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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我当权你腐败，总有人在那权利上腐败，就是制度上腐败。我们的问题基本上属于没有制度化，过渡性腐败，下面是怎么往前走的问题，而不是批判改革的问题。这是改革当中各种利益冲突，转轨经济学，首先政治经济学就要分析这些问题，分析制度的各种问题。

　　第三个大问题，也是改革当中的第二类大问题，就是转轨经济学分析的第二类大问题，就是关于制度和信息的完全性问题。信息的不完全有三种。第一，对一种具体制度，构成一种制度的各种要素的信息并不完全，我们大概知道那个制度怎么运行，但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运行？后面有哪些制度支撑它，这些信息都不完全，一说搞一种新制度，还把格外各种法律条款研究一番，最近我的两个学生在研究资源税的问题，我们的石油涨价了，采掘利润大涨，本来是全民的资源，全民的税嘛，这个税说不上来，结果导致企业利润那么高，我们的储蓄率这么高，要解决这个问题，两个学生去搜索，找各个国家这些基本的制度，发现这些制度都是人家一八几几年写成的法律，现在都成为固定的事情了，不再想它了，我们还得从头翻起。很多具体的制度都还没有建立，光知道它运行挺好，你不知道它有很多的细节在里面支撑它。

　　第二，你不知道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需要多少时间？一个制度的生产也是需要时间的，你不知道这个制度的生产函数是什么状态？比如像法律，一个法律是代表一条制度，这个法律首先得起草，纸面上体现出来，争论来争论去，一个法律几年才能出来，先作为条例运行，法律一旦形成，一旦成为纸面还不是真正的制度，它需要实施，就像最近的劳动合同法出来以后要实施，前面属于争论阶段，后面要实施出来一个细则，细则出来实施需要案例，需要判例，需要有人告状，有人不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有人惩罚它，这个法律才在现实当中起制度，才能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约束，才能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种规则。它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或者叫做建立的过程。

　　金融市场的改革、银行的规则也许五年之后，八年之后作用才真正开始体现出来，股票市场刚一开始搞股权分置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后面会出现这些问题？当然，股权分置本身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一会我要讲这个问题，一种过渡性的制度，你要改这个制度又讨论了七年（从开始讨论到改），改了三年。改完三年之后，今年股评家们终于发现有大小非问题，我说去年你忽悠大家的时候怎么把这词忘记了，大小非不是新政策吧。大小非是从股改那天开始就定了规则，哪天它要上市，要可流通。今年你想起来了，去年把这词忘记了。现在又开始回潮，现在这些既得利益者们当年鼓吹要股改的人们开始回潮，要求政府停止大小非，把好不容易得到的改革的成果扼杀住。终于股票市场要成为一个全流通的股票市场了，它要遏制住，你不知道这个过程，它要走完全过程，我们改革还没有走完全过程，基本的规则有了，但还没有实现全流通。就说明我们的股票市场还没有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股票市场，它需要多长时间？现在大概知道多长时间了，一开始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一个证券市场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环节，一个要素。这还多少知道一点，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至少不是确切的知道。这里面你三个不知道，第一，不知道怎么建立，第二不知道某个细节建立的时间。第三，你不确切的知道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为一个制度就是一个体系，各个制度要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91年一篇文章用的词“摩擦成本”获得改革的效率、收益和付出的摩擦成本之间有一种决策的选择。90年科尔奈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不协调成本”，他说一个稳定的制度，计划经济本身是自我协调的，市场经济是自我协调的，但是改革当中的过渡性状态自我是不协调的，会产生大量的摩擦、混乱，导致经济下滑等等，它为了解释当时东欧苏联的现象，那种激烈的变革导致社会的混乱，效率损失，生产下降。经济改革一定广义上属于摩擦成本，但是它不属于信息不完全的问题。

