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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思想的沖突、批判與創新

的思想言论，那怕只是片言只语，那怕只是思想的流露，也是绝对扼杀，毫不留情。就是对那些本与批判现行制度无关的思想和言论，也往往由于统治者的疑神疑鬼，而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这一点在清代的“文字冤案”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王艮对血肉之躯的尊崇，把百姓人伦日用看着“道”，到何心隐的“无欲则无心”，再到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可以看出他们所倡导的是一种回归人性、回归自然的内在冲动。但“泰州学派”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他们打破了理学对人的压制和束缚，使人在摆脱理学的束缚中看到了自我的价值和人性的力量。

七

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使得思想家们不再沉湎于程朱陆王之空谈，而是把关注的目光从“游谈无根”的泥潭中转向社会，转向现实，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对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进行了猛烈揭露和抨击。与明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异端启蒙思潮相比，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则把斗争矛头直接转向了对现实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反思和批判。黄宗羲在其著名著作《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与社会现实相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揭露封建**与提倡民主权利；限制封建特权与保护工商利益；要求法律平等和赋税改革等。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惨烈画面，大胆地提出了“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明确主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公开对天子的权威提出挑战。黄宗羲的这部著作无论在当时和后来，对中国思想界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被誉为“近代社会的宣言书。”顾炎武在提出以经学取代理学的同时，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大计。”对那些不关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要“一切不为。”（顾炎武：《亭林文集》卷2）他认为，君主专权，危害极大，为了唤起社会民众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顾炎武还喊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唐甄在其精心之作《潜书》中，对君主**制度也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唐甄：《潜书》）他认为君主虽形有“君主”之名，实乃“一匹夫耳。”（唐甄：《潜书》）自古及今之帝王，皆独夫民贼而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潜书》）唐甄这样论证说：“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贼乎？”（唐甄：《潜书》）唐甄把封建君主的存在看作一切罪恶之源，虽不免偏颇，却非常大胆深刻。王夫之更是对封建君主**制度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判，指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1、17）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王夫之：《黄书》）傅山也对封建君主的危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把本阶级的利益、把封建君主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蔑视人的生存权利与价值，造成了社会的极端不平等，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显然认识到了君主个人大权独揽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认识到了**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在对封建君主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还对封建君主**制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变革君主制、限制君主权力的主张。如黄宗羲从“设学校以公是非”、“置相”、“分治”的角度提出了变革君主制、限制君主权力的主张，他试图把“学校”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机构，从而在社会中达成一种共识，即“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他主张置相以分割君权，并提出了恢复宰相制度的基本构想。他还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设置官吏，使其有职有权，不能由君主一人专断，因为官吏参与治国，“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这些论断，把君王与万民联系起来考察，视君主与百姓为“共曳木之人”，已超越孟子“君贵民轻”思想，深含民主气息，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重要思想构成。所提出的问题和所进行的理性思考皆为有感而发，切中时弊，成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经世实学思潮同时兴起的是人文启蒙思潮。明中叶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至明清之际面临着一个绝好的发展契机，如果在不受外力的影响下，按照明清之际所出现的提倡经世致用、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理路走下去，中国很有可能与西方社会一样，很快步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阶段。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明清之际这种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清王朝一系列高压政策的实施，正常的社会发展速度受到外部阻力而迅速中断，思想文化界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学风迅速转向，而转入了远离政治的考据一途。

