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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思想的沖突、批判與創新

一

明清之际，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西方主要国家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的过渡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人们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国各民族逐渐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传统国家的隔绝状态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建构，各国各民族的普遍交流和交往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人类历史从此真正开始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明清之际的历史，而应把明清之际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潜滋暗长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成熟和壮大，封建社会的内部格局及利益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封建制度迅速进入了一个“天崩地解”、“天崩地裂”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清之际是可以与春秋战国之际相媲美的重要时代，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预示着中国漫长封建时代的开始，明清之际则表征着中国封建时代的没落。明清之际，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明清之际还是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时代。

二

谁都不能否认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形态的发展有其前后的继承性，前一时代的思想不可能在后一时代突然消失，后一时代的思想也必然能够在前一时代找到它的存在萌芽。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思想流派都是在继承前人已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每一个思想家必须汲取前人已有的思想或学术成果，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思想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让我们把关注的视角转向明清之际这一社会大变革时代。明清之际涌现出来的绝大多数思想家虽然各自在自己学术领域的侧重点不同，他们或侧重经学，或侧重史学，或侧重哲学，或侧重实用，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大都是从朱学或王学中分化、脱胎而来，一开始几乎都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追随者和信奉者，在理论或思想渊源上与朱学或王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黄宗羲、孙奇逢、李颙、唐甄等人基本上属于陆王心学系统；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等人基本上属于程朱理学系统。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任何一个人也无法摆脱“既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当某一思想形态处于鼎盛巅峰期，某些人或可成为某一思想形态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光大者；当某一思想形态开始走向没落走向衰退时，某些人或可成为某一思想形态的修正者、改良者乃至激烈的批判者。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民族处于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某些人对传统思想形态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就显得尤为强烈。就是说，任何一种思想形态，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内部就已潜在地包含着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因素，就已孕育着走向分化的种子。程朱理学形成、发展、衰落的历史便很好地印证了这种理论的普遍性。理学可以说是唐中叶以来儒学复兴运动的结果和儒、释、道三家融合的理论总结。

三

理学自北宋中期兴起以后，历经宋、元、明三朝长达六百年的发展演变，牢牢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优先地位，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两派虽问学路径各有侧重，程朱重“格物穷理”、“道问学”；陆王重“发明本心”、“尊德性”。除此之外，两派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无极”与“太极”、“形而上”与“形而下”等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论与分歧，但在本质上他们却是殊途同归的即：“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黄宗羲：《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卷58）到明中后期，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理学体系已变得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一般士人沉湎于空谈心性，不切实际，不谙时务。理学已经衰变为“游谈无根”、“竭而无余华”的空洞说教，完全以抄袭“宋人语录”及“策论”为治学圭臬，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变成了空疏无用之学，人们对理学产生了深深的信仰危机。为了矫正理学所带来的社会弊端，自明中叶后，学者遂各自立门户，自立新说，学术活动便朝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表现为王学的纠偏运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古学（经学）的复兴运动。王阳明以继承宋陆九渊的思想为己任，提出了一套“心即理”的学说，试图取理学而代之。一时间，作为一种崛起于民间的思想形态，王学逐渐成为一种被社会上所认可的主流思想观念，而理学则被一般士人所藐视。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作为两种截然不同价值观念的递嬗来看，尽管当时社会上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王学，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仍然是程朱理学。这就是一个社会往往存在的多元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社会不同阶层所确立的不同的价值标准。上有所好，下未必一定好之；上有所恶，下未必一定恶之，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四