　　渐进和激进在利益上的差别：利益冲突的角度上，是是否照顾既得利益的问题，是否搞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问题。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上面，渐进和激进的差别在于你要冒多大的风险。你是否为了获得快速制度的收益而承担很大的不协调成本。不协调成本这种成本代价会对你这个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害。苏联东欧之所以选择了这种路线，一定意义上，一方面是因为刚才说了本身的既得利益很小；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社会成本比较大的国家。别看苏联东欧它的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文化、知识、教育已经形成了，社会成本的东西都形成了，它付得起比较大的摩擦成本，不会影响社会最基本的稳定。比较落后的国家就很难讲。至少我们看到落后国家改革起来稍一混乱社会就乱掉了。社会基本的公共品供给都供应不上，苏联东欧刚开始转轨，91年我去趟俄罗斯，我的印象当中它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社会生产经济下降什么，你到那看，地铁零点几分，几秒钟的误差，准点，暖气的供应该多少度就多少度。后来他们国家不工作了，政治制度不工作了，弄一帮黑帮来指法，没有法律规定人们还钱，只要黑帮出来让人们还钱，那属于私法代替公法，但是它法警整个社会承受得起这种摩擦成本，它承受摩擦成本的能力比较强，当然这是一种假说了。从道理来讲，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是激进还是渐进是在于你承担多大协调不稳定成本的问题。

　　摩擦成本的具体表现形式一种是出现所谓的制度瓶颈，制度之间改革的进程不协调。有的改革已经发生了，有些改革还没有发生，成为整个制度的瓶颈产生效率损失，社会混乱不说了。第二种，所谓超前，其他制度都没有改好的时候，某个领域里面过快的发生了改革。这两种情况在现实当中都有一定的对应物，中国的问题可能是瓶颈的问题大一点，十年前我们想起来最大的瓶颈是金融改革滞后于企业和其他市场的改革。现在金融改革往前走了走，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政治、政府的改革又是新的瓶颈。资本市场，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可能又是一个新的瓶颈。

　　对有些国家来讲，我们有没有发生改革超前呢？有些局部也有，我们不是很明显。有些国家相对比较明显，东南亚国家亚洲金融危机时候表现出来的问题，法制、政府都没有改好，监管体制没有改好，没有改革的情况下面，过早的开放了金融市场，过早的开放了资本账户，这两天越南又在闹事了，越南大家回过头来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国内各种监管体制没有做好的情况下面，过快的开放了资本账户。它这次又出现资本外逃，又出现经济过热以后股市大跌，是资本外逃。这两种摩擦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讨论了一个词叫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就改好了A再改B，就是不同制度改革之间有一种顺序，A先改了再改B，按照不同的体制要素来看。渐进改革是在各个领域的改革之间都是逐步的改革，但是相互之间有一种协调来避免摩擦成本。

　　所谓“平行推进”的改革，ABC三个领域，ABC不是三个制度了，是三个领域，比如企业、价格、金融。三个领域同时推进改革，但是每个领域不可能一下子完成改革，不是A完了改B，B完了改C，因为它们相互制约，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且这个不改好，那个也往前走不动多远，要么出现瓶颈，要么出现超前。大家都是20%的改，都是30%的改，都是40%的改，相互之间有一个制约、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影响，保持相互之间有某种协调。这样的概念可以解释一系列问题，首先解释改革初期的一些争论，我们的理论家们利股权、无价格、无市场，还有什么企业争论，应该企业改革在先，还是价格改革在先，没有什么在先不在先的问题，它们互为条件，企业没有改好，价格能真实吗，不让它自我定价，企业能够完成改革吗？能力完成激励和约束相互的关系吗？金融市场改不好，企业能改好吗？不是企业不能改，都能往前改，但是不能最后改好。

