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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奸何解，冷暖自知解读诸葛亮的权臣之路

在诸葛亮和蒋琬时代实现了所有权（刘禅）和管理权（诸葛亮、蒋琬）的分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极为先进的现代公司管理模式出现在蜀汉集团，绝对不是什么先进的管理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而仅仅是出于现实的无奈。

八

刘禅这个人有些不可捉摸。

《三国志·后主传》纯粹是一篇敷衍了事的作品。除了流水账似的记载着某年某月某地发生了某事之外，传记中再没有别的内容。这使得我们对传主刘禅的了解完全陷入了云里雾里。我们不清楚刘禅的性格特征，不了解他的喜怒哀乐，不知道他有何自主的行为。总之，刘禅的真实形象被这篇极端枯燥无味的传记隐藏了起来——陈寿在刘禅一朝为官多年，他不可能不清楚足以托出刘禅的基本形象的一些具体事例，但他却在塑造刘禅形象方面不着一字，殊为可怪。

陈寿为刘禅所写的评语相当简短，也很客气：“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如此而言，刘禅大概可以算作是一个中流之君。

但是，陈寿的评语并不中肯。刘禅“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固然没有疑义，但所谓的“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却是未必。诸葛亮、蒋琬执政专权，并非出自刘禅本意，所以不存在刘禅“任贤相”之举。

小说家言，刘禅大概有些弱智。不过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在史书中找到任何佐证。刘禅如果并非弱智，史书自然没有相应的记载；假使刘禅弱智，“为尊者讳”，史书也不可能给我们留下任何直接证据。

不过，虽然资料有限，综合起来，我们也还能较为清楚地看出：刘禅确实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君主，相反，他具备了成为一名昏君的所有条件。

刘备的遗诏里面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话：“射（援）君到，说丞相叹君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射援赶到永安宫面见刘备在诸葛亮之前。其时刘备已经身染沉疴，开始考虑后事了。刘备有3个儿子：长子刘禅，是年17岁；次子鲁王刘永，是年不到10岁（具体年龄不可考）；三子梁王刘理。选谁作为继承人，对刘备而言是一个大问题。虽然刘禅年龄最长，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即已被册立为汉中王世子，二十六年又被立为皇太子，似乎已是储嗣的不贰人选，但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刘备在临终之际，仍然存在着犹豫。鲁王刘永从成都来到永安，陪侍在刘备身边，就是一个信号。许多年后，刘禅听信宦官黄皓的诬陷，疏远打击刘永，使其“至不得朝见者十余年”，即是对这一信号的反证。

无疑，诸葛亮对刘禅“智量”有“甚大增修，过于所望”的赞叹，在刘备最后据以作出决定的诸多因素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刘备的犹豫昭示着刘禅在“智量”方面、在治国为政方面的不如人意。

事实也证明刘备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刘禅亲政之后，太子家令（级别千石）谯周上疏进谏：“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这份奏疏语气相当委婉，相当讲究进谏策略。在提出上述建议之前，谯周先极为肉麻地大大地赞颂了一番刘禅：“陛下天资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如此我们也就可以想像得到：谯周所说的那些荒废祭祀、屡出游观、增设乐官、大造后宫之事的严重程度绝对不小。

但是刘禅显然不是可以虚心纳谏之人。因为这份奏疏，谯周遭到了降职处分，徙为中散大夫（级别六百石）。

宦官黄皓的出现也是刘禅昏庸的证据之一。

黄皓的出现绝非偶然。自东汉以来，每当君权旁落权臣手中的时候，皇帝们总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依靠身边宦官们的力量去和权臣们斗争。宦官们是一种缺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尊严的畸形人，他们的生活永远离不开皇帝，皇帝就是他们的男根，就是他们的尊严所在。所以，皇帝和宦官之间的同盟总是能够一拍即合。

