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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持其长期战斗力。而且，倭寇内部的规矩严明。这是在长期海上生涯中积累下来的血的教训集成。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患难与共的战友的真挚情感，以及对久经考验的首领的忠诚和爱戴。在战争初期的官军中，论勇气和素质可以与之相比的是狼兵。但壮族兵是在土司的驱使下作战。土司野蛮凶恶，对士兵也没有优待，一味视之为奴隶。这样的军队，如果对手软弱，还可以逞凶。一遇到顽强的倭寇，就把隐藏着的矛盾激发出来了。从武艺上说，倭寇因为勤习武，而且能够从日本获得一些特色教材，因此也有长处；
　　二、倭寇在沿海地区拥有广泛的支持。虽然从全国范围来说，倭寇的支持面相当狭窄，但在沿海就大不一样了。长期海禁的恶果是沿海人民，无论贫富，都对朝廷有怨言。于是在战争中就发生了种种似乎很奇怪的事情：倭寇对地理气候、乡土人情、官军往来，都了如指掌，而官军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反而常常遭到伏击而惨败。后来的私史对当时沿海寇民一体的状况，也多有描写。谢杰在《虔台倭纂》上卷的《倭原二》中记载了这种情况：
　　“下之闾阎贫富，彼无不知；上之府库虚实，彼无不悉；贼诚善侦，而为之耳目者谁也？千人四布，无一人知，鸣号而起，须臾毕集。击左左应，击右右应，声东而击西，东西无不应。贼诚善匿善诈，而为之窝藏指示者谁也？则皆我奸民为之也！进有贼之实，退无贼之形。贼未至皆良民，贼已至皆奸民。兵入其地，询贼情形，问找道路，悉为所误。当此时，以为奸民戮之，然有良民也；以为良民舍之，然有奸民也！”
万表《海寇议·前》中也说：
　　“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袍玉带者，如把总张四维，因与柴德美交厚而往来，五峰素熟，近则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法禁之坏至此极矣。”
　　还有说得更严重的：“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71]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确实有人设想把这些奸民全部处决，“奸民尽则寇亦尽”。[72]幸好那时的明廷还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
　　反过来，倭寇对人民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对于明官吏，他们愤怒的砍杀，即使对方跪地磕头哀求饶命，也不宽恕；对富人，他们挖掘其祖坟、焚烧其住宅、劫掠其财产、把富人们劫为人质，还把挖到的尸骨也作为勒索的资本。各自规定了赎金的数目。如果不能如数交出，就用酷刑杀死人质，焚烧尸骨。[73]倭寇揭露的财物，主要有人、马、牛、丝绸制品、棉花、金银铜货币等等，尤其喜欢丝棉，见到了会高兴得跳起来。略获的人口也相当多，在俞大猷、戚继光官军击败倭寇的几次大战斗中，都夺回了大批生口，其中固然有冒称平民的倭寇成员及家属，但大多仍是被掳的平民。财物的用处比较明显：可以用于与日本交换金银，作为战费，但人口的用途就没有明确的记载了。当时日本和中国都人满为患，不需要引进劳动力。史书记载的一种用途是驱使俘虏为前驱攻打敌人。另一种可能是倭寇要把他们劫持到日本外岛，自己的根据地去作为劳动力。毕竟操同种语言的人，使用起来也方便，并且妇女可以用于奸淫[74]。
　　对于普通人民，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人民对倭寇的态度看，倭寇的行为应该是不坏的，至少不比官军可怕。而且还有一些善行，比较典型的是1554年六月十四日在昆山仪亭谭姓大户的善举。因为谭家的米积累了上万石，倭寇无法吃完，也无法及时搬运，所以发出通告，以每石四钱的价格出卖。居民踊跃购买，十多天内，米就卖完了。[75]
　　以上的情景，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常见的。除了政变或武装叛变上台的贵族官僚外，无论异族还是农民起义建立的皇朝，在其兴起时大都非常残暴。而在各个朝代中，叛军、农民起义军、少数民族军队以至普通的强盗土匪，都以暴虐为能事。因为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军队，如果不抢劫是活不下去的。屠杀抵抗者，或者用各种卑鄙残忍的手段来恐吓、削弱敌军，也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事。然而，一支成功的，或至少暂时成功的军队，都必须有其坚定的支持者。少数民族军队不能虐待同族，农民起义军必须至少得到贫民的支持，叛军必须有志同道合者的支援，等等。