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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奸何解，冷暖自知解读诸葛亮的权臣之路

。这一点在后来谯周的奏疏中被重点提及：“陛下天资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

再者，南方三郡的叛乱实际上并不难平定。三郡（建宁郡、越隽郡、烊樋ぃ┡崖沂琢熘洳⑽藿裘芘浜希喾矗歉髯晕ハ喙承亩方恰Ｖ罡鹆链缶乖诼飞希仅量づ崖沂琢旄叨ň鸵丫呀さ呐崖沂琢煊宏]干掉了（和诸葛亮的离间计无关）。诸葛亮在王连的劝谏之下“停留者久之”，也说明这些动乱并非燃眉之急。南征之役并未严重到需要“元首”亲征的程度，蜀汉集团内部有的是将领可以代劳，庲降都督李恢就是其中之一。建宁郡的叛乱正是在李恢的独立指挥下平定的。“南土平定，（李）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从如此隆重的嘉奖来看，南征之役，李恢确实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相反，我们却没有看到诸葛亮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另外一种关于诸葛亮必须亲征的解释不在军事层面，而在政治层面。如马谡所言：“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促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汉晋春秋》一书记载有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之事，为的就是“服其心”3字。“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采用南中之人治理南中，“不留兵、不运粮”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如此种种，都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军事行为，而上升到了更高的民族政策层面。这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具备了相当的难度，不是普通将领可以代劳的。这种难度成了我们理解诸葛亮必须亲征的理由之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分清楚南方诸郡和南中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概念的区别，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南中，按照裴松之当年在蜀人中的寻访，“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李恢所担任的庲降都督）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南中即庲降，由一个特设的机构庲降都督府管辖。南方诸郡平定之后，诸葛亮任命了一批士人担任当地政府的要职，如吕凯担任云南太守、王伉担任永昌太守、马忠担任垟樚氐鹊龋欢杂谀现械厍罡鹆寥础敖约雌淝识弥薄：芟匀唬现泻团驯涞闹饕蚰戏街羁げ皇峭坏厍Ｔ僬撸肥槊餮灾罡鹆猎谀现械厍安涣舯⒉辉肆浮保妒袷椤ぶ罡鹆链分械募窃卦蚴牵耗戏狡蕉ㄖ螅熬仕觯愿蝗摹薄Ｒ淮γ忉婷飧常淮φ鞅魉埃庵植钜煸俅沃っ髂现械厍湍戏街羁げ皇峭桓拍睢Ｄ现兄徊还悄戏脚崖仪虻囊桓鲂〉淖槌刹糠侄选浯笮〔灰悦婊郏远允窈杭诺闹匾晕曜肌Ｄ现芯用竦币陨偈褡寰佣啵匣袷遣皇巧偈褡迨琢欤д呙侵两翊嬖谡椋£

如此，诸葛亮在南中执行的特殊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只是整个南征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插曲罢了，并非主要工作对象。后世史家和小说者对此多有夸大，是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

综合上述3点，已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得出结论：南征之役，诸葛亮完全可以不必亲自出马。

更让我们不解的是：偌大声势的一场南征之役，“统内外军事”的另一顾命大臣、都护李严居然完全置身事外。遍查史书，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曾参与此役的记载。而在建兴元年时候，他一方面在努力与叛军首领之一的雍闿进行交流，试图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另一方面又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又越隽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胡萝卜与大棒双管齐下，在处理南方诸郡的叛变事务上表现得相当积极。从积极主动到不闻不问，李严的态度和行为前后差距之大，实在是奇哉怪也。

而对诸葛亮的“意欲必往”，李严的理解恐怕是相当肤浅的。等他发现事情的真相的时候，黄花菜已凉，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五

除了顺利地将自己的手伸进了军队之中外，南征之役对于诸葛亮的权臣之路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大大地提升了诸葛亮在益州乃至整个蜀汉集团内的威望。此消彼长，这对威望原本就不如诸葛亮的李严自然极为不利。

