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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最后一根稻草

第一章　潜龙勿用

1.肮脏的名士

许多宋人笔记都热衷于描写王安石的真身是一只獾。《邵氏闻见录》里说他出生的时候，一只獾跑进了产房，瞬间消失不见，所以王安石有个小名叫作“獾郎”。《云麓漫钞》也说王安石出生的时候，一只野獾很奇怪地出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关于“獾郎”的来源，《铁围山丛谈》另有一种说法，即一个叫作李士宁的“异人”经常出入王家，慧眼识破了王安石的真身，所以直接叫他“獾儿”。

王安石少年时代形容猥琐，是他“獾郎”这个小名的真实缘起。宋神宗有一次问三朝老臣张方平认不认识王安石，张方平说：“有一次我去王家，见到过王安石。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穿着短粗布褐衣，全身长满了疥疮，正在打扫庭院，颇像一个苍头（仆役）。”《坚瓠集》里说王安石“肤理如蛇皮”，很难看，大概就是小时候满身疥疮的后遗症。王安石自己则有一首《疥》诗，告诫后人不要吝啬钱财，得了疥疮必须赶紧延医治疗，非深受疥疮之苦者不能作如此语：

浮阳燥欲出，阴湿与之战。燥湿相留连，虫出乃投间。搔肤血至股，解衣燎炉炭。方其惬心时，更自无可患。呼医急治之，莫惜千金散。有乐即有苦，惬心非所愿。

国人传统，于穿凿附会之道甚为精通，所以对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往往能附会出其上通天意的身世来源。包龙图冥王转世，岳飞大鹏投胎，梁山好汉们也成了洪太尉误放走的妖魔。王安石因疥疮而形容猥琐，因形容猥琐而“獾郎”，因“獾郎”而“野獾附体”，这自然也是“天意”在他身上的彰显。野獾绝非吉祥之物，由此可知王安石当日在士大夫们心目中的形象必然不佳。准“圣人”朱熹就曾强烈要求王安石为北宋的灭亡负直接责任。

“野獾附体”的传言在今日看来不过是笑谈，但王安石的个人卫生习惯问题确实让人不敢恭维，至今还屡屡被人引为谈资。

如果相信官方史书记载的真实性，那么王安石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艺术青年式的极端邋遢和不修边幅。《宋史·王安石传》里说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衣服脏了不洗，脸脏了不洗，这是委婉的说法。翻阅宋人轶事，《石林燕语》中的记载要严重得多：“王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一个人把主要精力倾注在内在思想秩序的建构上，自然会忽略外在的衣食住行，这不奇怪，但王安石邋遢到长年累月不洗澡这般程度，也实属罕见。据说苏洵曾对此大发感慨：“如此不近人情之人，少有不成为大奸大佞的。”这反映了他对王安石日后进入国家统治秩序深感忧虑，感觉此人一旦得势，必成国家大害。为此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辨奸论》讥刺王安石，以提前警示天下。奇文共赏析：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老苏撰写《辨奸论》的时候，王安石得力于其好友曾巩的推荐和前辈高人欧阳修的称誉已经名满天下。苏洵大器晚成，年龄虽较王安石大出许多，此时却还默默无闻。

关于王安石的邋遢，其他宋人笔记中也有许多类似的记载。若王安石邋遢属实，那么老苏所言倒也有理，不过《东轩笔录》和《梦溪笔谈》对此却另有说法。

《东轩笔录》记载，吕惠卿有一次和王安石聊天，对他说：“您脸黑是一种病，可以用一种叫做园荽的药物洗白。”王安石回答说：“我脸黑不是病，而是生来如此。”吕惠卿说：“不是病，园荽也可以将其漂白。”王安石笑道：“上天赐予我一张黑脸，园荽是无能为力的。”《梦溪笔谈》也记载，王安石面色黧黑，门人询问医生，医生说：“那是污垢，并非疾病。”建议用澡豆洗脸。王安石说：“苍天给了我一副黑脸孔，澡豆能奈我何？”