对于倭寇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他们中间的下层群众以及被欺凌已久的商人，充满了对官府和富人的仇恨；另一方面，也必须靠抢劫维持生存和士气。但他们也必须拉拢下层的贫民和一部分的小官吏员，以获得情报和支持。但在这其中就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抢劫富人，就必然遭到富人所操纵的知识分子的攻击和抹黑。在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古代社会，文人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倭寇的人们很容易受文字的影响，形成对倭寇的第一印象。而支持倭寇的贫民和游离于封建秩序之外的“奸民”是很少有可能把自己的文字公开发表出来让大众知道的；二是当战争扩大到一定的规模，就要考虑扩大支持面。光靠沿海人民，而且是沿海与走私贸易有关的，还得是其中贫穷的，或不能为社会主流认可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是无法长期支撑下去，也无法打开局面的。对于倭寇而言，可行的只有历代农民起义依靠饥民流民的一条路。但在这方面，他们做得不好。除了这两个问题，就劫掠本身来说，倭寇的行为也是不宜拔高的，因为在倭寇中，日本人当然对中国人没有什么民族感情可言；走私商、海盗之类，也是从来很少受到法律、道德约束的；就算是穷人，在愤怒心情的支配下，很容易把打击面扩大。跟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在史书上记载的倭寇的暴行，并不全然针对富贵人家，也并不都是出于封建文人的诬陷诽谤。
　　直到1556年为止，对于倭寇来说，战争基本是顺利的。尽管伤亡不断增加，但官军的损失更为惨重，而且获得了大量财物。如果战争照这样的形势继续下去，那么南方官军迟早将损耗殆尽，而明朝的财政已经无法调集更多的军队了。那时，南方所有不满明朝统治的人——南方少数民族、私商、贫民、流民都将起来，明朝就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了。特别是陶宅之败后，通过大会战来重创倭寇的希望也不复存在，接下来该怎么做？似乎没有人能说得出了。
　　但胡宗宪不这么看。诚然，在陶宅之战后，他了解了自己的魄力和军事能力无法与张经相比。但他有张经没有的优势：丰富的官场经验和在这个污秽场所存活所必需的“灵活性”，也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觉悟。既然已经依附了严嵩，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就没有了，他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解决军事问题。一方面，继续把兵力集中在战斗最频繁的浙直方向；另一方面，在更加倚重俞大猷这样的常胜将军的同时，大胆的提拔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戚继光。事实证明胡宗宪确实具有识人的慧眼。但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军事，而是看得更深更毒。作为一个徽州人，他清楚地知道盗商的弱点。现在，他要针对这些弱点下刀了。
　　首先，他派出使者招降倭寇的精神领袖——深得全体倭寇信服的王直。胡宗宪知道：王直作为一个走私商，不忍心把自己长期经营起来的商业和关系网毁于一旦，也没有与朝廷彻底决裂的勇气，他归根到底还是想做一个商人的。与他实现和平，大有希望。其实在此之前，杨宜已经派出郑舜功前往日本，但他的目的只是“谕”“日本国王”制止日本人对倭寇的支持。郑舜功在肥前见到了大友义镇，很显然，此时关注着陶晴贤与毛利家决战的义镇，并没有闲工夫去管中国的事情，但他希望得到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许可。可惜杨宜和郑舜功都是传统型的官员，在没有看到日本国王的印信之前，是不会奏请开通贸易的（即使奏请了，从明廷一贯的闭塞来看，也是不会同意的）。这样施加外交压力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舜功不得要领，返回国内，因无功下狱。
