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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突袭发生，没有武装的船只只能任人宰割。更何况明代厉行海禁，国家的军舰只会追杀，而不会保护他们。另一方面，下海走私的人本来就不是封建社会人为的那种良民，他们要么本来就是海盗、要么是些愿意触犯海禁赚取金钱的亡命之徒、要么是活不下去只能出海谋生的贫民、要么是因某种原因不见容于封建秩序，只能逃出这个体系的“奸民”。这样构成的集团，在长期的违法运营中，很自然的只能把奸诈、野蛮和忽视道德学习得炉火纯青。如果有了武装，那么遇到羸弱的船只，或者陆上懦弱的居民，他们是乐于劫掠的。各集团之间的黑吃黑，自然也很常见。在这样的环境中幸存下来的首领，决不会是谦谦君子或封建社会所赞许的温良恭谨之人。拿直隶、浙江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因为生意失败而下海[60]；王直的义子毛海峰（王滶），其父毛相为黜退秀才，其兄毛明也是秀才。毛海峰本人是在毛明走私赔本之后下海接替的。他勇敢而强壮，擅长使用弓箭、投石索和佛朗机等各种射击兵器。因而为倭寇大众所信服。走私的财物，还常常由毛明存放在家[61]；而王直的战友徐海，曾是杭州虎跑寺僧人，称为“名山和尚”或“明山和尚”。他有九枚金钱，据此占卜，相当“灵验”，因此得到人们的尊敬。后来被其叔徐惟学作为人质送到大隅岛，换取白银作为资本。惟学死后，徐海提出以劫掠中国沿海，以获得的资财偿还欠债。于是和叔叔的余部和大隅国人众一道，开始了倭寇生涯。他不是个守规矩的佛教徒，但智谋和胆气超越大多数人。[62]这些走私集团的首领，既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海盗，而是兼而有之的盗商。
　　关于倭寇的普通群众，当时人郑晓说过一段话，经常被引用：“近年宠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63]可见倭寇的成员，除了走私集团的海员外，还有在沿海失去土地的流民、贫民，以及其他违法分子。
　　倭寇中不能不提到的重要成员，是日本人。16世纪中叶，九州因为战争的缘故，产生了很多贫民，因为政权控制力的松弛，土豪、流民、黑社会之类恶党也日益猖獗。贫民和恶党，听信在九州的中国盗商的宣传，认为中国沿海富裕，人民文弱，防守松懈，容易打劫致富。于是纷纷受雇于盗商，成为倭寇的成员。他们的比例，有不同的说法：《明史·日本传》说占“十之三”、《吾学编》说“倭奴直十之二”、茅瑞徵《皇明象胥录》二《日本》的观点相同[64]、宗臣也说“海寇大多华人”。就当时书籍笔记提及的具体战斗来看，倭寇中日本人的比例多在十分之一以下，因此总的来说，估计倭寇中日本人的比例在十分之一、二左右较适宜。这些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是悲惨的。倭寇首领利用他们不通中国人情地理，头脑简单的弱点，用为前驱。而掠获物却少分后分。宗臣的《宗方城文集》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 “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65]这是1558年的事情，在此之前，日本人的伤亡已经很大，所以其遗族多有埋怨王直的，这也构成了对王直的沉重心理压力。
　　然而，日本人对倭寇的影响远超出作战之外。倭寇基本上都模仿日本武士剃去头顶的头发，多找日本服装穿着，连船都尽量打扮成日本船的样子。最后，他们的官方称呼也“继承”了日本海盗。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大明律》虽被立法者自称为继承直接继承唐律，但其残酷野蛮绝非唐律可比。凡“谋反大逆”，无论已行未行、已遂未遂、乃至有无实施可能。只要有此意图，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十五岁以下亲族男子及女性亲族，给付功臣之家为奴[66]。谋叛、劫囚也不分已行未行，不分首从皆斩。而什么叫“谋危社稷”，在明朝法定比附，且很少转达刑部议定奏闻的情况下，无法确定。以武力对抗朝廷的倭寇，为了不牵累家属，必须设法隐蔽自己的出身。在内地，农民起义者往往以绰号和暗语来掩饰真实姓名，在东南沿海，因为正好接近日本的关系，恰好就可以借助大量走私而来的日本服装、武器和用品为道具，而更好的掩饰身份。关于这点，当时的人们也都知道。薛应旗有过一段话：“彼因以倭为名，我亦以倭名之，是堕其计也。不谓其非倭也。盖实我中国之贼，为之主谋响导，引致倭寇以为助也。惟以倭名贼，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曰今兹之寇，是倭也，我无预也；人亦曰是倭也，彼无预也。”[67]万表还有一句近似讥讽的质问：“今既曰倭奴，酋长为谁，是乌可隐也？”[68]另一方面，自己辖区的人民活不下去，起来造反，对地方官来说是难堪的事情；而对明廷来说，承认海禁造成沿海灾祸，不仅失面子，而且等于把矛头指向太祖朱元璋，更是万万不能。因此官吏、朝廷，都心照不宣的使用这个并不妥当的名称，以便把国内的矛盾说成是外国的入侵。在人人都这么称呼的情况下，它也就一直流传到了后世。
