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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这是我们假定的问题，要不是制度B优于A的话我们不搞转轨了，B的增长速度大于A的增长速度。第二，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在理论上A和B是稳定的，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讲，科尔奈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他说计划经济本身也是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一种机制，市场经济本身也是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机制。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这中间是不协调的，不稳定的。如果我们确实知道，同时又能够假定A和B之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稳定的制度形式，这种不稳定体现在什么情况呢？你会发现人人对他都不满意。总结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改革焦虑症，任何一个中间形式，谁对它都不满意。海外回来的海归们，国际顾问们，比照那些国际的制度，你们形成的这个制度不是教科书似的制度，教科书上不能认定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有这个缺陷那个缺陷。然后从旧体制里过来的人，新体制又打破了我的利益，我也不满意。至少多数人，除了可能当时既得利益集团是稳定的，即使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认为，如果这个再改了，我的既得利益现在是过渡性的，我记得利益不稳定，怎么再改改把我的既得利益稳定住，这样最好。为什么它是不稳定呢？因为谁对它都不满意。它无法达到一个均衡的稳定状态，因此，它一定会再继续在变下去。这样，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不会是多数性的利益集团。而且原来的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候不会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阻碍改革了。反倒是它们会跟那些继续想改革这个制度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新体制的新的利益集团，这也是它不稳定的利益，只要新体制的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的利益群体，这个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进一步改革一定是必然的。B比A优越，就是它不会再往A逆转，它不会再变回去，它会继续往前变。尽管中间可能出现一些反复，但是人们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人们会继续往前走，因此，大家都在不断的批判现在的，都对现在的制度都不满意，因此大家都在批判，批判的解决，争议来争议去，最后还得是往前走，继续朝箭头往那边走。

　　现在我们很多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包括现在的一些腐败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低收入群体扩大问题等等。由于这些问题的扩大，就是由于新左派力量相对来说更强一点。大家都从各个角度在批判，自由派也在批判这个制度，左派也在批判这个制度，左派不是某些人的，它反应了一定的社会思潮，反应了当前这种制度过渡期间的状态，也确实值得重，王院长介绍的时候，有国际几个杂志评一百名公共知识分子，那是05年评的，新的一期又评出来了，新的一期有五位中国人，我还在上面，其他几为都变了，其中一位是汪辉，上面写的这是新左派的代表。一个社会在这过程当中，各种利益集团需要有思想代表，我觉得这个值得尊重，反应过渡中间的状态。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大家都从各个角度进行批判，但是你仔细想想，不说新左派，最保守的左派，最保守的群体它都不会再提出来退回去的办法。没有人说现在退回去，他现在可以批判，现在制度改革搞糟了，对现在的制度都不满，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提退回去的办法，因为大家都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因此，从改革的动态分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出现转轨过程仍然会继续。只要我们假定，第一，目标制度比原制度优越；第二，中间型的制度都是不稳定的制度，出现过渡的制度都是不稳定的制度。

　　这也是一个基础性的，对转轨进程的理解，从利益关系，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我个人2000年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转轨的动态理论》想用一个最基本的模型分析这样一个过程。当时我说，改革的基本假定，就是B大于A。在这个基本假定下一基本的过程就是在一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只要新轨的增长速度快于旧轨的增长速度，最终不可逆转。当然，不否定当中会出现波动和逆转的情况，这个不多分析了。

　　最近我写的文章里面大家都在讨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问题，我多少讲一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治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延伸，这点首先要确定的。因为政治除了意识形态，原则、理念、道义这些因素之外，经济学角度看，政治就是分配公共品的一个机制。整个的经济分成两种物品，一种私人物品，一种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市场来配置、分配、交易，实现资源的配置。公共品因为交易成本、定价成本太高，就用公共的办法，用收税、公共财政、提供公共品的办法来提供，包括制度也是一种软性的公共品。政治的本意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公共品的供给上利益冲突的一种机制，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种机制，需要各种规则，政治的规则。一涉及到公共品就有一个公权谋私利的问题，腐败啊，因此要制衡。政治最基本的问题，包括政治民主也好，最基本的问题是两个问题，第一是参与，第二是制衡。参与就是各个利益集团我要有代表来参与这个公共品的分配。这就是西方那些国会一天到晚讨论的问题，不是讨论意识形态我要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搞给黑人多少补贴，给妇女多少补贴，给哪个洲多少补贴，是讲公共财政公共分配的问题，社会保障啊，都是公共品问题，是分配这些公共财的问题，这是各个利益集团要参与。第二是要制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和各个**，政治派别之间要相互制衡，在有权利的各个部门之间要相互制衡，防止以权谋私，就是防止腐败。为了达到参与、制衡，就需要有法制。因此，政治的三大问题也都是经济的问题，参与、制衡和制度、规则、法制。这就是政治改革的三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有的学者提出来，政治制度改革首先是法制，然后再去什么其他的东西，我说其他东西看你怎么说了，没有制衡，没有参与也不会有法制，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事情，是同时要发展的问题，而不是等着这个，等着那个。至于参与、制衡、法制它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不会说像搞西方全民大选啊，但是他的经要、内涵仍然是需要发展的。

