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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的《华字日报》于4月8日也有详细报导，大同小异，不再征引。9日的该报更补充报导：“此次选举总统，固藉华侨电报以为鼓吹。近日复以华侨名义，组织锄奸团……谓选举总统实为应付时局的必要，如有意图破坏者，即是北方奸细，决以强硬对付云云。”[30]

白逾桓的电报对选举当天的情况亦有详细介绍：“八日(按：应是七日)林森即趁隙发出通告，开两院联合会，是日参观暴徒七八百人，多不带旁听券，由张继率领入场……复有人动议，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案。此案内容无国会，无内阁，无时效，只有一长生不老、孤峰突出之总统。求之古今东西各国，罕有其匹。按照法律手续，应付审查乃不审查，只经林森读数遍，即做通过。通过后应公布，乃不经公布，即有人动议即日选举总统。田桐且动议用记名投票法，以威吓之。记名投票乃权要用以压迫选举人之武器，学者每有訾议，吾国大总统选举法订于袁世凯铁骑纵横之下，犹不录用此制，而田桐竟开口成宪……一日三小时竟通过如许重案，破坏民国之根本，儿戏国事至此，独不令人痛心乎!”[31]

稍加考查，这个过程与法治相径庭之处不少。这个“非常国会”自命为1913年的旧国会的延续。但旧国会在1913年已经制定过《大总统选举法》，如要另起炉灶，必须将原法废除。可是，非常国会不但没有履行这个程序，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选举总统的法律根据，是另行制定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几个小时内完成这么重大的法律的三读程序，已属惊人；通过后没有按照公认的程序向国内外公布（这个法律自己也规定：“本大纲由宣布日实施”），立即据以选举大总统，更可谓以国事为儿戏。再看看它的内容吧！“政府组织大纲绪言，略谓选举大总统，付托以讨乱及建设之全权……大纲七条，略如下：（一）大总统依本大纲行使职权。（二）大总统由非常国会选举，以得投票数过半者当选。（三）总统总揽政务，发布命令，统率海陆军，任免文武官吏。（四）大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五）设各部，掌部务，由总统任免。（六）本大纲由宣布日实施。（七）本大纲施行之日，军政府组织大纲废止。”[32]显然，他们选的不是民主国家的总统，而是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机构制约的的统治者。一个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就是这样把孙文推上“大总统”宝座的。

与此同时，“非常国会”还留下开除“附逆”(支持政敌)议员和胡乱增补议员等令法治蒙羞的记录。有现代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公民有言论自由，不得以言治罪；议员履行其职务的言行更有豁免权，不得追究法律责任。可是，“非常国会”一开始，就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肆意剥夺别人的议员资格。1912—13年国会议员选举，曾同时选出候补议员，以备出缺时递补。1917年孙文等蓄意在粤召开“非常国会”，为凑足法定人数，他们玩弄一个花招：“其未来者，通知限期请其速来，如到期仍不来或死亡者，就其原籍之候补议员，补足名额以符合法定人数，国会遂宣告完全行使职权。”[33]即使这样强行递补没有出缺的议员，也没有凑足法定人数；同时，别人也不成认这样的非法举措；于是，弄出了一席两人的议会奇观！1920年末粤军回师，孙文重新主导广东政局后，“非常国会”又故伎重演，再次剥夺一大批议员的资格，同时增补一批议员。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两院“开联合会，组审查委员会，共二十一人，审查议员附逆。标准：（一）通电破坏宪法会议者。（二）通电诬伍（廷芳）卷逃者。（三）曾任岑（春煊）政府各职者。（五）提案补选伪总裁者。（六）曾领滇路费复回粤者。”[34]岑春煊与孙文、伍廷芳一样，是非常国会选出的总裁之一，无论支持谁，都是军政府内部的分歧。支持某一方，就是“附逆”，是地道的**主义心态。为反对北京政府，孙文要召开“非常国会”；可是，当这个国会认为不宜让孙文继续独栽，应当用七位总裁组成的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时候，他却要分化这个“非常国会”，让追随他的议员领路费到云南开会！这表明所谓国会，在他心目中不过是可以随便拿捏的泥巴。他的追随者据此取消别人的议员资格，明明是对现代文明和法治的嘲弄和践踏。可是，为了当上总统，孙文竟默许追随者干出这样的勾当。看看七天以后广州上演的丑剧吧！“两院昨表决附逆议员，计通电坏宪者二人，诬伍者二十四人，任岑政府职者三十四人，僭议长秘书者七人，提补选总裁案者二十七人，另领赴滇费复回粤者数十人，不在内。”[35]仅前五项就达九十四人，而这个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二百来人！选举孙文为总统，就是由这样经过政治清洗的“非常国会”演出的闹剧。

