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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就传来了王江泾取胜的消息。但赵文华并没有收敛，而是设法把功劳都归入自己和同样依附权相严嵩的胡宗宪之下，并进而弹劾了浙江巡抚李天宠。因为朱厚熜的昏庸和严嵩的谗言，张经和李天宠迅速被捕，并于同年十月被处决。有功反而被杀，这种罕见的冤屈使全国官吏都感到心寒。尤其对与倭寇作战的前线官兵的心理产生了很大震撼。并且，张经被捕后再也没有这样有魄力、有胆识、有办法的总督，能够调动如此之多的兵力进行大会战了。先前调集的军队也因为沮丧和失去后勤保障而再无法作战。接任的总督周珫和杨宜都是无能之辈，无法控制军队。于是大军不再能保护国土，反而成为人民的祸害。除了原先以杀良冒功、劫掠人民为能事的汉兵以外，现在又多了上万名壮族、苗族和土家族的士兵为害。自七月瓦氏因病离开前线以后，失去了头目的壮兵就对富庶的直隶、浙江进行了大肆劫掠。其实明廷之所以热衷于调动少数民族军队作战，并不全然是因为传说中他们勇敢善战的原因，当时募汉族兵，日饷有安家费、行粮两项，少数民族兵却只发给行粮，每天仅一分二厘银。而拨给的军粮一人一天米一升，竟全部被土官克扣[54]。如此饥寒交迫，让士兵如何不掳掠？况且从前，有的朝廷大员也鼓励少数民族兵的合理劫掠。如丘濬就主张：土兵不仅应厚加犒赏，而且在战斗中允许完全占有战利品，还可以将俘虏出卖获利[55]。少数民族既然得到这种“保证”，自然会习惯于用抢劫来满足自己。当他们无法战胜敌人，又失去了制约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人民。加上民族习惯的不同造成的误解和冲突，使得这种掳掠特别残忍，以至于江浙人民真的把壮族人看成了狼人，怒斥他们贪狠如狼。
　　另一方面，战争还继续地进行着。赵文华在江南除了祭海神和督战以外，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筹集军需，以满足张经调集的大量军队的需要。因为国家财政枯竭，无法从朝廷获得支持，而从内地获取资金又遥遥无期，因此只能在进行战争的地区进行加派，尽管这些地区已经很苦。当时的加派名为“提编”，基本上是按照人民的贫富分成十等，从富人起征，若富人所纳税额不能满足需要，则向下征收次富阶层，余类推。这样加派之后，直隶一司一年承担的额外税收任务就有40万两。之后一直保持下去。经过加派，军事费的来源有了保障，战争得以长期维持。
　　人事方面也有了变动。周珫在任总督之前，曾写过《十难三策疏》，被视为比较有想法的人物。但他的实践能力很差，无法驾驭军队，因此在职仅34天就被赵文华弹劾而去。而浙江巡抚这一要职，在李天宠被逮捕之后则由胡宗宪接任。他将在后来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明朝正在进行内部的大调整的同时，倭寇也正在积极的发动进攻。尽管在柘林遭到了严重损失，但倭寇们也更加了解了官军的低劣素质，对神秘的壮族兵的恐惧也随着金山的胜利一扫而光。五月，从柘林脱出的倭寇千余人进入苏州境，另有千余新倭前往支援他们，合流进军到离苏州城十里的陆泾坝[56]，在这里遇到了南京都督周于德的军队，并击溃了他。但紧接着出现了任环、俞大猷的援军，倭寇无法支持，只能撤退。他们前后共损失了600人以上。俞大猷越来越成为倭寇最危险的敌人。
　　七月，发生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件罕见的奇事。一股53个人的倭寇从杭州登陆以后向西进军，掠过歙县、绩溪、进至旌德，发现典史蔡尧带着民兵一千多人抵御。于是绕过泾县，攻破南陵。芜湖、当涂等县派兵进剿，在南陵东门外交战，官军溃败。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战死。倭寇乘胜进入芜湖境，为民兵所阻止。遂转往江宁镇，指挥朱襄率兵迎击，兵败战死，士兵死亡三百多人。这股倭寇进而进攻明朝的南方都城南京，一直攻到外郭的大安德门，并攻击了夹岗。因为南京兵力很多，他们向秣陵关退去。八月，又游行到溧阳、宜兴，最后抵达浒墅关，被应天巡抚曹邦辅率兵击溃。残败兵逃到杨林桥，也全部被杀。