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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1]于是，袁世凯和陆军部长段祺瑞下令，于8月15晚将张振武及随行的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逮捕，16日凌晨1点在军政执法处枪决。

这件屠杀革命功臣的事件，立即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和各界人士纷纷声讨；参议院参议员一再质询；迫使袁世凯公布了黎元洪的密电。中国同盟会本部决定革去黎元洪的协理一职，并将他开除出盟。

对袁、黎的倒行逆施揭露最为淋漓尽致的是湖北20位参议员的联名质询。他们一一批驳强加给张振武的五项罪名：

1，“起义期间，振武赴沪购枪，已由都督会同军政各界，开特别会议，根据清单逐一核销，当时并无异言……乃事逾数月，忽翻前案，死者含冤，闻者酸鼻。”

2，“质问张振武武昌二次蠢动，原系少数军人，被京、汉、保及苏州兵变之影响，意图劫财之所为。是时振武甫自沪归……闻此警耗，即奔走各处，晓以大义，始未酿成巨祸。此事武汉妇孺犹能言之，何得谓为乘机思逞。”

3、“质问张振武近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之罪。湖北自光复以后，秩序帖然，洎后编余散兵，被裁游卒，小有滋扰，旋经弹压，得以无事。初无所谓土匪，更无所谓勾结。且振武军官一职，解任已久，其于各营士兵，既无统带之权，安有操纵之术。谓为蛊惑，究何证据。”

4、“质问张振武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之罪……请款设局，亦办法中所应有……此而为罪，致罹刑辟，则盈庭衮衮，谁宜生者!”

5、“质问张振武冒**、藉报馆之罪……不行**政治，人民之意力何从表现?言论自由，亦系约法明定，报馆之臧否，自有法定之权。此而为罪，则今之**诸人及姓名之在报纸者，多于繁星，试问政府将任之乎，抑聚而歼之乎?”

在批驳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后，他们更义正辞严地说这是维护法治和破坏法治之争。张振武即使真是有罪“亦当捕送审判厅，供证具完，公开定谳，始得宣告处刑。”张氏退役已久“ 何以须用军法”?“军法会议亦必各官齐集，及一干人证到案，经审问、辩诉、判决之程序，始得执行刑罚。何夤夜邀袭，旋捕旋杀!”“共和国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约法所载大总统有特赦之权，并无特杀之权。盖有罪者，大总统可以特权生之，无罪者，无论何人，不得以特权死之。”可偏偏“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宪章，意为生杀……无可缄默，不能不一探其究竟也。”[2]

这是一场民主、法治与**的较量。这场较量不是孤立的。就在张振武案发生前夕，黎元洪即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由查封曾坚决支持革命、反对清帝国的《大江报》。他发出通缉该报负责人的电报：“查有《大江报》，出版以来，专取无政府主义……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无国家，无家族，无宗教，无男女……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着军警即行查封。该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等，现尚在逃，应请一体严缉，就地正法!”[3]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不以言论本身正确与否为条件。任何时候都会有错误或偏激的言论，但是否错误和偏激不应由官员裁定，而应由公民在自由阅读中自行判断。同时，只要言论不依仗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力强制推行，确保多元的自由争辩，不但不会威胁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反而会推动公民在自由思考中逐步成熟。黎元洪没有经过法院审判下令封报已属荒唐，更为荒谬绝伦的竟明目张胆地宣布捉到该报负责人后要“就在正法!”

此事立即遭到《民立报》、《民权报》等七家报纸强烈反对。他们联名给黎元洪发出公开电：“公封《大江报》，拘社员，并通电全国，严缉何海鸣、凌大同就地正法，虽野蛮**时代亦无此怪剧。公任民国副总统，乃竟违背国宪，蔑视人权，天下后世将谓之何?乞速取消全案。”[4]

当时执掌各级政府实权的大都是前清文官、武将。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处理张振武案的行为方式，在传统的宗法**政治文化中，习以为常，毫不奇怪。不过，在民主共和制度下，这可是破坏法治、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对这些已在号称民主共和制度下执政，而塞满脑子的仍是中世纪**主义思想的大小官员，在当时力量对比下，根本不可能全予铲除、替换。唯一正确的办法是遵循法定途径，通过各级议会监督、质询、弹劾……再加上新闻舆论持续不懈地揭露、批评，各界人士用各种方式不断施加压力让他们受到约束、牵制和教育，争取其中多数能逐步纳入新制度的运作轨道，少数则依法得到制裁。

因此，当时以湖北20位参议员为代表的质询和《民立报》等报刊的报导和评论，体现着保卫民主和法治的正义斗争。头脑清醒的坚持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必然坚决参与和组织发动各界人士积极参与这一类斗争。民主共和制度能否巩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类斗争的广度、深度和策略是否正确。

在张振武一案中，孙文采取什么态度?

