聪五年之前属议政大臣会议，其后均归于皇太极控制下的吏部。尽管如此，各旗人口、财产仍隶于本旗贝勒。旗内成员的婚丧嫁娶必须征得本旗贝勒同意。财产的继承转移，也必须事先申报，征得本旗贝勒的同意。后金国家仍然尊重这一权力。即使旗内处理不公，国家出面干预，也只限在本旗之内，遵循先在本家族内按亲疏分配，若无亲戚，方归本牛录，或归本旗贝勒。旗下属人，除讦告离主者得以改旗外，一般仍留在本旗，或由本旗旗主处理。崇德八年，镶蓝旗贝子罗托（斋桑古子）得罪，“以罗托家财、牲畜、人口俱归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或分给公篇古、屯齐、屯齐喀（皆镶蓝旗宗室），听王自便。”〔42〕若是两旗之间发生关系，则须同时征得两旗贝勒的同意。如崇德三年，镶白旗星讷欲以正白旗之寡妻为子妇，“请于武英郡王，王因遣人至豫新王所议。”〔43〕据此可见，各旗旗主贝勒是以一旗最高所有者的身分出现的。天聪九年，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妻前夫所生女，寄养别旗之外母家。该旗贝勒欲令女入府。石廷柱即携女还家，不与，云“我所娶之妻所生之女，即我女也。我等职官之女，诸贝勒从未有取者。若取此女，我有愧于在下各官。”结果，“石廷柱另属一旗，乃牵连上下，语言夸大。因革石廷柱大章京职，罚银百两。”〔44〕由此可证寄养于别旗之人，即为该旗贝勒之属人，由该旗贝勒安排，即使父母亦莫如之何。

八旗各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分别容纳、赡养外来人口，这是当时解决蒙、汉八旗生计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崇德三年七月，皇太极谕诸王、贝勒、贝子等云：“我国家蒙天眷佑，汉人、蒙古、虎尔哈、瓦尔喀在在归附，皆分给与诸王、贝勒、贝子，令加恩养。”又谕国中新旧满洲及旧蒙古、新旧汉人云：“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有勇敢堪充行伍因贫不能披甲者，俱许自陈，先诉于本牛录章京，牛录章京率之告于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详问，即带本人及牛录章京启知本王、贝勒、贝子。……”〔45〕崇德八年，又重申各旗王、贝勒、贝子须加意赡养“新旧人等”，即满、蒙、汉八固山全体成员。反之，若允许蒙古、汉人各以自己的经济隶属关系结合成八旗满洲之外的社会集团，按满洲人口比例，就不足以控制。所以，将蒙、汉八固山分隶于八旗满洲，同样是一种强制，也是当时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正如王锺翰先生指出的：“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既然一同被编在八旗之下，享有与“八旗满洲”同等的地位，即应被视为满族。〔46〕这一论断为我们正确理解八旗内部满、蒙、汉三固山的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如果将八旗蒙古、汉军排斥在八旗之外，各成系统，那么，无论清朝统治者如何号召满、蒙、汉同为一体，也势必难以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满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满族的汉化，同时也有大量蒙古、汉人的满化。没有后一点，单凭原有的女真族人，是无法征服明朝，进而统一全中国的。

八旗（八分、八家）构成后金—清国家中最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人口财产隶属于一旗之王、贝勒，这一法律表现的经济原因，则是八旗各自独立的经济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基础。此外的国有经济，不过靠八家捐出。但终皇太极之世，清朝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入关之前，皇太极之所以未能将八旗诸王、贝勒的势力彻底削弱，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入关以后，掌握了全国经济，方才有可能最终战胜八旗王、贝勒、贝子、公等。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由于国家缺乏有力的经济财政基础，故国中一有缓急，皇太极也只有仰仗八家调剂。天聪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余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余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皇太极企图以断然措施，将八旗经济纳入国家控制之内，但当时的汉人官员就已经指出这条路走不通。〔47〕从以后的史料中，也未见有因多储不售而受告计者。崇德元年十月，国中不充，皇太极又宣谕君臣：“尔等有粮之人藏粮，必待粮价腾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今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其余粮即往市粜卖。恐有粮之家拒不粜卖，先令尔八家各出粮百石于市中发卖。”〔48〕这种强制手段，恐怕也只能奏效于一时。所以，次年闰四月，阿济格征朝鲜获皮岛储粮六百余石，皇太极限令“运至东京，赈济贫若无粟之民。若不足，令各牛录下有粮之家均卖与本牛录下人，取其值，或借给取息。如再不足，各旗王可周给之。”〔49〕归根到底，还得依赖各旗王、贝勒、贝子、公解决本旗的生计。崇德以后，国家权力机构已牢牢控制在皇太极手中，大清国的大计方针无不按其意志确定，然而各旗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各自旗主贝勒领域。皇太极在将各旗事务纳入统一的法制的过程中，虽然竭力干预各旗内部事务，限制各旗旗主贝勒越轨擅行，但同时又须依赖他们的配合，尊重其既得权益，关系十分微妙。崇德八年，是皇太极权力达到顶峰之时，但他仍说：“朕素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一切家事，俱不预闻。嗣后于新旧人等，孰爱养有方，孰漫不抚恤，必加详察。”〔50〕皇太极此言“俱不预闻”，虽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多少反映出他对八旗王贝勒既有不满，又不能越俎代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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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8-6 0:44:26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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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