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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

。”[26]

这里黄仁宇用了“国家的阴影”的提法，在笔者看来，国家正是现代性发生的基础性要件，而不是“阴影”，如果说“国家”的观念原来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阴影”的话，那么本文的意图即是把这一“阴影”扫除使之公开明朗而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对国家作为现代性缘起的要件的定位的逻辑结论便是，现代社会并非仅仅是追求利润的商人所能造成的。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中的作用在于国家提供的公共制度条件是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这一点具有根本意义。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否则全国性的大规模市场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当代美国学者斯蒂芬·霍尔姆斯在研究前苏联解体时指出，当时市场化转型失败的根源正是在于国家没有能力很好地提供公共物品[27]。国家需要提供的公共物品中核心的一项便是理性化的法律，它对商业的大规模展开和经济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而传统中国的法律，诚如黄宗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一种司法实践，不如说是一种“理想的表达”。马克斯·韦伯就曾经对中世纪中西方城市商人的不同命运作了精彩的描述，他指出“正因为……缺乏这种法律上的保障，所以他们（中国的商人）只好不顾一切地走上自救之路。”[28]

我们注意到，宋代的起义领袖的身份发生了一些变化，王小波、李顺是盐贩，宋江是小吏，方腊是经营油漆业生意的富商，钟相、杨幺是茶贩。南宋的赖文政起义，完全由商人参加。这些起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人需要国家提供安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在传统社会，如果总体治安不好，首先受到损害的往往是商人而不是地主。地主往往有自己的庄园，也有护卫的家丁，惟独商人须往返于路途之间。我们读《水浒传》里面的孙二娘开人肉包子店[29]的故事，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不能作信史观，但从中我们确也能窥见当时过往客商可能遇到的险恶环境。王安石作诗写道：“尔来贼盗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30]传统商人如押送贵重货物，由于传统的国家在公共安全保护方面的无能，为安全起见则往往雇佣私人组织的保安机构——镖局，或若干商人尤其是同乡同县同省的商人结伴而行，自备防范武装以备不虞。商人自发组织保护自己的安全，以及对民间保安组织的诉求，体现了国家在相应服务提供方面的缺失与不足。同一地区的商人的互助、合作降低了经营的风险，改善了经营的环境，不仅如此，由于相互的信任他们还合伙融资以壮大实力、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从而使自身从小商贩起家，通过合伙经营，最终成为富商大贾。此外，国家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还促使了商业资本向土地资本的回流，毕竟商业经营的风险要远大于土地经营。总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发挥，必须以国家“看得见的拳头”为后盾。否则，缺乏理性化的法律规约的政府，不仅由于公共物品供应能力的不足影响了市场社会的展开，而且还由于自身可能的腐败直接阻碍了商业的兴起，这就是所谓的政府的“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31]。

（三）、

王安石变法的制度后遗症中国古代原来的格局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只到县，县政府对广大民众只是维系着一种粗线条的管理，乡村自治是汉唐以来的传统，宗族在农村一直存在。但宗族的发展也表现出不同的型态，“具有宗族法规性质的家法族规真正在社会上得到发展，则是从宋代开始的。”[32]而祠堂的建立只是到宋才在社会上推广开来。宗族发达于宋，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们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会发现宗族的兴起是国家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一个制度上的衍生物，并且这种宗族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个人自由程度的相对提高。宋代的客户与原来牢固依附于庄园主的部曲、佃客相比，已经有了徙乡易主的自由，地主甚至还要礼遇客户，因为“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33]他们还有可能改变自身的地位，“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能稍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34]当农民牢牢束缚于庄园地主时，他们缺乏足够的自由，然而也不用担心生存的问题，因为他们的主人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而当这种关系自晚唐解体后，新式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下，农民与地主之间通过契约建立经济上的关系，[35]个人获得相对的自由的同时却也失去了保障，在帝国行政只局限于城市时，他们几乎不能从国家那里直接获得保护，而天灾人祸加在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威胁往往足以置他们于死地，于是一种具有互助功能的组织诞生了，在当时的农村里，这种组织只有建立在家族的基础上才牢固，也更容易为儒家教化下的人们接受。这种组织结构，无疑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因而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种鼓励的态度。宗族的发达，弥补了国家公共产品提供的不足，其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教化等诸方面[36]。宗族既然给成员提供了若干好处，自然也需要把若干约束强加给成员，宗法往往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发挥断案的功能，人们在享受宗族提供的好处的同时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此亦不足为奇。然而，当宗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国家的正式行政便可能失去了对它的控制，这时国家便会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例如宋仁宗后来便曾下令当时最大的江州义门陈氏宗族强行分家析产[37]。