　　在郑舜功下狱之前，胡宗宪派出的使者，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也于1555年十一月到达了日本。跟杨郑不一样，宗宪和他的使者，都比较了解日本局势，也有清楚的目的：招降王直为主，外交努力为辅。其时王直因为长期的顺利已经变得骄傲自大，早在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已经在平户和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据说部下有三千人。并且金冠龙袍，自称“徽王”。战争爆发后，王直作为倭寇的精神领袖，具有很大号召力和很强的指挥能力，使倭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明朝一再提高对王直的赏格，最后提高到封伯爵，赏万金，仍对他无可奈何。然而战争爆发后，倭寇不断遭到损失，日本人的死亡很多，引起了九州各大名的注意。在东南沿海，因为官军的麋集，倭寇的支持者或者被杀，或者被监视，越来越难以资助倭寇。暗中的同情者也因为官军的存在而不敢妄动。兵员和财物的来源日益减少，情报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王直因此而感到焦虑。他认为趁形势还顺利的时候实现和平，是明智的。况且，胡宗宪在战争爆发以后五年间，一直有联系。还把他的母亲妻子都释放了，安置在干净住宅中监视居住，在生活上也给予优厚的待遇。这就欺骗了王直，使之心动。双方于是开始谈判。宗宪开列的和平条件是：王直必须以武力积极进攻其他倭寇。若做到，则不仅赦罪，还可以获得官职，长享富贵；王直的条件是免罪通市。双方都同意了彼此的条件。但王直还有所怀疑，以“日本国王已死，各岛不相摄，须次第谕之”为由，留在日本，而派义子王滶（毛海峰）带着武装舰队到中国沿海，胡宗宪热情款待了王滶，后者随即攻击舟山群岛中不属于王直系统的一些倭寇，宗宪据此请求朝廷，赐予王滶金币，让他自由的返回日本去了。滶大喜，在临走时把徐海即将入侵的情报泄露给了宗宪。从此，王直精神领袖的地位开始动摇。倭寇之间的合作渐渐疏远[76]。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徐海、陈东、叶麻、辛五郎[77]等果然带领二十艘船，在浙东登陆。他们攻陷了慈溪，杀死知府钱涣等大小官员，官军死者数百人，倭寇劫掠之后退出。不久又来，这次只是散兵骚扰，遇到乡勇之后就退去了。之后，倭寇集中在皂林，准备进攻杭州，胡宗宪亲自率兵到塘栖监视，与浙江巡抚阮鹗互为犄角。阮鹗派遣游击将军宋礼等率兵九百人在崇德三里桥迎击，他是个勇敢善战的将领，倭寇损失了三百人以上，一时不能战胜，便稍为后退，宋军追击，很不巧的是他们居然把桥压塌了！倭寇于是反击，官军崩溃，宋礼战死。浙江巡抚阮鹗已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逃往桐乡。胡宗宪不敢出击，逃往杭州去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继续策划阴谋，准备用奸计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明朝官方称这一战中倭寇有万余人，殊不可信。若真有这么多人，也就不会被宋礼逼退，而战胜之后，更可以奋勇追击，把胡宗宪和阮鹗都擒获到手了。
　　同月，另一股倭寇侵扰镇江、瓜州、仪真，一直进到无为，同知齐恩率战船迎击，倭寇没有战舰，无法对抗，阵亡上百人，于是撤退到安港设下埋伏圈，齐恩果然中计进入港口，水域小，大船无法机动，被围困歼灭，齐恩战死。倭寇乘胜复攻进山，在江上杀死镇江千户沈宗玉，王世臣。百户戚继爵战死。这股倭寇胜利的结束了夏半年的战斗。
在同一个春天，受倭寇胜利的鼓舞，广东瑶族人开始起义。但他们没有倭寇的机动性和素质，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倭寇包围桐乡的同时，胡宗宪积极的开始实施他的阴谋了。先派遣指挥夏正等持王滶的往来书信劝降徐海。徐海看了这些信件，才知道王直与明廷的谈判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同时，因为生病，他的思维能力大打折扣。认为王直的投降将要成为事实，并也想投降。对夏正说：“兵三路进，不由我一人也。”夏正诈称：“陈东已他有约，所虑独公耳。”徐海因此而怀疑陈东。其实陈东此时什么也不知道，听说徐海营中竟有朝廷使者，大惊。从此徐陈之间再不能像从前一样密切合作。夏正乘机要求徐海退却到海中。徐海同意，并派遣使者到胡宗宪处索取财物作为补偿，宗宪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徐海归还了两百名官军俘虏，退去了。陈东见势单力薄，破城已不可能，也在一天后撤退，回到乍浦。桐乡之围遂解。侥幸生还的阮鹗知道自己无法与徐海对抗，就找理由到钱塘去了。
　　桐乡之战充分暴露了倭寇的致命弱点：因为缺乏统一的首领而涣散，即使合作，因为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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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20:18: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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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