　　倭寇的成分虽复杂，武器却比较单一。由于不可能从官府获得武器，他们主要通过走私引进日本武器，以及从地下工场中制造。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装备复杂的大型武器，乃至不能使用较昂贵的铁甲。倭寇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和刀。跟官军不同，倭寇的刀矛多出自日本，由于日本不用煤炼铁，也不用灌钢，而采用渗碳法制钢，锻工出色。因此质量优于中国。日本刀是世界名刀，倭寇引入的主要有双手刀（刀、太刀、打刀）和超长刀（大太刀、野太刀）两种。双手刀需要双手持握，刀尖不像中国刀那么尖细。刃长约60-80厘米，总长在80-100厘米之间。便宜的战刀数量庞大，主要采用甲伏锻、切刃铁两种焊法。采用本三枚、四方等复杂锻法，仔细渗碳的精工细作的高级战刀优越性更加明显，价格也更贵[69]。超长刀长度在1米以上到2米之间，使用得远没有双手刀普遍。射击兵器主要是引进的日本大弓。这种弓为竹木质合成弓（弓胎弓），长1-2米之间，拉开省力，而且发射重箭，实战效果优于明军的轻箭。但因材质所限，其总体性能一般。此外就没有什么武器了。盔甲连采用皮质的都很少。头盔也只有头目才能穿着。因此当时人往往说倭寇裸身而战。至于火器，主要是火绳枪，使用得也很少。而大炮就非常罕见了，只有在攻克城池或要塞，以及打败官军以后，可以使用一下战利品。战船方面，因财力和工场所限，不能制造大船，主要仍沿用从前的快速商船和引进、仿制的小早、关船。这些船的共同特点是能够快速行驶以避开军舰，并且适于进入浅水区和内水。但因为船小，因此无法与大船对抗，也难以抵御火器的侵彻，生存能力较差，不适于进行水战。总的说来，倭寇的武器和官军相比并无优势[70]。
　　战术方面，倭寇与官军也有差别。当时有“蝴蝶阵”一说，出自《筹海图编》卷二：“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为号，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视，则从下砍来。”其具体编法我没有看到介绍。从这段简短的文字看，其实作者并没有描绘什么阵法，而是对倭寇临阵指挥特色和刀法运用作了简单描述。除了用扇指挥以外，这个场面和任何古代短兵相接的场面都很类似，看不出有什么阵法的安排，无法据此对倭寇的战术作出评论。只能结合戚继光的说法，大致描绘倭寇作战的模式：在很近的距离上发射弓箭，若有火器，则使用火器。然后快速冲锋。长矛兵以长矛冲刺，而持刀手挥舞着双手刀砍杀敌人。结合古人的说法，很可能两个近战兵种之间是存在一定配合的，但具体战法现在已无从得知了。只能从挥舞长刀这一点估计，持刀手的间距较大——因为东南沿海骑兵无法发挥，所以不必担心骑兵冲击的问题。从用海螺和扇子指挥来看，他们的指挥体系和官军不大一样。主要的三种特色武器：日本刀、超长刀、日本弓，与官军习惯使用单手刀、盾牌、标枪、复合弓、火器的武器体系，也不相同；另一方面，从“倭夷之性，人自为战”来看，他们的阵型比较松散。这跟战国时代日本强藩军队排列的密集复杂的战阵，同样差别很大。因此，所谓“蝴蝶阵”看来是对倭寇结合日本战术和乡间、海上械斗的经验，根据南方水网地带地理条件和自身武装构成的实际情况，所创造出来的诸种战法的不准确的总称，军队是不会只用一种阵型作战的。倭寇并很善于埋伏，戚继光说他们即使孤身一人，经过小灌木或小沟，也敢于隐蔽起来伺机反扑。而在水上，因为缺乏火器、盔甲，船只又太弱小，他们就成了无助的懦夫。俞大猷常利用水师击败倭寇。
　　在战略上，倭寇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战略可言。王直还活着的时候，“贷罪许市”可以说是盗商们的共同希望。这一想法可以归结为以武逼通（市）。通过战争，迫使明廷付出经济上的巨大代价，并通过接连的胜利，使明廷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从而不得不接受开市的要求，或至少可以恢复原有的公禁私通的走私秩序。然而，倭寇中的经济性海盗，以及沿海贫民对这一战略的认可度不高。海盗受招安固然好，但贫民所需的是土地，即使通商目的实现，地又从何而来？