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其作用好比一把双刃剑，它在穿透宗族的屏障的同时，保障了新法的落实，却也给个人画地为牢。刘志伟在研究明清广东的里甲赋役制度时构建了一种理论图式（framework），即认为里甲户籍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作用，它是“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对话场合”[38]，笔者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理论图式而言，里甲制度、宗族社会、地方政府，并非里甲制度沟通国家与社会，而是里甲制度穿透、涨裂民间社会而直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发生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在这种格局下，民间宗族社会不过是个人可能的避风港。所以费孝通先生说：“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入。”[39]费孝通所说的“团体格局”是指现代西方国家与个人的格局，而“传统结构”则是乡土中国独特的差序格局。就总体而言，王安石开启了一个国家权力向底层社会渗透的传统，当王安石的其他法令被否定时，保甲法却留存下来并往下延续一直到明清和民国。它的效应也远远超出王安石所能想象的范围，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从中国的单位制下的国家社会结构中，似乎依然可以发现这种自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全能主义结构的影子。马克斯·韦伯一语道破天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治理史乃是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40]然而，韦伯对中国城市与乡村的结构关系的理想类型的描述却不让人满意，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皇权统辖在事实上只施行于都市及近郊，而一旦超出这些地区便会遭到强大的宗族势力及民间自治组织的抵制，在这种城乡结构中，“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41]这种情况也就是“天高皇帝远”的情形。然而，韦伯的理想类型式的描述只适合于王安石变法之前传统中国的大体情况，而在保甲法实行后，此种关系便发生了变化，皇权通过里甲制度将其权力的触须遍及每个在编人户，政策通过胥吏[42]得到落实，他们是直接代理地方政府税收的人员，而这时乡村便不再是韦伯所说的“无官员的自治地区”了，皇恩浩荡，已经通过一种制度设施向个人传送，此时其间内在的关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宋代作为中古与近世的变革过渡时期是一致的。此时农村的情形，正如美国学者马伯良（Brian　E.　McKnight）所指出的那样：“在城门之外星罗棋布的乡村中国，存在着另一个更为底层的政府。”[43]

英国学者迈可·曼（Michael　Mann）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国家的**权力（despotic　power）和国家的穿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前者指国家统治者独断的力量，即国家无须与市民社会团体商议即能自行行动的能力，后者指国家对市民社会结构的穿透力量。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依据两种力量的强弱组合，迈可·曼提出了四种理想类型[44]，我们不妨用下图表示：　独断力量

穿透力量弱强弱A类例如，东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国家　B类例如，中华帝国强C类例如，西方宪政国家D类例如，极权主义国家　迈可·曼所构建的四种理想类型的国家

根据迈可·曼的区分，传统中国则属于专断力量强、穿透力量弱的类型。对这一结构进行明确地揭示的还有另一位英国学者约翰·豪（John　 Hall），他指出人们在注意到传统帝国的强大时必须注意“这些帝国无力深入渗透、改变并动员社会秩序”[46]的情况。迈可·曼与约翰·豪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传统。[47]然而，如前所述，他们所描绘的大体是王安石变法前的情形。而当我们将王安石变法作为一个大致的分水岭来考察中国政治社会结构之变迁时，我们会发现一个颇有启发意义的现象。借用迈可·曼的分类，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变迁大致顺序是 A→C→（D）→C，而在中国这一顺序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进程，其顺序为　A→B→D→C，为了方便讨论起见，我们主要考察两种过程的前两个阶段、前三种类型，因为那正是本文所关注的近代转型的时期。我们看到，这两种不同顺序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中西方近代化道路差异产生的症结。在前一个阶段、前两种类型中，中国的情况是A→B，西方则是A→C，其间的差别正是国家的不同，正是国家的专断能力与国家的穿透能力的不同。而当我们试图完成现代转型时，我们还是要把国家从D类向C类转型，这正是我们目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所努力的目标。

王安石给我们的启示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国家权力在往下渗透后可能造成的全能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结构。前者是我们要重视的经验，后者则是给我们的教训。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现代社会中，国家和社会都应当是强大的，而关键在于平衡与界限，即各自在合适的范围内活动，国家的软弱或社会的萎缩，都不能促进人类的福利。前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王安石当时的努力，以理财为中心，试图由此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与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激烈较量中居于优势地位。王安石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满足国家需要的公共财政，从而提高国家的竞争力[48]。当国家在内外种种压力下需要和个人直接发生纳税与保护的关系，国家权力必须穿透原来的传统宗族社会，如前所述，这个过程的后果是一方面国家权力确实到达了最基层，另一方面，留下的则是全能主义的后遗症，王安石变法使国库充实，财政问题得到了解决，然而下一步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造则由于神宗和王安石的逝世及合格的新法推行者后继无人而被延误，其结果则是不仅未能启动现代化的车轮，连最基本的抵御外来侵略的职能都无从提供。而基层的结构性的改造则留下了中国以后发生变迁的制度性障碍。宗族社会的独立性、保护性、整体性日益遭到破坏，但并没有解体，而是逐渐与国家重合，从而失去了抵抗国家权力冲击的能力而成了国家对人民的附属统治物，最终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坚固、封闭、僵化的结构，国家与社会由两个相对分离对立的圆圈演变为重叠在一起的两个“同心圆”[49]，成为阻碍中国现代转型的结构性障碍。宋以后，元明清乃至民国年间，其间经济繁盛之时也不是没有，但社会转型之难却是人所共知的，当文艺复兴、自由精神、权利意识、个人观念在14—16世纪兴起时，中国却还在大搞文字狱、特务政治、忠孝意识、宗亲伦理，直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出现时，国家与社会的反映依然麻木不仁，这与中国自王安石变法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不无关系。

（四）、

中西方近代化进程的不同命运：市民社会与宗族社会

当宋代中国种种现代性因素出现时，与之相随的却是宗族社会的兴起，而在西方当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出现时，与之相伴的则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宗族社会和市民社会在相当的时候出现，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其间另有文章？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前现代的社会政治结构是封建式的，国家权力居上，下面是封建领主或庄园主，农奴依附于领主或庄园主，在领主或庄园主那里寻得保护，和国家发生关系的只是领主，因为他们要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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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4 14:44:2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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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