张案发生在8月16日，孙文按原计划于18日北上会见袁世凯。当时很多人劝他取消行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眼光。”[5]到了北京后，袁氏稍加解释，他便轻信了，而且力促颇有疑虑的黄兴立即赴京。他在给黄兴的电报中写道：“到京以后，项城(袁世凯)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6]

这些材料表明，孙文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支持还是破坏民主、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只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让制度管着这些人的手脚，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巩固。这是制度问题，而孙文却把它看作某个人“可疑”或可信的问题。因为认识停留在如此低下的水平上，他根本没有发表过谴责此案的任何声明，在这么重大的斗争中丧失了民主主义政治家应有的斗志。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竟为袁辩解，说是“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问题在于破坏法治的急电，能不能“照办”？迫于压力，为什么不交给法院去处理呢?同时，在孙文看来，该止息的是维护法治的“南方风潮”，他要做的不是帮助袁世凯等人认识错误，反而是要求得袁氏的谅解，“大消北方之意见!”

此案的结果是：部分参议员提出弹劾案，要求免去国务总理陆征祥、陆军总长段祺瑞之职。但没有取得法定的多数。早有去意的陆征祥呈请解职，袁世凯批准其辞呈。实际上是不了了之。而同袁世凯会谈之后的孙文，在周游各地时，一再为袁氏唱赞歌，打保票：“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目民国为假共和者，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7] “ 因南北人心，一致趋于共和，前途必无危险，……以政治言，袁总统及国务院与各省都督，皆能胜任愉快。”[8]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确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他已成了民主主义者，更不等于他可免于监督，违法时不必追究。任何政治人物离开了分权制约和舆论监督，必然沦为秦始皇。在自我陶醉与自我麻痹中，危险步步迫近。没有在张振武案中受到应有教训的袁世凯及其追随着，半年后悍然刺杀宋教仁；孙文又一次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终于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

宋案简单说来是：1912年12月中旬至1913年2月上旬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获269席；参议院274席，国民党占123席；成了两院的第一大党。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力主实行**内阁，深为袁世凯等忌恨。3月20日晚10点45分，宋教仁与黄兴到上海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宋被人连放三枪，击中要害，至22日凌晨4时47分绝命。24日零时30 分至凌晨，先后在上海公共租界捕获凶手应桂馨、武士英，并搜获应桂馨与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密电和函件一大批。凶手及罪证均移交江苏省上海地方审检厅负责审理。

宋教仁之死无疑是对国民党的一大打击，但如处理得当，未尝不是揭露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罪恶，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一大机会。可是，由于孙文进退失据、处理不当，反而使支持民主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国民党内外存在着法律解决和武力解决的激烈分歧。

当时民国初建，出现了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的年代。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把罪犯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密切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法院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罪犯密切来往的证据，真不愧为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1914年2月他出任直隶总督兼民政长，到任9天后被毒死在总督衙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袁世凯“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这个过程说明，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而人们法治观念的提高和国民党威望的上升更是难以估量的。

可是，孙文没有选择依法解决的途径，而力主武装反抗，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损失。

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两个重要的传统：一是君师合一，以圣贤经传为工具，箝制臣民思想。另一是利禄引诱与生死、荣辱威胁相结合，纵横捭阖；有人称之为“游民(流氓)政治”。两者交相为用。每当改朝换代或者大变动关头，后者更成为各项黑风恶雨的主要推动器。民国招牌挂起来后，袁世凯全面继承了这两手。除了适应民主选举的新形势，出现了贿选、迫选这些威胁、利诱的新形式外，了无新意。暗杀宋教仁，不过是袁世凯直接雇用下层流氓(应桂馨是青红帮头子，武士英更是为钱卖命的流氓)所干的高层流氓政治。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早在宋案发生之前，一些有识之士已指出，唯一道路是用法治取代这些中国的传统政治。著名记者黄远庸就曾指出，袁世凯“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 “ 即其命令观之，则纯然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至于假公器以牢笼私人，则官制官规，束之高阁；藉特权以行肆赦，则大典大法，置之土苴。”正确的对策是：“ 今无论排袁或袒袁者，记者皆认其能为国家发议论之人，亦但求公等勿高谈勿放论，亦但求公等国有一条之法，必责令袁总统守之，勿被买收，勿受运动，勿被其含混过去，此即所以爱国家者，亦即所以爱袁公也。”[9]宋案发生后，是不是应该依据新情况，放弃法治道路呢?看一看当时的实际情况，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宋案发生时，孙文正在日本，5日后才回到上海，当即与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人商量对策。

黄兴最初的主张是以暗杀报复暗杀。黄兴在后来给孙文的信中说：“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10]同盟会及其前身均有暗杀的传统；黄氏提出这个主张不是偶然的。但这个对策显然不足取，如果采用这个违法手段，国民党立即从正义的一方跌落到受谴责和审判的位置上，不但政治上非常被动，弄得不好，还会被对方抓住辫子，彻底摧毁。孙文不同意这一主张，无疑是对的。

可是，孙文提出的主张却是更为极端的起兵讨伐。他在1915年给黄兴的信中谈到：“犹忆钝初(宋教仁)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剌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戴季陶)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11]从黄兴、陈英士留下的信件及其他史料看，黄兴已改变主意，孙文信中说的情况是真实的。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此举在军事上有没有胜利可能?

孙文认为这不成问题，胜利在握。他在同黄兴辩论时写道：“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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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3 0:25:4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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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