随着中国封建制度日益走向没落，无论是理学还是王学，越发展越背离初衷；越发展其弊端就越暴露无遗，完全坠入寻章摘句、支离繁琐之途。于是，明朝中后期，在复兴古学（经学）的潜流中，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产生了一股在批判宋明理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这一实学思潮在明清之际主要表现为经世实学思潮。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张回归儒家原典。明后期的思想家杨慎、李贽等人已经对理学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明清之际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在杨慎、李贽等人开创的批判理学或心学的基础上继续对理学或心学的流弊进行反思和批判，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这种新的学风由萌芽、渐至发展，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并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显然，这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有前途有活力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因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新的实学精神。明清经世实学思潮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对天文、地理、河漕、山岳、风俗、兵革、田赋、典礼、制度等，皆在探究问学之列。无庸讳言，大多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朱之瑜、方以智、陈确等人，是这一经世实学思潮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大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如果没有社会转轨所造成的道德失范和心灵震荡，或许这些思想家仍将徘徊在朱学或王学的世界中踽踽独行。但是，历史不容许假设。社会的急剧变革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固有道德观、价值观的濒临崩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大批社会的先知先觉者把自己融入社会变革的浪潮，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对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进行重新估价和评判。他们在对传统旧价值观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积极倡导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试图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导向，引导社会走出理学的氛围，走出中世纪的门槛。可见，学术文化的发展同其他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变革和延续、创新和继承的辩证统一。

五

明清之际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是批判理学空谈性理的产物。经世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明清之际，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们或以“经学”济“理学”之弊，以复兴古学（经学）为己任；或独辟蹊径，开诸子学研究新风气；或探究“切用于世”的学问，以求实功实用；或会通西学，倾心于“质测之学”的研究，尽管他们各自在学术领域各领风骚、各显风采，在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就是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从学风、学术上呈现出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学派——经世实学派。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是在总结和批判理学与王学末流空谈误国的潮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子龙、陆世仪、李时珍、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大多胸怀救世之心，关心国计民生；读书不尚空谈，重视实用之学。经世实学派的学术宗旨就是“崇实黜虚”、“废虚求实”。明清之际另一系统的思想家颜元、潘平格、陈确、傅山等人则对于理学或心学，一齐推倒，没有丝毫保留。颜元为学最强调实学实用，他认为，自汉晋章句泛滥以来，清谈虚浮日盛，尤其是宋儒“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存学篇》卷1）其为学之要旨是“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认为，要看一件事有无实用价值，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他把理学家空谈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予以根本扭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并把自己的治学之道归结为实学、实习、实行。梁启超说他“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05页）潘平格斥责理学家丧失良心、学杂佛老，根本谈不上是真儒。潘平格的反理学思想，在清初颇受重视，被誉为“儒门之观音。”陈确从另一个方面把怀疑矛头指向程朱理学数百年立论的根基之一《大学》，作《大学辨》，阐明《大学》非圣经贤传，理学存在的根基被动摇，与之相呼应，傅山倡导的诸子学研究认为先有“子”，然后才有“经”，动摇了孔门独尊的地位，开创了清代诸子学研究的新风。总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已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不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的后果。因此，对理学的“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也是引发经世实学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契机。

六

明清之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沿袭了近两千年的封建**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弊端已暴露无遗，由于清初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思想家们已经把批判的焦点从一家一姓之兴亡转向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深层反思。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封建君主**制度进行的大胆揭露和深刻批判，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封建君主”的揭露和批判；一是对“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非君”、“君为害”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蔡尚思先生把中国思想史上对待“君主”、“君权”的各种观点归纳为“宗法世袭、选贤让贤、虚君无君等几大派。”（《文史哲》1987年第2期）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论”、鲍敬言的“无君论”直至邓牧的“君为害论”，都对“封建君主”提出了抨击。晚明时期，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王学左派）是明后期人文启蒙思潮（在正统的思想家那里，把他们的表现称之为异端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对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的积弊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对封建君主**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而开启了明清之际怀疑、揭露、批判封建**制度的序幕，成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李贽以“贬尊抑圣”的方式对封建君主提出了严厉批评，在他眼里，无论是君主还是圣人，都是一般人，“既不能高飞远举”，也常怀“势利之心”，甚至有时一般“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因此李贽告诫人们“勿高视一切圣人也”。（《明灯道古录》卷上）李贽的这一思想言论在当时社会确实振聋发聩，震铄千古，从而遭到统治层的残酷迫害与弹压，他的思想言论被明统治者定性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所有“已刊未刊”的书籍一律“尽行烧毁，不许存留。”（《神宗实录》卷369）清统治者也把李贽视为“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认为“其人可诛，其书可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0、178）由此也可看出李贽思想在当时社会所引起的巨大震动。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且不说对任何敢于批判现行体制和制度，对任何敢于动摇封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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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4 14:39:32 作者：王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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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