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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旗的孙文及其追随者理应对这些政治瘟疫坚决扑灭，最低限度是本身有较强的免疫力，不要同流合污。不幸，孙文及共追随者没有抵挡住这场瘟疫。

首先是动用武力对待盟友。

民国时期兵连祸结、百姓遭殃的一大问题是武人、政客有不同政见或利益矛盾不是通过和平手段求得解决，而是动不动就诉诸武力。“护法”运动中孙文也沿袭了这种以枪杆子定是非的政治文化。1917至1918年间，桂系仍是孙文的盟友，其将领也被任命担任广东的主要军政领导职务。由于在招军、官员任命和财政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孙文竟两次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越秀山)的督军府(即后来孙文的总统府)。

第一次是1917年11月15日，孙文下令海军炮轰督军府，海军总长程璧光拒绝执行命令，孙文“临时改至中流砥柱炮台亲自指挥台兵(已预先约好的)发炮，奈因炮是三十年前……所制的旧炮，药包潮湿，轰不着火，”[11]这个莽撞行动才未实现。

第二次是1918年1月3日晚至4日凌晨，孙文不顾许多人的劝阻，率亲信登上同安舰，并命豫章舰随行，“俟两舰正驶至中流砥柱附近时，先生(孙文)指挥开炮，向督军署轰击；两舰长初犹豫不敢应，先生乃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发数十炮，于拂晓始止。”[12]与此同时，“游击司令李安邦已遵令率小兵舰巡江，向长堤桂军机关如江防司令部等用机枪扫射……桂军方面绝无一枪还击。事后得悉莫荣新事先已得密报……莫的参谋长郭椿森力主镇静，不予还击，谓‘……不还击，人将谓曲在中山，彼将更成孤立，由于莫荣新采取郭的不理睬策略，加上陆上之滇、粤军不起而响应海军的发难，事态遂没有扩大……中山先生并因过度疲劳而致病，休息了数日。莫荣新还曾假装若无其事，亲到帅府向中山先生问疾。”[13]

孙文此举，军事上固然一无所得，政治上输得更惨。

其次是步袁世凯的后尘，居然用暗杀手段对待政见不同的军事、政治领袖。

“护法”时期，在“护法”队伍内部一再出现暗杀事件，其中最震惊国内外的是暗杀程璧光、方声涛、陈炯明和邓铿(仲元)四位将军的事件。除邓铿死于谁手尚有争议外(孙文是主要怀疑对象之一，证据颇多)，前三件都是孙文或其追随者干的。

程璧光是北京政府的海军总长，是他率领舰队把孙文等人送到广州。在军政府中他亦被任命为海军总长，辖下的舰队是支撑军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1918年2月26日，程氏突然在广州市珠江岸边海珠码头遇剌身亡。据参与物色凶手的罗翼群(当时任大元帅府少将参军)说，是朱执信 “嘱我再与南洋华侨诸同志商量，再行组织一批干部，候命行动。我如朱言再度就商于罗立志、张民达两人。旋即获得结果，谓可仍由民达同居之二人负责此项任务……其后我在军中偶与张民达闲谈，张始透露出当时受朱执信命布置行剌程璧光之经过，并谓当日(二月二十六日) 下手剌程者即萧觉民、李汉斌两人。”[14]其他人的回忆如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15]、李良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师期间的广东政局》[16]，均与罗翼群的回忆大同小异，可作为最后定论。“在一九一七年开始的护法动动中，朱执信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担任设置在广州的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和掌管机要文书的工作。”[17]杀海军总长这样的大事，没有孙文的首肯，朱执信是不敢干的。

程璧光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非死不可呢?归纳起来对他的指摘有两条：

一是他反对炮轰督军府。“据说，孙文致函询问舰队司令程璧光，‘你既是临时政府成员，为何不执行指示炮击广州?’程司令回答：‘我们舰队开赴南方的本来宗旨是支持共和护法，别无其他。此外我是广东人，我应维护当地和平’。”[18]炮轰督军府和攻击桂军，虽然是孙文的主意，但显然不利于护法事业，侵害市民的和平生活。程璧光的回答可谓掷地有声。