挟南征胜利之势，建兴五年，诸葛亮向刘禅提交了他那份著名的《出师表》，决定率军北伐中原。撇开此表的思想主旨不谈，我们会发现：其中没有一字半句是在“征求”（即使是做做样子）刘禅关于北伐可行与否的意见，诸葛亮单方面已经就北伐作出了决定，此表只是对留在成都家里的刘禅的一份苦口婆心的教训（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和嘱托（陛下亦宜自谋……）。

诸葛亮对自己出远门，而将刘禅留在成都很不放心，对“后方生变”怀有一种强烈的担忧。但北伐势在必行，刘禅也势必只能留在成都。诸葛亮深知，仅仅凭借一份张嘴先帝长闭嘴先帝短的《出师表》，是不能保证后方成都的稳定团结的。一生谨慎的他另有安排：

“丞相亮将北征，往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寻请祎为参军，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虎贲中郎将者，主宫中虎贲宿卫，掌宿卫侍从。按照蔡质《汉仪》的记载，其下辖虎贲卫士1500人左右。不过，董允这个侍中兼虎贲中郎将的权限显然不止于此，“统宿卫亲兵”，下辖所有的宫中卫队，并不仅仅限于虎贲卫士。

董允，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董和，字幼宰，荆州南郡人，和诸葛亮关系极为不错，“共为欢交”。对于董和的为人和工作态度，诸葛亮推崇备至：“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故人之子董允跟随诸葛亮多年，自然是诸葛亮可以完全信任的心腹。

董允秉承诸葛亮旨意，对刘禅的控制相当有效：“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

农民伯伯们年成好时多收了三五斗，还打算着讨房小老婆；一国之君刘禅想多娶几个小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悲的是，刘禅的这点小打算在董允的激烈反对下流产了。这件事情极具代表性，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窥见刘禅的傀儡岁月的概况：一名普通的侍中兼虎贲中郎将，本没有任何权力去干涉君主的私生活，更没有权力去左右君主的私生活，但诸葛亮安插在刘禅身边的董允就具备了这样的权力。董允力量的强大强烈地反衬着刘禅这个傀儡的彻底程度。

董允被安插到刘禅身边，显然不会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是为了让他去给刘禅提供政事上的咨询，去对刘禅多提些“兴德之言”。其担任虎贲中郎将统领宿卫亲兵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护卫刘禅，倒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刘禅，防备宫廷之中变生肘腋。其“处事为防制”的原则正适应于这一目的。

六

《出师表》中有一句话相当耐人寻味：“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所谓的“宫中”，自然是刘禅的宫中；所谓的“府中”，则指的是诸葛亮的丞相府和益州牧府。

诸葛亮开府治事和领益州牧之后，蜀汉集团的统治秩序在理论上变得极其混乱，同时存在着3个同等级别的秩序层：蜀汉朝廷、诸葛亮的丞相府官属、诸葛亮的益州牧府。蜀汉集团的最高命令和文件有时候来自朝廷，有时候出自丞相府，有时候又盖着益州牧的朱红大印。

对刘禅或者是李严而言，蜀汉集团这种混乱如麻的统治秩序，足以让他们完全手足无措，进而无法对局势施以有效的控制。但对诸葛亮而言，这种混乱正是他所想要的。

针对不同的具体状况，诸葛亮可以在这3个秩序层中游刃有余地做出最佳选择，进行处理：或以朝廷的名义，或定性为丞相府的“家事”，或行使益州牧的权限。这种便利使得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控制显得相当得心应手。

这是因为各个秩序层都受到了诸葛亮的严格控制。

第一，蜀汉朝廷之中，诸葛亮安插了诸多亲信。侍中兼虎贲中郎将董允就是其中之一。其余如陈震（尚书令）、向宠（中部督，典宿卫兵）、杨洪（蜀郡太守、越骑校尉）、费祎（黄门侍郎）等等也均是诸葛亮的心腹。

第二，丞相府开府之后，大量人才被网罗进了丞相府。如蒋琬（丞相府长史）、马谡（丞相府参军）、马忠（丞相府门下督）、廖化（丞相府参军）、宗预（丞相府主簿、参军）、王连（丞相府长史）等等。