刘禅也碰到了权臣。

早在诸葛亮执政期间，黄皓就已经登上了蜀汉集团的政治舞台：“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责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黄皓想在蜀汉集团内部安插自己的亲信（辟佞慧）,可能是刘禅的意思。黄皓之所以畏惧董允，“不敢为非”，并不是因为董允为人刚正，占据了道德伦理的制高点，而是因为董允控制着宫廷中的宿卫侍从。

延熙九年，董允去世，黄皓马上由黄门丞升任中常侍、奉车都尉。黄门丞隶属于六百石的黄门令；中常侍品秩则贵为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

黄皓究竟干了些什么不法勾当，史书没有明言，但我们可以窥见黄皓在刘禅统治后期的权势究竟有多大。《蜀书·郤正传》记载了郤正的明哲保身之道：“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权柄，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郤正凭借其保身之道而“免于忧患”的明哲被陈寿如此郑重其事地记录在册，可见其不易。由此可知蜀汉集团后期免遭黄皓诬陷者当属凤毛麟角。

黄皓的恶名在当时即已流播甚远。魏将邓艾灭蜀，进入成都，闻黄皓为人奸险，将收而杀之。黄皓“厚赂”邓艾左右之人，方才免于一死。

如此林林总总，可见刘禅的的确确只能被归入昏庸之君的行列，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定位并非冤枉。

诸葛亮素有大志。早在隆中高卧之时，即“好为《梁甫吟》”，“自比于管仲、乐毅”，自诩为出将入相之才。同时诸葛亮还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欲望，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为了避开“饶士大夫”的中原政权，他宣称：“遨游何必故乡邪？”知道孙权能够重用自己但却不能尽己之才，他就拒绝了张昭的盛情邀请。

这样一个对自己的才能极为自信，同时有着强烈的功业心的人，碰上了刘禅这么个能力平平、朱紫不辨的极有可能成为昏庸之君的老板，其无奈程度可想而知。以此而论，一旦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令其执掌蜀汉政权的权柄的话，再想让诸葛亮日后松手放权，恐怕就很难了——在刘禅直接执政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披肝沥胆地对其加以辅佐引导，诸葛亮都不可能成就任何功业。一头绵羊领导再多的老虎、狮子，它也无法称霸山林和草原。

当然，这只是对诸葛亮专权至死的动机鉴定的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不过却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一种。

实际上，刘备临终之际的这句托付：“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并不一定就含有改朝换代的隐义，也可以如此理解：如果刘禅还可以，值得您辅佐他，就请您尽心尽力地辅佐他；如果他实在是不可救药了，您就撇开他，自行施政罢了。“自取”所取的也可以是蜀汉政权的实际管理权，而不是所有权。后一种理解似乎更为可能：刘备的觉悟恐怕还没有高到可以为了集团更好的发展而将自己披荆斩棘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的地步。

对这句千百年来惹人争议不休的托孤之语，东晋史家孙盛颇不以为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其非人，不宜起篡逆之途。”从史书记载的原文的字面意义上理解，这句托孤之语确实存在着孙盛所说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一下,或者这句话本身并非刘备的原话呢？毕竟这句话当时没有写进任何文本之中，而只是出乎刘备之口，入乎诸葛亮之耳，许多年后才被陈寿记录在《三国志》中。一句赞扬之词经过多次转寄流传之后极有可能会变成一句损人之语，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何况政治生活中还充斥着谎言和编纂。

正如孙盛所疑惑的，刘备似乎不太可能讲出这样没水准的话来开启“篡逆之途”。也许，当初病榻上的刘备的原话并非如此模棱两可。

九

在诸葛亮的权臣之路上，两块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蜀汉帝国年轻的皇帝刘禅和另一名顾命大臣李严。和刘禅相比，李严要棘手得多。刘禅只拥有帝国所有者的虚名罢了，没有任何实权；李严却不同，自从归附了刘备，他先后担任过郡太守、军队将领、尚书令等等实职，刘备遗诏，更是“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令其作为诸葛亮辅政的副手。

