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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法家与“秦制”

下，以老庄之道待上，以申韩之权求治，以庄周之滑处乱。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尽管真正的儒家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血脉一直不绝如缕，到现在也仍然不失其光华。但实际上就整体而言，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与其说是"儒道互补"，不如说是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补"更确切。这应当是传统吏治积弊的文化根源。其特征是：以追求**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而正如经济上因乱而管、因死而放，遂使"死""乱"互为因果一样，在"文化"上恶欲横流成为"管"的理由，假话连台又成为"放"的依据，于是假与恶也就互为因果，形成怪圈。法道互补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传统。
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其二：中国政制的一些常态，非法之法。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
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
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惟筐箧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制其私，防其欺——中国式的权力统御术，对人性的不信任，不信是常态。如上所述，这种以人制人、设事防事的制衡之术也是源自人性观念上中国式的“性恶论”——犹如西方的权力制衡论源自西方传统的性恶论一般。都说儒家传统讲究人"性本善"，可是在儒表法里的中国，人们对人性的真实看法实际上更近似于韩非。西方人信“人有罪”，所以“总统是不可靠的”。因为，西方文化相信“上帝”。而我们不信人，信谁啊？于是咱们的疑人之心与防人之法也发展到人类诸文明中如果不是惟一的、至少也是罕见的程度。
何处探询“传统”？在这方面人们与其从"四书五经"中、不如从更讲"大实话"、更普及也更对社会有实际影响的那些从娃娃教起的"蒙学"作品中去探寻真正的"传统" ，“蒙学”作品中的“启蒙”：“经典”上讲读书做官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蒙学作品《神童诗》的大实话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经典”上讲性善论，而蒙学作品《增广贤文》的大实话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人情似纸张张薄"，"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君南面之术“更精更黑”
蒙学作品是面向大众的，而统治大众的“精英”，尤其是精英中之最“精”者皇上自然决不能比大众更傻，他们的"人君南面之术"更是以极端的性恶论为基础的。欧洲中世纪的统治结构是以封主与封臣之间的层层"效忠"为原则的，于是每一级封主都似乎很放心地让效忠他的封臣在其领地内专断一切，形成那种"我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的傻乎乎的制度。这在咱们的皇上看来简直太愚蠢了！
"世上无直人"，朝中无忠臣。家奴总是要通奸的，于是只有把他们阉了；朝臣总是要结党营私的，于是除了靠阉奴（宦官）当特务来监视他们外还要靠身边的亲信秘书来分他们的权，形成了“内朝”（从汉之尚书直到明清的内阁、军机处）架空外朝的制度；地方官总是要割据称雄的，于是不断派中央工作组去分他们的权，形成了巡察之官架空常设之官的制度；人心莫测而必分其权，政出多门办不成事又不得不集中事权，形成了集权——分权往复循环之例。
千年以来我国传统政治中的许多特色现象，如宦官专权、外戚干政等等，都与这种极端性恶论导出来的防人之术有关。由法家式的性恶论传统产生的"分权制"愈演愈烈。分相权、分朝官之权、分外官之权，除分兵、民、财、法诸权外，在明代司法之权也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三法司”分掌，兵权则由兵部、五军都督府及非常设总兵分掌。甚至出现监察之监察、特务之特务：先设锦衣卫以监视百官，又设东厂以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最后又设内行厂并锦衣卫及东西厂皆归其监视之。
由于皇上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于是总无万全之制，事权分而复始，形成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分权循环”……
一是内外朝的循环。历代皇帝总疑心朝臣搞鬼，宰相弄奸，因而用身边的亲信秘书（内朝）分外朝之权，乃至架空外朝而取代之。然而这些原先的近侍奴才一旦权重事繁，又演变为新的"外朝"，引起皇帝的疑心。于是皇帝又另建一个秘书班子来架空之。如汉之丞相统公卿而主朝政，皇帝便培植“尚书”（原仅为管理文牍的秘书）而分其权。演变为汉以后至隋唐之尚书省，秘书已成了新的宰相，于是唐帝又重用“同中书门下”的近臣，使其架空尚书省。到宋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平章）又演变新的宰相并出现以他为首的外朝“中书省”，于是明代皇帝又用身边的一些“大学士”组成“内阁”来架空中书省，乃至取消丞相。然而明代后期"内阁"又已坐大，象严嵩、张居正那样的"大学士"又已从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宰相乃至"权相"。于是清朝又出现了南书房、军机处之类的秘书班子，以架空内阁。我们免于这样的“循环”了吗？若无辛亥之变，可以想见以秘书架空外朝的游戏还会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即使有了辛亥，我们不是在60多年后又一次看到了以一个秘书班子"中央文革"架空政治局并威胁相权的事吗？
二是中央巡视员与地方"诸侯"的循环。历代皇上总认为地方官居心叵测，不断派出中央工作组巡行地方并授予钦差重权。于是这些中央代表便由干预地方政务发展为越俎代庖，由分诸侯之权到架空诸侯，临时的特派员成了地头蛇，又演变为新一代诸侯。而皇上又要派新的中央代表来巡视这个地盘了。中央巡视员与地方"诸侯"的循环。
三是地方分权与地方集权之循环。同样由于皇上对“诸侯”的猜疑，历代朝廷常常分割地方事权，将军事、民政、财政、司法诸权分授不同的官员并使之互不统属，各自平行隶属于中央的相应上级，以使其相互牵制。然而这样的体制往往极无效率，平时政出多门，终日扯皮，一旦有事则相互推委，甚至造成政府职能瘫痪。于是不得不另设一首长总掌诸政，统一事权。然而这样又导致尾大不掉，威胁中央集权，不久又不得不再度分权。