不仅如此，《申报》报导：“国会议员因选举总统，闻先清岁费，并许再先发岁费若干。”[36]隐约透露内中有金钱交易。香港《华字日报》在选举后的第四天揭露：“按孙氏之谋得总统，酝酿已久，此次忽成为事实，闻亦系金钱魔力之作用。国会议员领款最少者亦有千元，多或至三五千，总共费去不下二三十万元。”[37]两者似可互相补充。

除了得到一个“大总统”徽号外，孙文还得到什么?广州的“护法”政府，历来只是西南各省名义上的“共主”，弄出一个大总统后，连这个局面都难于维持了。反应最强烈的是在护法旗下的湖南，从省长、省议会至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反对，省长赵恒惕的电报指出： “查国会再集广州以来，法定人数不足，无可讳饰，大总统选举原有成宪可循，今以非法手续，卒予变更，既启纷扰，尤损尊严。况此种恶例一开，尤而效之，祸伊胡底!”[38]护法各省的裂痕更深了。在广东内部则加深和加速了孙文与粤军各将领的分裂。他们认为此举图虚名，得实祸，无异主动为北方提供讨伐的目标和借口，在广东实力未具的情况下，十分被动；从根本上说，则不利于联省自治，走和平统一的道路。一年后（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指挥叶举率部包围总统府，要求孙文兑现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诺言（当时，孙文孜孜以求的旧国会复会已在北京实现，徐世昌亦已退位，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护法”的根据荡然无存），“大总统”的帽子只戴了14个月，孙文又一次被迫流亡。1923年好不容易回到广州，连他自己也不愿再嚼这块鸡肋，只好重新拣起“大元帅”那顶峨冠。

正视政治文化中的浊流

一个名噪一时的革命领袖在护法运动中有如是的作为，除了个人原因外，还有更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都是政治文化中的浊流。这些丑恶现象的出现，涉及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一些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其中之一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多年来，中国的史学和政治学研究者流行着这样的观念：目标决定一切。只要目的是正义的，采用任何手段都是容许的；即使不正当也不必深怪，那是“支流”，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这个似是而非的论调贻误了不少人。

以“护法”来说吧，如果确实以维护法治为职志，无疑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可是，这个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的认识并未达到坚定维护法治的高度。于是，他们敢于开明知违法的“非常国会”，选举“大总统”。挑动内战，攻占别省土地，可偏偏叫“援闽”、“援桂”,彷彿从事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无比的正义事业。

应该指出：即使初始的目标是正义的，手段的不合法乃至卑鄙，也可性导致事物性质的变化。例如，如果在战争中使用禁止使用的武器，那是对人类良知和道义的挑战。同样，在本应是用和平方式进行的政治角逐中，有人使出非法的暗招和其他卑劣手段，道义也就丧失殆尽了。