二是说他与桂系勾结，对孙中山不利。有一个前提必须肯定，当时的军政府并未与桂系决裂，且以西南(包括广西)各省的代表自诩。与桂系接触，不是什么罪行；何况以多变著称的孙文，当时为摆脱困境，也正在寻找与西南各省实力派结合的新形式。西南联合会、联省自治的活动都曾得到孙文的支持。海军要生存、要吃饭，空有其名的大元帅府不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程璧光与两广的实力派和广东的合法督军接洽于法于理均无不合，说会对孙文不利纯属猜测之词。孙文一伙如果发现程氏有谋叛行动，应该依法起诉和审理，这才是“护法”军政府应有的风范和运作正轨。孙文口头上曾一再反对暗杀，却纵容或指使主要助手干这样的违法勾当，实在令人痛心。

在暗杀程璧光之前，朱执信还曾组织暗杀滇军师长方声涛。执行者就是剌杀程璧光的那几个人，罗翼群则是受命寻找凶手的知情人。时间是1918年1月中旬，即第二次炮轰督军府后约十天，方中弹重伤，但抢救过来了。原因呢?“在第二次炮击督府之际，滇军师长方声涛约同张继(同盟会元老)到帅府劝阻中山先生，当时曾受中山先生面斥，并着方、张二人暂留帅府，待炮击完毕后始准其离去……朱执信与左右研究分析结果，认定滇军对护法态度日趋动摇，关键在于方声涛个人与唐继尧(云南督军、滇军领袖，军政府的元帅)一鼻孔出气。”[19]

民主共和制的基础是尊重不同的政见，不管有没有分歧，重大问题都应通过自由讨论，按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只能与某一政治领袖而不能与其他人“一鼻孔出气”，这是**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是有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公民无法接受的。孙文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文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那怕是暂时的)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如革命、护法之类)的名义下厉行**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

一说起陈炯明，中国人大约会立即联想到1922年6月的炮轰总统府事件，却很少人会知道，在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陈是孙的重要支持者，是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和将领。在护法时期，孙文唯一可以称为自己的武装的，就是以陈炯明为司令的粤军。不过，进入20年代后，双方的政见日益分歧。主要一点是陈主张推行“联省自治”，逐步用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相应地他反对在广州成立另一所谓“正式政府”，选举孙文为“非常大总统”。孙文本来也是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赞成联省自治的。辛革命爆发后不久，他便在巴黎发表谈话：“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20]1920年11 月，陈炯明率粤军把桂军赴出了广东，孙文在回广州重建军政府的前夕，致电各省各军时又明确表示：“提议联省自治，尤其卓识……现在人民自决，潮流所趋，吾人宜本真正之民意，革故取新，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实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实行地方自治。我护法各省，联合一致。以树全国之模范。”[21]可是，他实际念念不忘的是“北伐”，用武力统一全国，而不是秉“真正之民意”，把注意力集中于教育、经济、交通和地方自治等经他认可作为“联省自治”基础的工作上。这与立意建设“模范省”的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主张大相迳庭。

政见分歧所在皆有。善于处理，可以揭露和克服弊端，推动社会革新。处理不好，最为极端的可能导致兵戎相见，战火连绵。孙文如何处理与陈炯明的分歧呢?

