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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了一份所谓《中日盟约》。满铁株式会社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它不是一般的企业，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曾任台湾民政长官，后来又出任邮电大臣、内务大臣、东京市长等。犬冢、山田等敢于出面订立盟约，背后有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支持。3月1 5 日，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是二十一条的起草者，是深得加藤外相信任的重要人物。这封信和《中日盟约草案》与黄兴、陈炯明等人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二十一条”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国耻，是日本迫使中国殖民化的重要步骤。它的最后文本把满蒙、山东、汉冶萍公司等重要权益奉送给了日本。条款之一是“中国政府嗣后如在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顾问教官时，可尽先聘用日本人”。[19]实际是把当地各级政府全都交由日本控制，“可尽先聘用”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外交词令。

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20]

历史挺会捉弄人：袁氏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文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经济领域，从事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再加上“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也就是说，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是绝对不容其他国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21]考量其实质，这是把中国降为附属国的盟约。

再看看孙文给小池的信，其中意蕴就更加清楚了。这封信说了些什么呢?

1，“不肖等经常确信，东亚之安全与福利全赖于日本之提携。”因此，日中应“有巩固之同盟”，所以提出这个《中日盟约》。

2，“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

3，孙文等对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满，是日本不以孙文一伙为主要合作对象，而“对无诚意之敝国政府始终一贯持续执行强硬之交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实在可悲……远离日中提携这一最终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遗憾至极。”[22]

孙文这些主张的是非，笔者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两件事：

1，自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报刊很快就报导了有关内容，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 “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还传出孙文与日本结盟。于是，孙文在3月10日做了两件事：一是命党务部发出《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说“且夫吾党所处之地位，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对于国际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为自己的沉默辩护。二是写信给美国华侨同志说：“余固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时所当行之事，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23]四天后，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的上述信件就发出了。政治家有多副面孔，于此可见一斑。

2，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约》披露后，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并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孙文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在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订立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陈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等记录(另一日方签字人估计是补签的)。再加上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24]

不应忘记的是，与此同时，他还重申了出让满蒙的主张。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同盟会员和中共党员高崇民写道：“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21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25]这个老同盟会员，1949年以后身居高位，生活在孙文备受尊崇的国土上，不可能和没必要作假，其回忆显然是可靠的。

不过，不管孙文提供多么优惠的条件，日本政府对他们一伙的力量还是没有什么信心，仍然把袁世凯作为拉拢和威吓的主要对象。孙文和革命党人仅是充当了威胁袁世凯的魔影。孙文的指望又一次落空。

第八，在袁世凯死后的所谓护法斗争期间，孙文继续以出让满蒙为诱饵，冀图得到日本的帮助。

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 “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26]

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27]

第九，20年代，与美、日商人签订密约，一再出让大量利权。

1921年1月17日，孙文与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George H. Shank)订立密约，据美国驻华公使报告，内容包括：香克将帮助“中国政府(指南方政府)发行公债一万万金元(当时约合中国币二万万元)，“作为回报”所有经香克氏组织和开发的工业，其产生纯利之三分之一，均归香克所得；又将购材料之买价，香克氏得百分之二十五。[28]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百万日元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29]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曾连续追踪报导。

以上确凿而不完备的史料，揭示了孙文复杂思想面貌的不容忽视的一面。引人深思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号称革命的团体有没有权出让国家利益?二是能否把这些言行看作是为了长远的崇高的利益而采取的所谓“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证明目标的崇高性?三是孙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言行?答案主要靠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有些问题在后面还会涉及。

错误的“护法”道路、法治的障碍

历史遗留给21世纪中国的重要任务是建立法治国家。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已经提出这个目标。可是，法治却屡遭破坏，至今仍是奋斗目标。孙文发动的长达五年（1917—1922）的所谓“护法”斗争，就是破坏法治的典型。

法治的障碍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总统，被袁氏摧垮了的国会复会。国内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维护法治，巩固民主共和制度，是民国建立后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也是这一新阶段的中心任务。这是当时包括孙文在内的许多政治家的共识，黎元洪继任总统，孙文立即给他打电报提出这个问题：“中邦**，历数千年，共和方新，忽被摧挫，去乱图治，愿力反前人所为。有如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尤不容缓。”[1]在给黄兴的电报中，他又明确地说：“南军起义，多数揭去袁、复约法、召国会为的。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2]这不仅是孙文的意见，当时，“汤化龙代表进步党，谭延闿代表当日国会中之国民党，在上海商定收拾时局方策，归纳各方意见，得下述之结论：(甲)恢复民二解散之国会，(乙)恢复民元之临时约法，废止袁氏约法会议修改之约法，(丙)组织国会同意之内阁。”[3]有过类似表示的其他政治家亦为数不少。例如，老同盟会员、积极参加“二次革命”和讨袁的冷遹将军给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写信，就曾指出：“惟此次举兵，一致心理，在刷新政治，永固共和。是以项城殒命，举国文电，皆要求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组织适法内阁，罢黜帝制祸首。凡此主张，悉本法律，见诸实行，易如反掌。”[4]。

“旧约法”即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参议院制订，并于3月11日由临时大总统孙文公布施行的《临时约法》。它是中国第一部民主共和制宪法，有别于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一手炮制为其**统治服务的《中华民国约法》。所谓“旧国会”是1912年末至1913年初第一次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在利用它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在1913年于11月通过剥夺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而使之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恢复两者是拨乱返正，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所必需。

尽管“见诸实行”不是“易如反掌”，但在舆论压力下，黎元洪还是在袁世凯死后不久(1916年6月29日)发布命令，遵行《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8月1日，国会复会，黎氏也在会上补行就任总统的宣誓。民主与法治的曙光初露。可是，不久便乌云翻滚，风浪迭起。

风浪首先来自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权夺利。被称为“(总统)府(国务)院之争” 的延续多时的风波，透过个人争权夺利的表象，实质是宪法(约法)不完善带来的重大制度缺陷造成的恶果。在健全的民主政制下，政见分歧是在正常的民主程序下交锋的，不管多么激烈，通常不但不会危及社会的正常运作，反而在貌似纷乱的争吵中不断揭露和解决各种问题。民国初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许多代表人物都企盼在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却偏偏事与愿违。个中原因不止一端，重要的一条是制度缺陷。

《临时约法》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之际匆忙制订的。它按三权分立原则建构国家机关，确认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现代公民应有的自由和权利，不愧为中国第一部现代宪法。在行政权的运作上，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并“得发布命令”、“得任免文武职员”，包括总理和各部总长在内的“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俨然仿效美国，实行总统制。直到1918年孙文与“非常国会” 的议员谈话，仍坚持说：“约法规定为元首制。”[5]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6]又使总理和各部总长对总统公布的法律和命令有否决权。据此，当时包括宋教仁在内的不少政治领袖和当今的一些学者，又把它理解为实行内阁制。同时也出现了总统免总理职务要总理副署的怪事；也产生了如被免职的总理不副署，该命令是否有效的争议。据参与制定约法的有关人士回忆，原来考虑美国式的总统制，但在政权即将移交给袁世凯的情况下，为了提防袁氏专横，特地制订条文作出种种限制，乃至可以理解为转而改用内阁制。约法条文的不严密，加上没有设立宪法法院，风浪迭起就难于避免了。

风浪更主要的根源在军人干政。辛亥革命依靠的是新军和民军。所谓民军主要是破产农民集结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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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3 0:25:4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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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