秦汉时的郡一级本是分权的：郡守掌行政、郡尉主军事、监御史管司法与监察，“三权分立”而互不相属。然而到东汉至隋，州刺史（州牧）便大权独揽，兼统军民，自专财政与司法，俨然一方之土皇帝。于是到宋时在路一级分设帅司（安抚使）、漕司（转运使）与宪司（提点刑狱使），路下的州军又设通判以分知州知军之权，实行了典型的地方分权制。到了元代之行省，事权再度集中，行省平章为一省军民之共主，据地自雄，早在元中叶便发生了诸行省军互相攻伐的"天历之乱"，元末更酿成了行省军阀群雄割据之局。于是明鉴元弊，废行省平章之职而在一省分设三司，即隶属于中书的布政使司（藩司）掌民政，隶属于都察院的按察使司（臬司）掌刑狱，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都指挥使司（都司）掌军政。
三司分立而互不相属。然而割据之弊虽除，扯皮内耗之弊又生，到明末不得不普遍设立巡抚以统一三司的事权，入清后巡抚（以及同时增设的总督）遂成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延及清末民初又成军阀割据之势……。
地方分权与地方集权之循环，这样一种以私制私、设事防事、乱极立法、法密生乱、用人而疑、疑人而用、六道轮回、循环千年的政治怪圈，岂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温情脉脉的理论所能解释的？这种吏治上的精巧设计在传统政治条件下确实是十分成熟、甚至是十分"现代化"的或高度"理性"的：当西方中世纪的封主与封臣间还是一片混沌的“忠诚”时，中国人早已把防人之术发展得炉火纯青了。而西方的文官制之取代贵族制，不仅时代远晚于我国的科举官僚制之取代门阀士族制，形式上也借鉴了我国科举的某些做法，而且最终也拉不下面子，没有派出大兵来一对一的盯住应考者，以防他们为"千钟粟"、"黄金屋"与"颜如玉"而偷奸耍滑。中西方“性恶论”与“权力制衡”毕竟是形虽略同而质全异。
法家的“性恶论”导出的是极端**——比贵族制更**。而近代西方的"性恶论"导出的是反**——比贵族制更民主。法家的“权力制衡”是皇权本位的，如黄宗羲所见，以私制私、设事防事是为了“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而不允许他人染指；而近代西方的“权力制衡”是民权本位的，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为了防止独夫们垄断公共领域。
前者捍卫的是神授皇权，而后者捍卫的是天赋人权。因此毫不奇怪：这两种“性恶论”、两种“权力制衡”之间的距离，比它们各自与性善论及和谐论（我国的宗法伦理与欧洲中古的恩主—附庸关系）的距离还要大的多。因此不难理解：当我们在那个"批儒扬法"的时代把儒家仁义之说与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反掉之后，我们离民主与宪政却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从实用角度讲，这样的“理性化”制度却在两方面都经受了世界历史中罕见的时间考验：
从正面讲，它由于高度重视行政安全而具有突出的生命力，同时它的十分复杂的分权机制虽然主要是基于政治防范，但对规范吏治、抑制官吏个人的害民行为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皇朝盛世是“辉煌”的。这两点使得这一制度从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遇到真正可以取代的另外的选择，并在长时期的延续中积累了辉煌的文明成就。
从反面讲，这个制度内在的根本缺陷是不可解决的，因而它的延续并不是在“长治久安”、而是在上述的几重循环中实现的。而这些循环实际上是弊端长期积累后的大释放，它造成的大破坏与中国的文明成就同样惊人，两千多年的历史就这样一次次重演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极生治，治极生乱“的活剧。
其三：“法道互补”的后果：——行政不正义
传统吏治的首要危机就是行政不正义，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吏治腐败"。为什么贪风仍然不止？？
在传统时代的世界诸文明中，作为意识形态，象我国的儒家这样强调为官道德修养与民本意识是十分罕见的。作为制度安排，象法家这样把官场监督防范搞得如此严密也是罕见的，然而为什么贪风仍然不止？贪官却越杀越多，为什么？
历史上明初朱元璋重典治贪，连“剥皮实草”这样的酷法也大量使用，不仅官场上层层设防，还授权老百姓举报、乃至自行扭送贪官污吏进京治罪。几次大案如郭桓案、空印案的株连动辄上万计。然而贪官却越杀越多。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自认失败。这又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儒表法里"体制在文化价值上与制度上都存在缺陷，使得儒家的道德防线与法家的严刑峻法对吏治的正面作用都大打了折扣。法家的价值观本身是排斥不怕死不爱钱的"清官"价值的。它不仅不相信人可以不利己（这一点它与西方的“性恶论”相似），而且事实上认为不利己的人是有害的（这一点是西方的“性恶论”没有的）。于是传统政治中一直就有诱人追求利禄享受以权谋私而放弃道德自律的机制。
"饮醇酒，近妇人，即为贤王。" 萧何故意“表现”腐败以释刘邦之疑和赵匡胤公开劝谕诸臣及时行乐而放弃政治抱负，决不是孤立的例子。明代成祖朱棣为防止宗室中有人象他那样"胸有大志"，也是一面公开鼓励他们腐化作乐，一面严密防范他们参与政事。
所谓"饮醇酒，近妇人，即为贤王。" 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曰：'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大诛于子。'晏子对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 景公许之。于是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曰：'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晏子对曰：'前臣之治东阿也，属讬不行，货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者，君反以罪臣。今臣后之治东阿也，属讬行，货赂至，并重赋敛，仓库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鱼，入于权家。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臣。臣愚，不能复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再拜便辟。
晏子治理东阿的前三年，廉洁奉公，百姓获利，却遭到君主严厉处分，第四年徇私纳贿，欺下媚上，君主反而大加奖赏。有人分析这个故事时认为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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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6 18:07:36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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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