换个角度看，这涉及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关系。

道义的标准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但在同一历史时期，认同一个标准后，不允许因人而异。当袁世凯、黎元洪暗杀政敌或运用手中权力把政敌不经审判、就地正法时，人们异口同声谴责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统治者的作为。当孙文及其追随者的同样作为已经真相大白时，人们视而不见，甚至依然顶礼膜拜，圣父圣母，一唱三叹，那就令人费解了。这与历代汗牛充栋的吾皇至圣的颂词恐怕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不过，在任何社会，公民的价值观往往是多元的。怎么样的言行符合道义或正义？全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完全一致。法治的首要原则是坚持程序正义。如果破坏了这一原则，社会就要陷入混乱状态。20世纪中国所以长期在无序状态下运行，这与人们喜欢以各种崇高的名义蔑视程序正义息息相关。

人的行动和言论是受文化制约的。这些咄咄怪事，是中国文化病态的体现。与其谴责某一个人，毋宁正视与制度缺陷交织的文化状态。我国的文化缺少法治传统。中世纪中国，与为数众多的人口相比较，通常官员的比例不算太高。可是，那些不在朝的士绅总体上说来是朝廷和各级官员的附属物。朝野人士奉行的至高无上的“礼”或“道”的核心是三纲五常；服从和恭顺是这种宗法关系的基本特征；历代律例无非是这些思想和服从关系的演绎。除了乱世的秘密会党或偶尔出现的结社外，没有可以与官方抗衡或制约其行动的自治团体。20世纪自命真理在握的“先知先觉”及其追随者的言行，无非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延续。

这与在中世纪就逐步形成契约关系的西方社会迥异。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1]这个契约关系后面是可以制约皇室的领主、自治城市、行会和源远流长的法治文化。加上文艺复兴以降的个性解放的洗礼，涌现了一代现代公民，为法治和民主的现代社会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中国最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现象，莫过于围绕中西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所进行的没完没了的讨论。讨论中有些高论难以服人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正视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回避了如果不引进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经彻底改造，就不能适应民主、法治的严峻现实。孙文所以在“护法”斗争中一误再误，重要一点是他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清醒认识，也对西方现代文化没有足够的知识（这方面的证据很多，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

进一步应该追问的是：究竟怎样才能让法治文化深深在中国扎根？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用战争手段没有可能消灭这些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污秽。文化有继承性。自由、民主、法治这一类观念都来自西方；虽在19世纪传入，而真正开始付诸实践是本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的事。要清除传统中的污秽，把外来的现代观念和制度移植到中国，只能从坚持不懈地进行观念变革和制度建设中下功夫。总结民国初年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围绕制度建设，深入进行思想观念的变革，不要把两者割裂开来。当时，南北两方的主要文武官员最少在口头上大都不敢公开反对自由、民主和法治，但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又往往同这些观念和制度格格不入。依靠武力去“护法”，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连孙文及其追随者也被旧的政治文化吞噬而无法自拔，就是最雄辩的证明。

当时，从全国范围看，言论自由正处于20世纪中国最好的状态；以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为标志，影响一代学风和知识阶层思维方式的现代大学制度正在稳步建立；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报刊正在推动着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变革。与此同时，以各地商会为代表的中国中产阶级也处于本世纪力量最为强大的阶段。如果政治家能通观全局，与上述社会力量相结合，用和平方式坚韧不拔地反对各种妨碍和破坏自由、民主、法治的腐败政治文化，“护法”大业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这条道路看似缓慢，但扎实、稳健，从较长时期看，反而比动辄舞刀弄枪的盲动快得多。曹锟不是贿选吗？他于1923年10月5日把大总统的高帽买到手，翌年11月2日不得不辞职，短命得很。冯玉祥为什么敢于举兵反对这个大总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时仍然有新闻自由，曹锟的种种恶行无不披诸报端，天怒人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那么，能不能据此得出决论：自由、民主、宪政不合中国国情？20世纪中国吸收了不少新的外来观念，移植了不少外来制度，说中国人的国民性只适合当**统治下的顺民，不能享有自由，无法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不过是别有用心蓄意侮辱中国人的胡言乱语。早在40年代，罗隆基就有过精辟的论断：“其实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的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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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3 0:25:4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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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