《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曾与王安石交游，他的姐夫曾布是王安石手下的变法大将，沈括也曾和王安石同殿为臣，他们对王安石都很熟悉。更重要的是，沈括既非旧党，也非新党，其记载的客观性是可以肯定的。以情理而论，这两段记载也较为可信：堂堂一位当朝宰相，怎么可能如此肮脏？

苏洵的《辨奸论》则另有蹊跷。此文最早见于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氏编写此书时已是南宋绍兴二年。若苏洵早有此文传世，神宗熙丰、哲宗元佑年间王安石遭遇万夫所指的时候，此文没有道理不被旧党提及。其他唯一可证明此文早已存在的证据有张方平为苏洵所作的《墓表》和苏轼的《谢张公作墓表书》，但二者的出现更在绍兴十七年之后，此前亦不为世人所知。经清代学者李绂、蔡上翔等人详细考证，此文当为邵伯温事后伪作无疑。邵氏一向仇视新法，他借苏洵之名伪作此文，和当日宋高宗对王安石的极端仇视很有关系。

这张天生的黑脸确实曾经引起过误会。王安石科举入仕后担任的第一任官职是扬州知州韩琦手下的佥书判官。韩琦和王安石不熟，见他脸上似乎脏兮兮的，以为他“夜饮放逸”，耽于扬州风月旖旎的夜生活，早上脸都来不及洗就赶来上班，于是以一位长者的口吻谆谆告诫他说：“年轻人要多看些书，不要荒废学业，自暴自弃。”王安石当时并不辩解，只是事后感叹韩琦并不了解自己。

王安石名重天下，更在神宗朝政治峰顶活跃了十多年，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他有一张与生俱来的黑脸，当朝史官岂会不知？然则堂堂正史还是如此地污蔑于他，这可真应了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当年和黄庭坚就《神宗实录》如何编写所引发的争论：“（陆佃）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辩，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宋史·陆佃传》）

陆佃的争辩无济于事，王安石常年不洗脸一条历尽周折，最终还是进了《神宗实录》，后来又进了《宋史》。由天生脸黑而“衣垢不浣、面垢不洗”而“经岁不洗沐”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一系列和类似的“野獾附体”演化，不过是王安石个人命运逐步走向悲剧的一个缩影罢了。

2.恬退可疑

在官方文件和众多旧党个人著作中，王安石另一被人广泛谈论、百般揣测的怪癖是他在得势之前的大约二十年之中，屡次拒绝朝廷的提升，不愿入朝，而甘愿做一名地方小官僚。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第四名科举中第，正式步入国家统治秩序，时年22岁，官授淮南判官，隶属扬州知州韩琦。宋代制度，科举出身的地方官任期满了之后，可以向朝廷献文求得中央馆阁之任。馆阁之任对于士大夫们的意义，用王安石自己的话来说，是“此本所以储公卿之材也”，乃仕途重镇。由地方而馆阁，由馆阁而中枢，是宋代文官极为普遍的跃升捷径。包拯即曾任龙图阁大学士，后世遂有“包龙图”之称。王安石素有文名，史称“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颇得一代大儒欧阳修的赏识，后人则誉之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首部著作《淮南杂说》问世之初就被时人与《孟子》相提并论，当日才华与名声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献文求试，进馆入阁，实只在王安石反掌之间。

意外的是，淮南任满之后，朝廷并没有接到王安石谋任馆阁的求试文章。

当时的宰相、老好人文彦博很欣赏王安石为人为官的恬退，请求朝廷越级提拔，借此树立一个榜样，以扭转当时士大夫中浓烈的奔走争竞之风；欧阳修也推荐他入朝；朝廷久闻其名，屡次下诏催促他赴京试任馆阁……如此种种平步青云的机会，最终都被王安石以“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推辞了。欧阳修深重其才，无奈之余又上言朝廷，以王安石拒绝入京的借口为借口，以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需要更丰厚的工资奉养祖母、弟妹为由，建议升任其为常州知州，获朝廷批准。