从公私史书的记载看，倭寇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争取内地贫民或其他阶级阶层的口号和方针。这就必然导致他们的支持者将非常有限。其实，这种窘况是事出有因的。一方面，王直等盗商不敢过分得罪明廷，与之彻底决裂。他们始终希望的是有利的和平。因此不敢公开的打出政治旗号，因为这就意味着造反；另一方面，倭寇中各个阶层的关系也很难调和。他们不像蒙古人、女真人那样有共同的民族属性，也不像农民起义那样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而且各大海盗、走私商之间，往往有复杂的恩怨，这就加剧了矛盾。因此倭寇始终无法归纳和实施一个统一的战略，就情有可原了。缺乏统一的战略，使倭寇的作战不免显得一盘散沙。虽然彼此也存在一定的配合，但更多的是各自为战。当一股倭寇被围或被攻击的时候，其他倭寇很少进行主动的援助。当一个地区的官军被击败以后，倭寇也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而只能扬帆而去。不妨想象一下，在战争初期，倭寇对官军的优势十分明显，如果能够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战略，集中兵力进行大会战，歼灭掉官军的一支，以数次这样的会战来光荣地结束战争，决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航海的便利和劫掠所得资财的补充，他们的后勤压力也比官军小得多。更进一步说，如果倭寇首脑们的眼光能够放长远些，从全国的范围内考虑问题，在沿海某地，比如受贪官虐待已久的广东地区，或土地兼并严重的浙江，江南一带打出某种政治旗号，吸引贫民的加入，许以好处，以他们为中心深入内地进行流动作战，那么就可以把内地的贫民、流民发动起来，开辟海陆两条战线，使明廷无法集中财力兵力专注的对抗倭寇。这样最后获得的也许并不限于免罪通商。但由于倭寇本身的局限性，这些都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前面已经说过，倭寇的武器，总体上看并不占官军的上风，战术上也没有特别的长处，战略更是接近于没有。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多次打败官军，以很少的人数动摇了整个东南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倭寇的勇气和素质超越官军。官军的朽坏已如前述，倭寇方面，其战兵主要是走私武装的旧成员、海盗和依附的贫民、流民，以及日本人。海上武装人员，在长年的斗争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也不惧怕受伤；流民多是出于违法而下海，不少是敢于冒险的犯罪分子。胆量自然比温顺的封建社会“良民”要大许多；而贫民是在贫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依附倭寇。他们因为生活的苦难，对社会，尤其是富人，充满了仇恨。这种斗志也凌驾于得过且过的官军之上。参加倭寇的日本人中，浪人和恶党在战争环境中培养了勇气和武艺，而且日本人与中国人相比，头脑简单而有血气，也就倍增了自己的勇敢。在这些人中，盗商的武装人员自然是中坚，他们勇敢而且武艺高强。日本人则常作为先锋使用。激烈频繁的战斗并不止局限于中坚力量，依附来的新人也不断地被淘汰着，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因为胆怯而逃亡或投降官军。而不会留下来吃贼饭。弱者、失败者，不像官军一样可以一跑了之，他们失败以后受到大批军队和民团的追捕，官军的水师也时时巡逻，被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就迫使倭寇的战兵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武艺。这种正向淘汰使得倭寇可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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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20:18: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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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