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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质的利益，他想更多是原则，正义、道德，更想为社会的公正，因为制度是公共品，它不是一个人消费，不是私人消费，它是社会大家要消费的，意识形态使人们为新制度而奋斗。

　　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没有过宗教统治，从来没有因为宗教而战争。理论上说，中国人可以是不说没原则吧，可以挂羊头卖狗肉，原则讲，中国人不太在于原则，意识形态这些东西，为宗教而战啊，这些好像不是我们的传统。有次在乌克兰访问，参观一个教堂，陪同参观的那个学生问我，说你们信什么教啊？我说我们什么都不信，你什么都不信啊？就是没有原则啊？这反应我们中国的现实，我们不是很讲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民族。在中国，严格说来要用意识形态的阻碍说明改革的阻碍的话，其实不是很有说服力。还不如苏联、东欧有说服力。苏联东欧之所以多年辈人占领，因为它总要得有一个什么原则，议会上讨论600年没有成立一个军队，结果使它被占领了700年，这是意识形态的障碍，这是宗教原则对它的障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苏联长期不能搞经济改革，因为政治上它没有一个说法，经济上动不了。中国没关系，中国原则放在那，该干什么我可以变通，解放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变通过程。

　　严格说来，中国不能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意识形态多数情况下面是人们为了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一种方便的说法。我不否认有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在咱们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一个历史阶段当中，对真正捍卫自己原则的人，我们真是要给予崇高的敬意，尽管他的原则我们不同意，那是很高尚的人，为了原则而奋斗。多数情况下面，我们很多原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我不否定意识形态作用，经济学角度分析，那种原则对他是一种精神追求和享受的话，从经济学幸福和痛苦的关系上面最基本的概念上，我们可以转化成它也是一种既得利益，也是一种利益。经济学基本方法分析，更重要的问题是：旧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构成了新制度发展的一种障碍，一种阻力。因为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改革改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一种利益分配的方法，改了这个制度就是改了利益分配格局。改革制度转轨的根本的内容是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调整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的利益集团受损失，有的利益集团获利，这就是我们会看到支持改革的集团和反对改革的集团，问题很复杂，我在91年的时候就写篇东西论证这件事情。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变。帕累托改进，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一个基本方法研究帕累托改进，这种改进使至少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失。改革的基本问题是不可能没有人受损，因此改革的问题不是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很多人把这概念搞混了。其实经济学里面也有一些问题不是帕累托改进，比如反垄断问题，反垄断是多数人受益了，但是垄断者一个人受损失了，改进是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的情况叫做改进，因为经济学没法比较人们的效应，有一个人受损失，你不知道社会整体是不是有了改进。

　　我们过去三十年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非帕累托改进的问题，是需要利益集团直接的冲突，是直接利益冲突的过程，不能靠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改进，只好靠一些其他的。因此，改革当中充满了冲突，改革当中有时候还充满了一些强制。有一些集团要受益，有些集团不能受益等等。

　　经济学历来有一个理论就是补偿理论。受益的人我给受损的人一点补偿，我从改革红利中，从转轨的效率改进所获得的新的利益当中拿出一部分补给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不就好了吗？我们历史上也确实用了很多补偿的办法。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记得前几年政府给我的工资条上海有一块叫“副补”，北京叫副食补贴，好几年前还存在过，八几年九几年价格改革当中过来的补贴，现在通常也是补贴，下岗的时候给个补偿啊，都是那种补贴机制。补贴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是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有几种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第一，最重要的是相对收入问题。比如你在哪个社会层级上，过去是一个特权阶层，现在通过改革，尽管你的物质绝对收入没有改变，你可能比以前还增进了，通过补偿你比以前的物质福利绝对的物质利益高，但你的社会感受低了。以前你是最高的社会等级，现在你的绝对收入比以前高了，经济也增长了，给给你补偿了，但是相对收入比以前下降了，所以特权阶层无法补偿。第二，如果补偿就是等于旧体制恢复的话，这个补偿也没有办法补偿。比如说过去只拿钱不干活，要还是只拿钱不干活，你也补那么多钱，他还是同样的不干活，这个体制没有变，他不干活必须钱要少下去，这时候他一定是痛苦付得多了，收益相对少了，这个阻力你也消除不了。过去的很多体制就是这样的体制，现在非得改不可，就不行，得下岗。第三，很多精神上面的东西是改不了的。我们要承认精神上补偿，精神上的损失，包括刚才所说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损失，他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和现实关系的变化，我们要把它转化成利益关系的话，也是不可改变的。

　　当时我列了几种相对阻力、绝对阻力，可消除的，不可消除的。还有一些是无法补偿的，也是改革阻力可能发生的。比如说改革红利，改革获得的利益往往不是短期能够获得的。往往短期内改革只是付出代价，付出成本，最初改革的时候有些混乱，有些成本代价，经济甚至都可能下滑等等，苏联东欧更是这样，它最初几年经历的是整个经济的下滑、衰退、人的收入的下降等等。改革的收益往往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短的问题，短形成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时候没有办法补偿，你没有办法用未来收益补偿现在，唯一一个机制就是当年讨论过改革贷款的问题，假如说一个国家改革能够从国际上获得贷款，我先贷款发着工资来补偿大家的利益，保证现在的利益，将来有了改革红利以后再还这个贷款，这是当时论证，为什么世界银行要给改革国家贷款的问题，但是中国这么大国家不可能靠贷款来解决一些问题。因此，因为短期利益就有很大的改革阻碍，这也无法消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年人容易保守，容易反对改革，年轻人支持改革，年轻人看得见未来改革红利，老年人可能看不见了。这些都是解释因素吧。解释改革的阻力障碍问题。