　　第二，解释现实当中的瓶颈和超前的问题。这个问题，提的最多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也不要求中国马上开放中国市场了，他说你其他改完之后再开放，但是现在不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一下子开放金融市场也不可能。捷克总统克劳斯他说你们所说的超前改革问题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个没有改好，不可能又改那个。我必须哪个推进一点，我就推进一点，我在各个领域都要推进改革，这个改革最后才能够推出去，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现实当中这种东西很难把握，因此出现各种摩擦。我们瓶颈问题确实是大一点，但是我们避免了超前的，初期摩擦的振动成本，反过来显示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基本平稳，基本还是在各个领域里面推进改革，每次看政府工作报告，看党的几大决议啊，好象很复杂，这也要改，那个也要改，其实有道理，各个领域都往前推进，回过头来看，过几年之后，这个体制好象成熟了一块，因为它之间有个相互影响、制约、发现，你这需要改，那需要改，否则你这儿一走的话，都发现不了那儿要改东西。

　　转轨的实践问题大概就归结为两大方面，第一是如何增大改革动力，利益摩擦问题。第二是如何增加信息成本，如何增加制度的信心，减少摩擦的成本。改革就受这两个东西的制约，逐步有些过渡性的形式。受利益的制约和信息知识的制约，然后我们在两种约束条件情况下逐步朝着已知的目标进行转轨。这时候，就出现一个现象，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中间状态，A1、B1、A2、B2那种中间状态的形式。我称为“过渡性杂种”的东西，英文叫“混合体”。它不是按照这个比例和那个比例构成的混合体，这个杂种不是混合动力车，它是一种变种，一种变异，就是形成一种特殊的机制，过渡性变异的一种机制。典型的情况有几种，乡镇企业，我们的股权分置股票市场，这两个说是基本改完了的东西，乡镇企业基本过渡完了，我们的股票市场快过渡完了。整个经济现在我们社会是一个“杂种”，是处在过渡期间的一个东西。怎么看待这些过渡性的“杂种”，怎么对待它，怎么看待它，怎么理解它，是我们转轨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怎么看待各种中间形式？乡镇企业开始出现的时候，多数经济学家，包括后来对乡镇企业唱赞歌的一些经济学家，最初对它都看不上眼，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形式，因为跟教科书对照它既不是共有企业，也不是典型的教科书上面的私营企业，它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短的问题，尽管后来变化了，又有公有产权、集体产权的问题，但是它在当时一系列其他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形成的。它是不稳定的，因为存在各种问题，它继续不断的转变，开始是集体的，后来变成股份合作的，戴了红帽子后来又摘了红帽子，反正各种变异的变法，经过两个阶段股份合作制改造，完成从一个公有企业向典型市场经济企业转轨过渡的过程。乡镇企业出现的时候，国际上出现两大流派争论，一种以中国经济学家为主批判它，看不起它，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国际上也有人看不起它，国际上有一派，这是新的希望，这是第三条道路，终于有一条既不是公有，也不是私有，最后两派谁胜利了？谁都没有胜利，都没有看到，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说它不好的人也对了，但是也错了。它是在当时条件下面一种最优的改革机制。什么叫最优，经济学永远是不可能再优的含义，当时那种条件下面它不可能再优的方式开始了一种新制度的建立，经过逐步的过渡，它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然后逐步过渡。它是不是好呢？它是好的，它是不是十全十美呢？不是十全十美，是不是第三条道路？不是，它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一种稳定的形式。

　　股票市场也这些，最初如果不搞股权分置，中国的股票市场什么时候出来？股权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什么时候进行？就说不清了。当时那个条件下面，没有70%的股是国有股不可改变，没有那一条当时搞不出来，当时的制度条件下面，当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怎么说也好，当时国有企业对它既得利益的保护情况下面，过了多少年以后发现它是问题以后我们再改这个问题就完成了这个过渡，但是历史上来讲，它是当时股票市场建立的最优形式。其他领域也一样，其他领域现在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怎么看待这种状态，它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过渡的形式，我们怎么不断的进行改革推进它，而不是简单批判它存在的缺点，它一定存在缺陷，因为它是过渡的，是中间状态，它还要不断进行改革，但它也是最优的，在其他条件约束下面是一种改革转轨的方式，所以我称为“过渡性的杂种”。

　　这种条件下面，人人都不满意，就是“改革焦虑症”。大家总觉得有问题，但是这是好事，“改革焦虑症”是改革的动力，是大家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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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31 20:53:59 作者：樊纲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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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