冀图用手枪决是非!要是说前述几项是由朱执信出面，尚可藉口推脱的话，此事却是由孙文亲手布置的。1933年8月，陈炯明病逝。章太炎为其撰墓志铭，有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民国)十一年，孙公谋北伐，君以兵力未充辞，孙公疑君有他志。阴令部将以手铳伺君，其人弗忍，事稍泄。”[22]1923年6月1日，粤军将领黄大伟的一封致孙文的公开信，透露了其中的内情：“自佗城(指广州)称制(指选孙文为非常大总统)而护法解体，桂林改道而同室操戈，驯至断送桂闽赣。此次广州再变(指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将炮轰总统府)，全省骚然。大伟愚诚，遂有佳电。不虞戆言朝进，捕令夕颁，责伟备极周内。伟丁年留学，公逃至欧，同人资以困乏，介以新知，于公宁无匡益?动曰训诲十余年，张角无此口吻!若南宁、梧州嗾杀元戎，实等乱命。大伟力争不可，指为抗令，抑又何辞!”[23]其中提到的“嗾杀元戎”指的是1922年4月间，孙文把手枪交给黄大伟，要他杀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此外，美国驻广州领事馆1922年4 月24日给本国政府的报告谈到：“孙中山在本月十七日左右由桂林抵达梧州。伍朝枢和另一些中国官员前往梧州，企图在孙陈之间，觅得妥协。孙竟然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予谋杀剌死。”香港《华字日报》同年6月24日论《孙陈破裂原因》的社论也谈到“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24]可谓铁证如山。除了中世纪式的**统治者，不论权力多大都无权任意处死他人。如果陈炯明犯有死罪或其他罪行，理应交付审判。从现有史料看，当时孙、陈之间不过是政见分歧，说服、撒职、求同存异是可以采用的正常途径，孙文表面上也做做这些文章，暗地里却选择坚持民主信念的现代政治家不屑一顾的暗杀!所谓“护法”，就是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规定自由权之第一项是“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孙文的行动践踏了《临时约法》，是对“护法”的又一重大嘲弄。

顺便说说，黄大伟的信还有一个值得重视之处：它生动地说明，当年孙文逃亡欧洲，是他们出资帮助他，以“新知”哺育他，完全是一个可以平等相处的政治人物。但一旦被神化，听惯了“伟大”、“英明”的颂声，就会使这一类政治人忘乎所以，自信确是天纵之圣，生来就是“训诲”和统治、领导别人的，而且这种变态心理还会成为思维定势，干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

第五，在总统选举中罔顾法纪，使用各种污秽手段。

民国初年政治文化最丑恶的记录之一是选举。从袁世凯谋求当正式大总统开始，几乎都是三种手法并用；1，假造民意。2，武力威胁。3，金钱收买。以护法为名并在孙文治下的广州，亦没有显出法治本色。这突出地表现在1921年4月选举“大总统”的过程中。

对要不要选举总统，护法军政府内部意见很不一致，连蒋介石、吴稚晖等也期期以为不可。其他各政治派别中，更是反对者居多。云南的唐继尧、湖南的赵恒惕等固然坚决反对，在广东，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陈炯明亦不赞同，伍廷芳也有所保留。为了压制这些反对声音，除了箝制广州地区的报刊外，拥孙派在制造民意上也下了不少功夫。“连日华侨请举总统之电，皆以国民党名义拍电，声言正名定分，速举总统，其词若出一律……其在国内，则以国民大会为表示……向国会请愿。”[25]

选举中的暴力活动更令人触目惊心。

率先出击的是急欲再圆总统梦的孙文。1921年4月6(一说4月4日)日下午6时，孙文在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宴请国会议员，“迨开会时，孙即席演说选举总统之不容缓……当时议员吕复起而置驳，孙愤极，至以席上之酒壶掷击。”[26]

高潮是对持反对意见的议员棍棒交加，有的被打至生命垂危。《申报》曾简要地几次报导了有关情况：在孙文出击的“同日各议员在东园聚会，其反对选举之议员，在园中亦为人所扑击。”[27]过了四天，该报又报导：“众议院议长褚辅成向来为会中最负责任之人，此次对于选举总统，非常反对，所议既不行，今已决意离粤……又白逾桓、狄楼海亦因反对选举，在东园议员俱乐部，被殴至重伤，闻狄氏伤势甚重，恐有生命之虞也。” [28]

当事人白逾桓的一份电报更具体地描述了当时状况：“七日(按：疑是六日之误)与同人(指反对选举总统的议员)在新世界宴客，商议进行方法，席散外出，即有张继、田桐、居正等率领暴徒百余人，暗伏两旁草地，用铁杆乱击来客，狄君楼海被击伏地下，身受重伤，至今性命堪虞，桓次出，亦被暴徒围击头面胸臂，血肉横飞，幸得洪(兆麟)师长兵士营救，得以不死，时方晚间十时。”[29]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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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