当时之人，对于王安石屡拒升迁之举，很是赞赏。但随着时日渐长，宋儒们对此看法渐渐转向。先是怀疑，继而彻底否定，最后，《宋史·王安石传》里终于有了这么一段诛心之语：“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虽是隐约含糊之词，但大致上的意思也还明白：一再拒绝入朝，甘居卑微，其实不过是王安石和朝廷“讨价还价”的一种手段而已。拒绝的次数越多，抗拒的时间越久，王安石的名声也就越大，日后朝廷再次征召，开出来的价码也必然更高。一旦价码上升到期望中的水平，王安石也就不再辞官了。正如所谓“隐士”，其实不过是些“隐仕”、“仕瘾”罢了，王安石的所谓“恬退”，也不过是为了先“退”后“甜”。

和黑脸问题一样，宋儒们对王安石“恬退”行为的最终定性是另一个极具价值的时代剖面，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历史”当日如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即使是对王安石极端反感的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22岁（虚岁）考中进士，到他46岁得势—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25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即便我们以其自庆历二年（1042年）外放淮南至嘉佑三年（1058年）入朝止计算，王安石总共做了长达16年的地方小官僚。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欲望强烈的“瘾仕”能够耐得住16年的寂寞，何况从一开始，他就有着现成的平步青云的阶梯和能力；又何况正如林语堂所说，这16年或者25年正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活跃的黄金时期；更何况，16年漫长的时光，即使按资排辈，凭借王安石卓越的个人才华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不必借“恬退”邀名，也已经足以升迁到较国务院办公厅干事（知制诰）品级更高的职位。《宋史》编纂者自然也清楚这些情理上的不通之处，故而其叙述止于似是而非的含沙射影，并不使用坐实的笔调。

仔细考察王安石的地方官生涯，其实不难发现一条规律：他所担任的和他所愿意担任的，都是诸如知县、通判之类的一线亲民、治民之职。而对于中央的馆阁之召，以及地方上的一些非一线职务，如各路提点刑狱等职，王安石表现得毫无兴趣。这种奇特的择官规律无疑和他那可疑的“恬退”大有关系。

鄞县知县任内，王安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倡办教育、整顿治安、政绩突出。但最能引起后人兴趣的是在此期间，他曾以政府的名义将粮食借贷给百姓，让他们秋收之后以一定的利息偿还。这个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显然是其日后所推行的“青苗法”的雏形和首次成功试点。而在此之前，在初入仕途担任淮南判官时，王安石就曾向他的上司韩琦兜售过自己的这套变革思想，结果被韩琦视为“迂阔”。

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使我们相信：王安石长年赖在地方不愿入朝，真实原因既非他自己对外宣布的家族经济状况负担不起京城的高消费，也并非如他的政敌们所指责的那般旨在沽名钓誉，而是因为地方一线职务可以给予他一块从容验证自己革新思想是否可行的试验田。但是，这样的心思既不可为外人道，自然也就引人百般揣测。何况他的“恬退”也确实大大提升了他的个人名声，当时京城里的士大夫、朝堂上的公卿重臣皆急欲一睹他的庐山真貌。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知州任上升迁为提点江东刑狱。对于这次升迁，王安石内心很不满意，因为刑狱专业和他多年来孜孜不倦的变法考察、试点很不对口。为此，他给当时举荐任用他的宰相曾公亮去了一封辞职信。在信里，王安石老调重弹了自己以往拒绝入京的那些借口，但其中有一条新理由值得我们重视：“（我对刑狱之事素无研究）而寄之以刑狱之事，非所谓因其材力之所宜也。”（《上曾参政书》）所谓的能力上干不了，其实是兴趣不在此处，不愿意干。所以，当朝廷改变主意任命他为中央财政部干事（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他毫不推辞，欣然来京赴任。

甫入京师，王安石就向宋仁宗递呈了他那份著名的《变法万言书》。

3.消极怠工的皇帝

和王安石一样，宋仁宗也曾经是一个有志青年，更想做一个有为青年。

王安石步入仕途的第二年，宋仁宗拜范仲淹为副宰相，开始推行“庆历新政”。范仲淹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十大革新措施，除“修武备”一条涉及到改革禁军制度，过于敏感，阻力甚大，未获审核通过之外，其余九条被宋仁宗全部采纳，全国推广实行。初入仕途，即逢此盛事，这对于“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青年王安石而言，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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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萃] ·王朝最后一根稻草

2008-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