　　特殊的利益问题值得讨论，最近有几篇论文讨论，我大概讲讲，大家可能不太关心，也是有意思的问题，北大一位学者y a o y a n g （人名）写了一篇东西正在讨论，出书的过程当中，他说要解释中国为什么改革能够成功，他用奥尔森的一个概念，有一种政府叫“泛利政府”，就是这个政府可以真正体现全民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工作，而是为了全民的利益工作。现实当中任何政府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里面，包括要当选啊，包括要长期执政啊，加上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更私人化的话，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解释，如果这样的政府存在了，这个体制可以更容易的实现变革，更容易以全民的利益为目标而实现体制转轨。这儿的问题是什么呢？理论上没法假定政府是一个小利益集团的政府。既然政府存在，你必须提供公共品，你可以以权谋私，可以腐败，但是多多少少得考虑公共利益问题。即使是一个过去的皇帝，孤家寡人他还得考虑，他要想长期执政，把这个东西传给他的后代，他也得多少要考虑国家的利益。理论上要假定它的利益和全民利益是重合的。

　　在改革当中和其他国家比较真正的问题不是“泛利”，而是不是能够贯彻一种长期利益的目标，能够贯彻克服一些短期利益，特别是政客，政治家们，因为他有任期的，你一种政治体制能够使他能够克服短期的眼光，追求一些长远的利益。这样可以克服一些短期内的转轨过程当中的一些阻力，能够使这个制度更少一些短期的扭曲，不是因为短期的利益而阻碍了长期的发展。这是值得研究的，哪个在改革初期再加上发展，今天不讲发展的问题，中国很多问题是属于发展的问题，属于穷、落后。要追上那一套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今天我们着重讲都是制度的问题。

　　转轨的初期，往往要防止的问题是如何是去一个长远的利益追求，是否形成一种机制或者一种政治制度，使得这种长期利益得以最大化。我们关起门来讲，我们中国是有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历史的国家。现在很多人讨论，中国的体制是不是特别适合于发展？特别适合于早期的发展？有次开会，有人提出一个善良的好的官僚体系它能够为公众提供公共品。我们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它确实有可能避免一些短期利益的政治干扰。政治周期，选举啊，可以使得政府追求一个比较长远的利益目标，使转轨当中利益关系相对比较稳定。不像有些国家变来变去，这四年一套，那四年一套，各种短期利益在选举当中占统治地位，为了一时的选票他可以牺牲一个民族长远的利益。

　　改革的阻力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有两种方法，一种叫激进的改革，一种叫渐进的改革，这是一个方法问题，不是时间快慢问题。激进的改革，基本的方法就是不顾既得利益的存在，我就强制的推行，也许略给一点补偿，但是我就推动改革。尽管社会要发生冲突，尽管很多人不满，但是我也要推进这个改革，而渐进的改革就是适当照顾既得利益集团的办法。不是一下子转轨，而是搞双轨制，搞逐步的并轨，搞一些中间形态适当的照顾既得利益，使既得利益不是一下子消除，而是逐步的转轨。就是中国典型的，我们转轨过程当中的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借鉴中国经验下一步搞中国改革，这就是最典型的。以前最早是双轨制，定量的东西还是老价格，新开一轨，自由市场一轨我开了，新量新办法，老量老办法，老的买那个量还是凭本、票，新的东西增量新办法。也就是增量改革，存量让它在旧体制的过程中逐步消亡，让它保留旧体制，随着一代人的过程让它逐步消亡，或者一定时间逐步消亡，增量开始形成新体制。

　　后面我还要论证这个问题，改革最重要不是存量，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改旧的东西，是怎么改，赶紧发展新体制，赶紧发展新的要素，那是最重要的。新的体制，新的要素一开始都很小，但是只要它优越，它就会长大起来。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旧体制的毁灭，旧体制毁灭一天晚上就可以实现，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是新体制的建立。所以从利益冲突，利益制约的概念，激进、渐进不是速度问题，是方法问题，是如何对待旧体制既得利益的问题。

　　我看来，改革如果不想搞革命的话，从过去的体制想计划体制转轨，那时候是强制的，是剥夺的办法，不管有多少人心里不高兴，用强制的办法。但是改革既然是一种社会改良的过程，它要照顾既得利益，照顾既得利益不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思想方法。它也是对改革过程本身的一种认定，我们不是要搞革命。

　　中国来讲，渐进式的办法，增量改革的办法，除了每个体制的改革都是增量，还在区域方面有增量改革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特区，我们这些先行先试的地区所起的作用。它通过一个地区先搞，在区域上形成了一种增量，使旧的体制逐步得以突破。这样在后面信息的问题上我再进一步讲这个问题。

　　这样一种体制改革，我们后面还要讲，它会形成一种中间过渡形式，它的改革过程会相当长，这块如果说长短的话，激进改革不一定就懂，激进改革尽管旧体制打破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新体制建立的过程比较长，仍然会很长。任何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都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种中间形式，我们转轨的办法，双轨制、中间形式也好，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改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出现新的利益集团，它们会阻碍改革的推进。最典型是所谓腐败问题，特别是当年每一个双轨制当中，都有大家在双轨制当中获利的问题，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在各种中间形式的情况下面，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面，旧体制没有打破，就有各种腐败的问题出现。这当中出现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会成为改革的阻力？

　　我们从A转轨到B，这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A2，B1、B2等等。每一个中间形式在一个时期之内都有一种制度，每一个制度都会形成跟这个制度相关的一些利益集团，这些新的利益集团会不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这是这三十年来大家不断在问的一个问题，不断在讨论的问题，不断在批判的问题。首先要认定，确实每一种中间形态的制度，每一个制度变迁转轨的阶段都会形成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但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思考，第一，如果你确定的知道B优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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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31 20:53:59 作者：樊纲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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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