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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官家主义:一种历史分析框架

者反抗的成本降下来。
比如说,你拿一个文来让我批,我不批,或者下个月再批,耽误你一个月,大公司的一个项目拖一个月就损失二十万,那么你给我十几万好处费,我就放行了。
你如果打算反抗,可以去上访,上访一趟两千块钱总得花吧。信交上去了,又给转下来了,照样不给你办,一百个人里也不见得给你办一个,1%就是二千,10%就是二万,按照概率也要花二十万才能解决问题,而且白搭上这么多工夫,你想想是不是给我十万好处费更合算?
当然你也可以找传媒,传媒搞批评报道也不容易,这条路照样不通畅。你还可以上法院起诉,但法院和我们这些卡你的人同属一个领导,并不是独立实体,我可能请领导摆平法院。
总之,反抗的路不好走,反抗成本很高,最后你就会放弃反抗,掏十万好处费算了。
如果反抗成本能降下来,打一个电话请记者吃顿饭,详细介绍情况,最多二百块钱,传媒就扑上去了;如果法院法官的前途全凭案子的判决是否公正,与领导是否喜欢关系不大,那么,诉讼费加上律师费,最多两万块钱就可以解决问题。我问过台湾学者,台湾警察敲诈勒索吗?他们说当年很厉害,但现在好了。为什么?只要警察敲诈勒索,受害者给议员打个电话,我投你票了,我现在被警察敲了,议员就兴高采烈打上政府的门,他把事闹大了,明年就可以多得选票。
如果反抗成本可以低成这样,这时候你自然不怕敲诈,官员也不敢敲诈了。至于你脸色难看,磨磨蹭蹭,我给你一条烟也没什么大不了,比你敲我10万强多了。潜规则仍然存在,但是随着反抗成本的下降,潜规则的空间大大压缩,压缩了99%以上,剩下一个小零头。这时候许多领域的潜规则基本上就被消灭了。
世界各国这些办法都很成功,我们照搬过来,潜规则就可以失势。看起来潜规则很可怕,看起来无解,那是采用中国历史的老办法才显得可怕,才像癌症一样无可救药。按照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收拾起潜规则来简直是小菜一碟。
当然,如果从根本上取消这种审批,把审批改成备案,压缩官员的合法伤害权,潜规则就更无处安身了。
　　
2、官家主义的命运
官家主义怎么消亡?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消亡,中国历代都是农民社会,一个皇上,一群官吏,农民一盘散沙,抱不起团来,敲了就敲了。农民信息闭塞,一般都认账。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官家主义是不会消亡的。但是工商业发展起来,老板们见多识广,又出得起钱,网络密布,这时官家就碰上对手了。
在西欧,星罗棋布的一个个城镇,一块块地盘彼此独立,势均力敌,忽然有一块地盘上发生制度突变,成立了城市公社,或者商人掏钱建立联防,维持内部治安,反抗外部侵略,并且成立一个董事会管理城市,管理军队,这时候,这块地盘上谁说了算?资产阶级说了算。他们控制了暴力,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法规,于是资本主义诞生,官家主义或封建主义消亡。西方历史上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主义和官家主义地盘的暴力均衡的夹缝中出现的。
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很像中国的官家主义社会,属于第三等级的商人,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推翻了国王和贵族,国民大会说了算,这是法国官家主义消亡的途径。
我们还知道,台湾工商业发展起来了,资本家强大了,人们的民主呼声越来越高了,最后蒋经国意识到这股潮流挡不住了,台湾的官家主义解体。这是我们华人世界的成功经验。
　　
第五部分　理论综合的尝试
　　
1、历史理论与历史事实的错位
说到这里,我的历史分析框架已经介绍完毕。我想顺便谈谈我们最熟悉的历史理论体系,看看它有什么问题,问题又出在哪里。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提出,中国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晚年在批邓的时候,他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无法容纳的说法。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阶级则是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当中得到定义的概念,怎么可以从上层建筑角度定义阶级呢?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
德热拉斯(南斯拉夫的中央委员),写过一本《新阶级》,他说***掌权之后实际成为一个新阶级,说得很是那么一回事,但追究下去又出现同样的问题:阶级怎么能产生于上层建筑领域呢?这种说法在历史唯物主义里站不住脚。那么,到底是毛泽东和德热拉斯的说法站不住脚呢,还是不能为这种说法提供立足之地的理论框架有问题呢?