　　第一，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第二，既然经济首先涉及的是私人物品的分配问题，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相对有一定独立性的话，也许私人物品方面的改革相对容易一点，真正搞市场化，配置私人物品的市场建立相对容易一点，它不需要社会大的变革，企业和私人之间的关系，私人、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容易实现，你只要让大家交易，马上市场就形成。公共品的改革相对难一点。第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比较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是我们二三十年经历的过程。从农村改革，先给大家交易权，一个产权，一个交易权私人物品就开始发展起来，万元户开始出现，市场大家可以买到消费品了，农民就有了钱，第一件事就盖了房子，房子是私人品。但是很长时间，在农村，在小城镇，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房子盖得很好，房子装修业很好，出门一走没路，泥泞的小道，就是没有公共品。进入了城镇化，城市化，公共品越来越重要，污染的问题越来越重要，社保的问题越来越重要。养老、健康这些，人们的私人品满足以后，这些问题就逐步提出来，社保、医疗、教育这些都是公共品，至少半公共品的状态这种东西越来越重要。这些东西越来越重要以后，政治越来越重要。因此，从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恐怕自然也是先在私人品供给上实现私人品的改革，然后逐步进入公共品的领域。你看这几年，转型政府，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通常大家讨论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究竟以哪个为前提的问题？是不是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前提，或者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前提，这个没有定论，根据不同国家发展情况不一样，转轨经济学一般道理说私人品有关的制度比较容易改革，可能先改，后面的东西往往涉及面比较广，因此，政府改革后改，但是不能说，经济改革就没有政治改革的前提？今年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转变到现在的政治路线。从闭关锁国的政治到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变革，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就搞了经济改革。第二，中国当时的政治改革确实不如前苏联政治改革那么迫切性大，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对他们来讲，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大一点，他们是一个宗教国家。他们有宗教传统，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他们的约束更大一点，他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都改，我们先目标不是很明确的往前走。第三，利益结构有很大不一样，这是研究改革初试阶段的问题了。改革起点的时候，苏联当时70年的计划经济，整个经济已经不增长了，它的利益格局完全发生了变化，既得利益都没有什么可保护的了。既得利益都不增长了，因此它的既得利益集团想保护旧体制的集团，七十年后已经越来越小。前两天在意大利开会，盖达尔去了，盖达尔是当时叶利钦手下当过一年的总理，他说我们当时为什么搞政治改革，搞民主，不是西方人搞，是我们自己要搞，是我们80%的投票投给叶利钦，是我们当时80%的人希望搞激进的改革，希望政治从彻底摧毁制度，希望回到欧洲去，不管你说当时宣传起作用，当单位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有这个基础，我们有责任。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受到很大的摧残，但是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77、78年我们经济每年10%的增长，当时不存在一个彻底的革命，俄罗斯实际就是革命，当时中国不存在彻底革命的社会基础，既得利益还可以掌，只不过既得利益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乱了，等于是回到当时比较稳定的利益格局上，马上发展经济。社会基础不一样，我们中国不是搞政治改革就搞经济改革，因为一定要改制度，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因为制度是一种公共品，要改制度不管你是改经济制度，改跟私人品有关的制度还是跟公共品有关的制度，它毕竟也是一种制度，一定是以某种政治改革为前提的。只不过我们政治改革的范围、程度跟其他一些国家不同条件下的一些改革不一样。

　　改革三十年到今天，按照我刚才说的逻辑，我们私人品这块当然有很多东西需要改，大家很自然推出一个结论，就说下一步改革，大概政府改革，政治改革将会是重点，因为你的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你改革的过程和你经济发展的过程已经到了这个阶段，这也很自然。公共品的分配，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公共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制衡问题，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要。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了，这时候，自然这个问题更加提上日程了。

　　腐败问题是一个典型转轨当中的问题，是一个过渡时期的问题。它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发展导致有一定公共品的话，腐败的机会越多。我们为什么腐败严重呢？一方面我们发展导致公共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过去很多体制没有改，很多权利还是公共权利，本来变成私人品了，变成私权了，仍然还是公权，结果就是我们的公权特别大，腐败的可能性特别大。腐败定义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天下一共两种权利两种利益，公权、私权、公利、私利，以公权谋公利这是政府的职责，公务员的职责，以公权谋公利，以私权谋私利，这是私人企业天经地义的规律，每个人以私权谋私利。第三种组合就是以私权谋公利，就是雷锋，现在我们捐助四川地震就是利他主义，以私权谋公利，以公权谋私利就是腐败。以公权谋私利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权？当有那么多的公权，那么多人可能腐败的时候，这个腐败是惩治不住的，惩治腐败的成本抬高，经济学什么事都没有免费午餐要讲，就是要监督它，加强监督机制，结果弄的一个监督委员会加一个监督委员会，有人还提议要成立一个监督监督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香港一个廉政公署能够解决问题是因为它公权很小。你这这么多全是公权，现在还少了一点，以前售货员卖个猪肉都是公权都可以走后门，现在少了一点，很多私有化了，变成私有东西了，怎么把公权削弱，公权不削弱不是改革的问题，是没有改革的问题，有人一批判改革就出来了，改革提供了一个双轨的机会，公权可以货币化了，以前那点公权只是人家送瓶茅台酒、中华烟，现在可以送十瓶茅台酒，他喝不了，他可以卖，货币化，北京财政部对面有专门收购名言名酒的小摊，它可以货币化，这还是小的货币化，后面塞钱更大了。不是改了一半的问题，而是没有改的问题，所以这是典型的过渡问题，如果不是过渡性腐败，变成制度性腐败了，印度是属于制度性腐败，中国还是属于过渡性腐败。过渡性腐败是今天我当权了，明天我不当权了，我就没有权了，这个腐败就没有了，制度腐败是一三五你当权我腐败，二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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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31 20:53:59 作者：樊纲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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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