有李严一日，诸葛亮就不可能完全地放开手脚，按照自己的施政理念治理蜀国。

对于诸葛亮领益州牧、开丞相府、亲自南征这一系列动作背后隐藏着的权力分配方面的深刻含义，李严迟钝的政治头脑也终于在事后渐渐有所领悟。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李严和诸葛亮告别了最初的和谐相处，开始在明里暗里互相扯皮，互相陷害。

总结起来，李严的回击措施大概有这么几条：

第一，求为巴州刺史。蜀汉仅益州一州之地，诸葛亮领益州牧之后，等于变相地将蜀汉帝国全部控制在手。建兴四年，诸葛亮有意北伐，由于和江东集团之间已经重新确立了同盟关系，东面形势缓解，所以他想让李严分出一部分永安之军来替自己镇守汉中。李严趁机和诸葛亮讨价还价，提出“以五郡为巴州刺史”的分权要求。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益州共九郡三国。李严要求划出五郡，另立一个巴州，自己来做刺史，其欲与诸葛亮分庭抗礼之意相当明显。

诸葛亮此前种种动作，都是为了自己的集权，故而他当然不可能满足李严的这种“反动”要求。但为了北伐大局，诸葛亮也作了一些让步。是年，李严升任前将军。诸葛亮也不再要求李严一定要分军汉中，而只令他“移屯江州（今重庆）”，以知后事。同时，另派护军陈到驻守永安，仍统属李严辖制。江州距离蜀汉政治中心成都较近，李严欣然前往，在此大兴土木，筑造大城以为根据地。

第二，要求开府。诸葛亮开了丞相府官署后，可以拥有一套名正言顺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人才班子，这对其专权极为重要。建兴八年，曹魏遣司马懿、张郃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20万大军三路伐蜀。形势危急，诸葛亮命李严自江州率军两万赶赴汉中，李严推托再三，旁敲侧击，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之事，实际上是想让诸葛亮同意自己开府。迫于无奈，诸葛亮再次让步，升迁李严为骠骑将军，同时“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以示自己调李严离开江州并无他心。

第三，撺掇诸葛亮接受九锡，进爵称王。此招极为狠毒。王与帝仅一步之遥，众所周知，按照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权臣称王通常就是篡位夺政的先兆。曹操才进爵魏公，就已经被荀彧看作一个相当危险的篡位信号了，何况称王。诸葛亮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权臣，蜀汉集团内部却没有人说他有不臣之心，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权臣和忠臣之间的“度”把握得相当到位，如对刘禅的控制、大权独揽的方式、内部的人事变动等等，都笼罩着一层合情合理的外衣。一旦称王，就等于是打破了这个“度”，甩掉了这件外衣。届时，诸葛亮就极有可能成为蜀汉集团的全民公敌。

诸葛亮很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在给李严的回信中，他如此意味深长地说道：“吾与足下相知久已，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十

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诸葛亮明争暗斗的过程中，李严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对他的政治生涯而言，足以致命。那就是，他不应该总是借助国事逼迫诸葛亮，以求从中取利。这是个极为愚蠢的策略（或者李严还自以为高明）。

这种愚蠢需要经过对比才能看得更加清晰。诸葛亮借助南征之役插手军队的策略和李严借助北伐要求分权的策略形式虽然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恰恰相反。同样是在国事上面做文章，前者争权，但其方式和结果却有利于国事；后者争权，其方式和结果却总是在扯国事的后腿。

这样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李严不可能斗得过诸葛亮。

建兴八年，李严到汉中之后不久，因为连续的暴雨冲毁了入蜀的栈道，曹魏大军被迫撤退。但诸葛亮却没有再放李严回到他的老巢江州，而是让他和自己的参军狐忠（即马忠）一起“以中都护署府事”，将其变相扣留在了丞相府。

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令李严督运粮草。适逢秋夏之季，霖雨绵绵，道路泥泞，粮运不继，诸葛亮被迫撤退。李严恰恰就栽在了这次督运粮草的事情上。

据《蜀书·李严传》的记载，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由于粮运难以为继，“平（李严）遣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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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7 23:03:2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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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