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学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核心观点是什么?是统治集团(组织)治水,直接介入生产,(这种需要促成了国家诞生)。属于上层建筑的政府怎么搅入经济基础之中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分类标准被亚细亚生产方式搅乱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赞同的原则是:让事实修订理论,不能让理论扭曲事实。
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家集团大规模地介入生产,很早就垄断了盐铁的生产和买卖。只有官家才能卖盐,个人卖盐就是贩私盐,就要治罪。钢铁业一旦有利,也由国家垄断起来。到后来又有官田,还有皇庄,皇帝直接控制土地,让太监替他收租。皇帝自己和官僚集团直接成了地主。一直到晚清,光绪末年,洋务运动的企业都是官府投资兴办的。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类,容纳不了上述历史事实,也容纳不了官家阶级,或者是新阶级,所以就没法解释中国史实。这不是中国史实有问题,而是理论框架有问题。你要跟皇帝说他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跟官员说他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尤其是平民地主,他肯定觉得你严重地贬低了皇帝。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是牧和羊的关系,皇上是牧人,下面的牧羊犬是他的官员,现在你说他们是羊的代理人,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唯物史观没有处理好暴力问题,没有在解释历史的基本框架中给暴力集团提供足够大的安身之地。唯物史观对阶级的定义都是从生产要素角度定义的,马克思在使用阶级概念的时候,他头脑中的概念,是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一路沿用下来的,即按照生产要素的不同拥有者来划分阶级。这种划分方式当然不错,说出了很要紧的问题,但有人是靠破坏要素吃饭的,凭借暴力打天下坐江山,对他们的成本和收益又该如何分析?找到这方面的概念和分析方式,我们才能更透彻地解释中国历史。
那么,中国的暴力集团在哪里安身立命呢?他们在法酬的基础上安身立命。法酬又如何确定?在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博弈中,暴力集团有能力制造让生产者承受不了的最大损失,就是屠杀和摧毁。因此,暴力集团在规则制订中拥有否决权,这是制订规则的规则,我称之为“元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所有法规的设立,都来自这个元规则。凭着这一条,暴力集团就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吃血酬,吃法酬,凭着“元规则”立法定规,在社会中吃香的喝辣的,一代一代往下传。当然生产集团也不是好对付的,他们可以偷懒,可以反抗,可以让对手得不偿失。双方博弈的结果,就构成了具体法规的边界。如果直接介入生产有油水,暴力集团就介入生产,垄断市场。如果油水不大,他们就松绑开禁,给你一部分产权调动你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只管抽成收费。暴力集团可不管什么政治经济分开,更没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框,他只认法酬的利益最大化。
历史唯物主义不追究这套逻辑,因此就没有地方安插暴力集团和官家集团,也无法解决中国历史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类混乱的问题。
　　
2、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看待暴力
历史唯物主义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评价不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除了作恶之外,“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暴力是个助产婆,并不是孕妇。暴力能够破坏旧秩序,却不能创造新东西。这是恩格斯的观点。
马克思更深入一些,但是比较模糊。在《资本论》中,紧接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句话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展开。在谈论西欧封建制度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用了一个著名概念:超经济强制。暴力属于超经济的手段,只能看作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的一种外来力量。如果这就是作为“经济力”的暴力,如果一个“超经济强制”就把暴力在经济史中的地位打发掉了,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未免太小看暴力了。
西欧的封建制度,其实就是以暴力为核心形成的生产方式。采邑就是对暴力服务的报酬,就是骑士的血酬——卖命钱。这种土地制度从根子上就来自对暴力服务的需求,正是在高浓度的暴力竞争环境中才会出现这样的生产方式。这么关键的因素,恐怕不是轻飘飘的“超经济强制”所能打发掉的。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诞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因素本身就是创造新秩序的主导者,暴力创造出了新东西。只要我们放宽视野,承认暴力是环境中自然具有的组成部分,就好像农作物有病虫害一样,就好像草食动物吃草,肉食动物捕猎一样,那么,暴力和对暴力的抵抗就好像孕妇而不是助产婆那样,内在地而不是外来地创造出各种历史秩序。
　　
3、扩展两个重要概念
以上说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处理妥当的问题及其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除了引进描述和分析暴力集团的概念之外,还可以调整或扩展一些重要概念。
首先是扩展阶级的定义。不把阶级的定义落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身上,而是落在生存策略上。在生态学的分类中,每一个物种都是自己那套生存策略的载体。不同的生存策略的载体形成不同的物种。同样,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的生存策略载体形成不同的阶级。生产要素的载体形成一些阶级,比如资本家凭借资本获得收入,工人阶级凭借劳动力获得收入;暴力要素或破坏要素的载体也形成一些阶级,比如土匪就是玩命的,其中又分匪首和喽罗,官僚集团是皇家和贵族集团——打天下坐江山的大小股东集团一一的经理人。以这种生存策略分类作为阶级分类的依据,我觉得根基更深,因为它扎根于和生态学同等的深度上。
第二是扩展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有了,他说劳动创造了价值,但是有一个条件:在产权形成之前,在土地和资本有主之前,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只适合土地瓜分完毕之前的那段历史。李嘉图又把劳动价值论往前推进一步,他说土地和资本也是一种劳动,可以看作物化的劳动,这就更加一元论了。他说,价值主要是劳动创造的,但也有一些例外。李嘉图没有展开讨论这些例外。到了马克思那里,什么例外都没有了,什么前后都没有了,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地租、利润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他走到了劳动价值论的最极端。
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天地生财”,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大量的劳动价值论的例外。比如开发北大荒的时候“棒打狍子,瓢舀鱼”,如果把狍子和鱼看作是人类的食物,看作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些食物是能量转化的结果,它是太阳照射到植物上,通过光合作用转化为动物可以吸收的能量,然后又转化为动物肉体的自然过程。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于是我们可以说自然创造价值。当然人类也可以替代它,人自己种植牧草,放养动物。人类自己的播种和放牧可以说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但是播种和放牧之前,草和动物已经存在了,你说它凝结了什么?凝聚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就能创造价值。这就要看你怎么定义价值,如果你把价值定义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其他东西都不叫价值,这样的定义已经排除了引进其他价值创造者的可能,我就没法与你争。如果你不这么专断地定义价值,你说价值是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有使用价值,同时又有稀缺性的特点,不像空气那样可以随便呼吸,人类必须拿东西去换,或者付出劳动去生产,或者付出生命危险去获得——例如捕猎大型危险动物,争夺物产丰富的地盘等等——如果你把价值定义为这样一种必须付出才能换来的好东西,那我就要说,自然也创造价值。即使你不去生产,自然也会替你生产。中国古人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劳动价值论的位置在哪里呢?在自然价值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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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5 14:42:4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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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