第三，益州牧府也没有空着。不过，和丞相府注重延揽经世致用之才有所不同，益州牧府所汇聚的多是著名的儒士学人，如五梁（功曹）、秦宓（别驾）、杜微（主簿）、谯周（劝学从事）等等，均是益州的著名学者文士。

当然，这3个秩序层各自并不孤立，也存在着交叉现象。如蒋琬最初归属于丞相府，后来则进入了蜀汉中央朝廷；费祎既做过黄门侍郎，也曾担任过诸葛亮的丞相府参军。这种有机交叉自然使诸葛亮对蜀汉集团的控制力更上层楼。

和曹操的魏国→冀州牧→东汉丞相这种同心圆结构式的逐级递进的专权统治模式所不同的是，诸葛亮在蜀汉集团的专权统治模式是由上述3个平行的秩序层有机构成的。出现这种差异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曹魏集团所控制的疆域范围广阔，非递进式模式不能将专权统治的力量完全辐射到帝国的各个角落；蜀汉集团仅有一州之地，疆域狭小，则很适合这种平行的多层次的专权统治模式。

之所以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这句话耐人寻味，是因为它透露出了两点重要的信息：

第一，刘禅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有些貌合神离，双方互存防备之心。否则诸葛亮就不必担忧会出现宫府相别、“不宜异同”之事。

第二，北伐之前，诸葛亮并没有完全控制宫中官署，相反，宫中官署之中大概有许多刘禅的亲信。所以诸葛亮才会任命董允担任侍中兼虎贲中郎将，对其加以防范。

七

“扶不起的阿斗”这句俗语使得刘禅在中国昏君榜上名列前茅。但让人遗憾的是，这句俗语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误解。

误解之一：刘禅小名叫“阿斗”。

“阿斗”之名最早见于《三国志·刘封传》，出现在孟达写给刘封的劝降信中：“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但如果要问一句，刘禅为什么又叫做“阿斗”的话，恐怕没有人回答得上来，多数只能以“小名”、“乳名”之类的揣测搪塞了事。

其实，刘禅又名“阿升”，而非“阿斗”。

《襄阳记》记载：诸葛亮娶襄阳名士黄承彦之丑女为妻，“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承彦是黄承彦的字。按照当时襄阳乡俗，取字之首加一“阿”字为其小名，故呼黄承彦为“阿承”。

建安十二年（207年），刘禅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出生，曹军南下后，刘禅随刘备来到襄阳，并在那里生活了几年，他有一个“阿斗”这样的小名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刘禅的两个字（一字公嗣，一字升之）里面均无“斗”字。而如果我们查阅古词典，就会惊讶地发现：古“升”字与古“斗”字在字形上面极其相似，稍不留神就会混淆不清。刘禅“阿斗”之名实际上是史书在漫长的流传、抄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笔误。这个笔误在近代训诂学中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扶不起的阿斗”这句俗语却已经深入人心，不可更改了。

误解之二：诸葛亮“扶”过刘禅。

所谓“扶”，当是协助、辅佐之意。让刘禅自己走路，诸葛亮在旁边看着、搀着，那才叫做“扶”。但是，诸葛亮当政期间，他从来都没有给过刘禅实习处理蜀汉集团政务的机会。非但在自己任内如此，在他指定的继承人蒋琬执政期间，刘禅也没有得到任何亲政的机会。史书《魏略》如此记载：“琬卒（延熙九年），禅乃自摄国事。”

将蒋琬之死看成刘禅亲政开始的标志实际上也是一个误解。刘禅确实是在延熙九年开始亲政的，只不过其标志性事件不是蒋琬之死，而是“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的董允的去世。董允自诸葛亮时代即开始受命担任内职统领宿卫控制宫廷，刘禅对其极为“严惮”。他的去世意味着刘禅终于甩掉了诸葛亮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锁。蒋琬与董允死于同一年，故《魏略》会有如此张冠李戴的记载。

不管诸葛亮不让刘禅染指政务的动机如何，蜀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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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7 23:03:2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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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