八

明中后期，“西学”传入了我国。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传入：一次是汉唐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另一次是明清之际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入。这两次外来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格局的变化与调整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唐朝，当时被称为“景教”；元代时再度传入，被称为“十字教”。但这两次不同时期传入的基督教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格局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自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前期，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学，如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介绍到了中国，从而开始了自唐、元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过程以及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最早来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是明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他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制订了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合儒”、“补儒”及“超儒”的和平传教政策，即“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6期）自此以后，西方来华传教者有名可查者达65人之多。（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页）西方传教士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使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文化重道德伦理、重修身养性，轻自然科技等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自先秦以来几乎一成不变的发展理路和格局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它使中国知识界在孜孜沉浸于儒家经典的同时，开始接触和吸纳西方的一些新知识、新思想，新领域，扩大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内涵。从明中后期到清中期，由于有当时一大批站在时代前沿的经世实学思想家的宣传、翻译、介绍与引进，西方机械、物理、测绘、历算等门类繁多的科学知识不断传入中国，据统计，至今能够搜集到的西方传到中国的科技书目约为1500种左右。（参见《人才》杂志，1983年第3期）但是由于当时这批西方传教士自身的传教目的和学术偏见，他们对欧洲文艺复兴思潮以来的新思想、新成就讳莫如深，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思想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里略—牛顿的经典力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波义耳的新元素说以及先进的实验法、归纳法、演绎法等大多只字未提，相反，他们都把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奉为圭臬，他们介绍到中国的只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说等，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知识界所能接触到的还只是西方中世纪的科学思想体系，不可夸大当时西方科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观点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还不尽全面。且不说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研习西学已成为一股时尚，在有的领域，“耶稣会传教士所传入的不属于几何学的数学发明和技术在欧洲是最新的。”（[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115页）再如，邓玉函、王征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汇总了阿基米德到当时的西方力学和机械学的知识”，（王冰：《明清时期（1610—1910）物理学译著书目考》，《中国科技史料》第7卷，第5期，1986年版）“为当时世界最新之物理学书。”（《方豪文录》，上海编译馆1948年版，第290页）因此，我们也不可低估了当时西方科学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当时西方科学的传入，使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从一种传统封闭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突破陈旧保守的思维模式，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参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

九

徐光启、李之藻针对晚明出现的种种弊端，极端重视西方自然科学的征实精神，他们响亮地喊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的口号，他们甚至准备用10年左右的时间对“有益世用”的图书“渐次广译”，试图以“西学”来开启民智，纠中国学术之弊，以挽救明王朝的社会政治危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继承徐光启、李之藻自然科学观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对“西学”采取了欢迎的态度。黄宗羲在经世实学思潮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西方自然科学成果给予了极大关注，并积极投身到这一科学活动的推广和传播中，撰著了大量自然科学著作，如《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法》《开方命算》、《测图要义》等；方以智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推崇备至，他把研究自然事物的学问称为“质测之学”，“质测”一词的含义可能是方以智取自《周易—系辞传》。方以智得出了“泰西质测颇精”、西学“详于质测”的结论。他还在自己的著名自然科学著作《通雅》、《物理小识》中广泛介绍了物理、化学、历算、医学、水利、火器、仪表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工艺技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的著名自然科学家王锡阐、梅文鼎，他们在借鉴、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开展天文学与数学的研究工作，他们对中、西之学均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主张“去中西之见”，“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目而取其精粹”，王锡阐反对盲目推崇西法，指出“以西法为有验于今，可也，如谓不易之法，务事求进，不可也。”（王锡阐：《晓庵新法序》）主张“兼采中西”。梅文鼎在对待西学问题上，反对“专己守残而废兼收之义”，“喜立异而缺稽古之功”，主张“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梅文鼎：《堑堵测量》）对西学采取了“理求其是，事求适用”的价值取向。阮元在《畴人传》中对两人做了极高的评价，“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极。”（梅文鼎：《堑堵测量》）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康熙时代所制订的一系列优容礼遇与吸收引进的政策，对西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普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及政治氛围。可以说，王锡阐、梅文鼎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著名科学家。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清初一直对西学的引进采取“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政策，使得西方社会科学被视为“异端思想”而传入渠道上受到极大阻碍，人们对西学的认识也大大落后于徐光启、李之藻时代，也缺少了徐光启、李之藻时代所具有的那种“但欲求其所以然之故”的理论进取精神和以“会通”、“超胜”为目的的科学意识。（徐光启：《毛诗六帖》）更由于在清初“西学东源”陈旧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使中国自然科学界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技术的势头进一步受到阻滞。随着康熙后期对西学态度的转变以及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传播交流重心的转移（即由西学东渐转为东学西渐），西学的传入逐渐式微以至最后中断。还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与明末涌现出的一批科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梅文鼎、王锡阐、薛凤祚以及《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科技巨著，共同形成了我国传统科技思想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同时对明清以后特别是对乾嘉考据学的治学范围和方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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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4 14:39:32 作者：王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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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评论] ·明清之際思想的沖突、批判與創新

2008-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