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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那就更加无权说三道四了。

第五，社会环境和个人品德缺陷。

一个不能不回答但又难于回答的问题是：孙文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重大的迷误?笔者目前还无法提供完整的答案，要说的是：有两方面的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一个方面个人品德的缺陷。

孙文本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再加上他生前身后都脱不了复杂的政治关系的羁绊，不同的政治派别和人物，都冀图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塑造孙文的形象，与他有来往的人留下来的资料往往歧异很大。鉴于1927年以降，中国人反复聆听的是颂圣主旋律，这里介绍的便限于亲身观察并敢于揭露其性格缺陷的材料。这些人的观感和评论也可能有片面或不当之处，但都是同时代人的亲身感受。本文旨在总结孙文在一个时期的失误，而不是给他写全面的传记，作这样的选择不但切题，或许还有助于读者结合孙文的言行，作出自己的判断。

谢缵泰(1872——1937，一说死于1938)是出生于澳洲的革命志士，1895年便参加了兴中会。在其名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他记下自己观察孙文的印象。1895年5月5日，他会见孙文后写道：“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大炮’!”6月23日又写道：“孙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听从他。”[31]

宋教仁1907年2月28日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庆午(即黄兴)忽言，欲退会(指同盟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32]当时宋教仁是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编辑。

谭人凤(1860—1920)是老同盟会员和重要骨干，多次参加起义，出生入死。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为总结历史经验，他写下这么一段评语：“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33]

陶成章(1878—1912)是坚定的革命家，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重要骨干。1909年，同盟会中包括他在内的一批人不值孙文的所作所为，要求罢免他的总理职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传单，体现着中部同盟会一批成员的愤慨，不管是否完全符合实际，听一听不无好处。同时，撇开一些颇难弄清的具体事实，有一些意见深刻剖析了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的通病和顽症，不失为不应忽视的警世箴言。

例如，他们说：“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亦不过三十余人……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 ……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为众人独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于南洋之各埠矣。”[34]

又如，他们指出：“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35]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36]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37]

民初的名记者黄远庸对政坛人物观察入微，他对孙文的评价是“大言无实”[38]四个字。

以上六人无不认为，孙文作为政治家，在品德上有不少重大缺陷。同时，他们的评论虽有差异，但有几个显著的共同点：1，胸怀不宽，缺少容人之量；2，轻率，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3，权欲、领袖欲很强；4，民主素养不足，不时显露**、不择手段的习性。在现有的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崇的大量回忆录、传记、文章中可以找到大量与上述四点截然相反的材料。那些材料一般读者唾手可得，笔者不再征引，亦无辩析的兴趣。至于谁说得比较切实可靠，只能由读者自行判断。在华的外交官，记者和其他人士也对孙文有过种种评论，敬意虽有但不多，大都视之为不成熟、缺经验和权力份量不足的政治家。与众不同的是急于找到合作伙伴的俄国人。为免扯进中外关系这个敏感话题，此处亦不涉及。要补充说明的是：世间有不少表里如一的人，但也不乏有多副面孔之辈，政治家中尤其多见。记录和评论历史的既有实话直说的，亦有人出于种种苦衷，不得不说些应酬的门面话；而动机各异的颂歌手，圣诗班，古今中外，所在皆有，今后亦无失传之虞。应该感谢谭人凤、章太炎等人之处，在于他们以自己独立观察所得的结论，为解读民国初年孙文的言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另一路径。

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

孙文出生在一个前现代的农村。那里不可能有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他在这样的环境下接受传统的村塾教育——识字和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灌输。在13岁赴夏威夷以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洪秀全的故事。反抗等于造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亦即太平天国老兵教给他的基本观念。除了这个最后手段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讨论，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对话和妥协，都是当时的环境中所没有的。

孙文是在19世纪80年代萌发参与政治活动的念头的。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与民间秘密会党——三合会、致公堂、哥老会等洪门组织及其他帮会结下不解之缘。1886年，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时结识郑士良、尤列，两人都是洪门中人。他们也是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 。1894年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也是洪门的。1895年在香港与谢缵泰、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组建兴中会，谢氏即是三合会成员。他们进行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是依靠会党和绿林好汉。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曾在香港会见，决定组织兴汉会，公推孙文为总会长。1904年1月，他又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39]

人的行动总是受思想和文化观念支配。孙文接受过现代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薰陶，因此才有三民主义的构想，民主革命和建立合众国的倡导。但系统研究他留下来的文字，不难发现他对现代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的了解既不系统，更不深入；加上逻辑思维不严密，缺乏理论思维应有的彻底性，认识和观点的混乱，俯拾皆是。在民族和个人自大心理结合下，他甚至断言：“外国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40]如此大言不惭，自然不可能认真清理自母体文化中承受的与自由、民主、法治相悖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他的**观念和政治行为，渗透了多少传统的帮会烙印!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驾乎欧美之上”的更高形态的新式民主，而是言行中处处流露中世纪**主义的腐朽气息。

传统吞噬了现代!个人品德的缺陷和思想观念的迷误应该重视，更应重视的是社会环境。民国初年，在政治舞台上驰骋的主要是四类人：前清官僚；行伍出身的武人；新军将领；留洋归来的政客。当时面临的课题是在旧体制瓦解的基础上，让全国逐步过渡到民主与法治的新轨道上。前三类人一再显示与新体制格格不入的习性毫不足怪，他们本来就是中世纪的孽种。孙文的迷误却提醒国人，那些号称既民主又革命的领袖人物，其实脑后仍然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从中推出的一个合理结论是：当时的中国社会该死的未死，方生的孱弱，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

对症下药，应该致力于培植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基础：

让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保护和支持他们的社会团体充分发挥作用，成为牵制政客和武人的强大力量。

拓展当时已具雏形的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独立的新闻出版业，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和思想更新机制，成为遏制政客和武人违法行动又一强大机制。

推广以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学为范式的现代教育，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观念和科学技术的培育。

推动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让中国人确立公民权利、个人自主自由、司法独立和法治、宪政、军队国家化和军人不得干政的观念，为民主共和制度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础。

这条道路极其漫长，不可能立竿见影，只能日积月累，积小变为大变。可是，欲速则不达。它不但可以减少旌旗变幻、血流成河的战乱给普通老百姓的痛苦和对生存环境的破坏，而且它是无法绕开的起点和基础，战火过后依然必须从这里起步，一步一步攀登。

政治家在这个艰巨的历史性建设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消极者的最低限度是不知法犯法，在政治斗争中遵守游戏规则。积极者则进而捍卫和支持上述基础事业的发展。不幸，孙文没有显示伟大政治家应有的高瞻远瞩气慨，不在枝节问题上纠缠，把中国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辜负了历史的重托。

为了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从奠都南京之日起，便不遗余力装扮和神化孙文。它发表《宣言》向全世界宣布：“总理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实为结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现在世界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此一原则，不特足以指示中国之国民革命之理论与行动；全世界一切人类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而进步，其政治的、社会的组织，国家与人民之行动，绝不能背离此原则。此实过去与现在世界之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验之所能确实证明者也。”[41]孙文成了中国和世界的救世主。从此对孙文只准顶礼膜拜，对其言行不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学术探讨。神化孙文，不过是神化其继承人蒋介石和国民党。他们以真假参半的孙文为符号，着力推行极权统治。孙文成了他们实施文化**主义的工具。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探讨民国建立后第一个十年孙文的迷误，不但有助于寻求历史真实，汲取经验教训，也是清算国民党的全能政治，告别**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工作。这个工作早就应该做了。抛砖引玉，愿大雅勿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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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3 0:25:4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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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