这次战斗历经八十多天，流转数千里，官军死伤四千多人，与倭寇的人数相比，实在是个惊人的战斗。也成为了倭寇战争中最著名的战例之一。在八十多天里，这股倭寇不掠财、不奸淫、不杀平民，几乎只针对官军进行战斗，最后慷慨赴死[57]。可惜，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们进行这种自杀式攻击的目的了。另《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嘉靖三十四年也有如下记载：“倭五十余人，白山东日照流劫东安卫，至淮安、赣榆，复自赣榆流劫沭阳、桃源等处，至清河阻雨。徐邳官兵分道蹙之，歼于马头镇民家，斩首四十一级。此贼自日照登岸，以数十人流害两省，杀戮千余人，至是始灭。”过程与浒墅关的倭寇很相似，此事也见于《明史·日本传》，足见倭寇之得民心，战力强，绝非个例。
　　八月，官军遇到新的挫折。当时任总督的杨宜，介于张经、李天宠的教训，他特意巴结虽然对军事完全无知，但手眼通天的赵文华。而赵文华因此而对他十分蔑视，文武官吏的任免，几乎全出于赵文华之意。对军队的指挥也就几近瘫痪。本月里，因为遇风的缘故，三百多倭寇漂流到松江一带，占据了华亭陶宅镇，九月，赵文华协同曹邦辅、胡宗宪率浙、直兵分三路进攻。浙江兵先被击溃，死伤千余。曹邦辅的直隶兵随之遇伏战败，死亡二百多人。紧接着兵备副使刘焘的五千军队同样兵分三路继续围攻。倭寇以二百人迎击，官军溃败。这引起了明朝上下的震惊，赵文华等继续调兵包围，十月，因为明军越来越多，陶宅倭寇趁夜撤退到周浦，在水定寺中设防。曹邦辅率军分五路追上来围攻，其中四路被击溃。惟有邦辅的本队被水流阻止，没有参战。闰十一月，被长期包围的倭寇突围而出，向东北与川沙洼倭寇会合，乘船出海。追击的游击曹克新斩首130余级，从而结束了这次令官军威望扫地的战斗。从八月到闰十一月，官军集中了所有可用的机动兵力，以持续不断的人海攻势企图歼灭少量的倭寇，竟然没有实现。辛苦调来的客兵，已经和原来的卫所兵一样无能了。除开浪费大量资源外，从心理上完全打消了王江泾带来的胜气。原本很希望创下与张经同样战功的赵文华和胡宗宪，也因此大感沮丧。从此就转变了战略，从原先的武力镇压变成以武力为后盾的分化和招降了。与此同时，赵文华还不忘弹劾应天巡抚曹邦辅，虽然邦辅因为朝中官员的辩护而一时没有被撤职，但后来终于被贬官调走。
　　在其他战场上的战斗还在持续。这年九月，倭寇乘三艘船在台州螺门停泊，指挥王沛率战船进击。倭寇战败，弃船逃往附近山区，卢镗如山搜剿，杀死和俘获了他们全部的一百一十多人。十月，两百名倭寇在浙江乐清县登陆，骚扰了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地界，十一月流动到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等县。官军多次追击，但都被得到人民支持的倭寇设伏击败。倭寇从上虞渡过曹娥江，进攻会稽。吴成器率兵迎击，杀死三百多人[58]。十二月，官军在嵊县合围了守卫乐清基地的倭寇，将之歼灭，这样，经历五十多天，乐清登陆的倭寇才被完全消灭。
　　十一月，官军蒙受新的耻辱。二百多倭寇入侵了福建莆田及镇东卫，千户戴洪兵败战死。另一股倭寇五十余人入侵温州、平阳县，指挥祁嵩、平阳所白户刘欲等兵败战死。另一股80余人的倭寇入侵了舟山，卢镗迎击兵败，指挥闵溶战死。倭寇继续进攻兴化平海卫，千户邱珍等战死，又进攻福清海口，泉州卫指挥佥事董乾镇战死。就这样，倭寇取得了本年的优势，返回冬营去了。
　　十二月，倭寇占领了松江新场，任环率永顺、保靖的土家族、苗族兵进剿，遇伏兵败。次年正月，再次派兵进攻，在松江四桥与敌遭遇，再次失败，参将尚允绍以下四百人战死。直到六月，这股倭寇自黄浦江出海，才遭到了俞大猷水师的攻击，三百余人被杀。这场跨越冬半年的战斗说明倭寇即使在冬季也可以保持强战力，他们的攻势绝不仅限于夏半年。
　　一连串的失败使总督杨宜的无能暴露无遗。他本来也想象张经一样，通过调集巨大的兵力进行大会战来创造光荣的胜利。因为壮族兵已经被证明为除了劫掠人民以外没有别的长处，因此他认为需要调集新的没有遭受过失败的新锐兵员。于是招募了江、浙的义勇，山东的箭手，并调集江、浙、福建、湖广的漕卒，以及河南毛兵。凡是传说中有本领的兵员，几乎都调集了。但杨宜本身是一个没有魄力，又没有本领的人，因此无法驾驭这些客兵。于是发生了川兵与山东兵的械斗，几乎把一个参将也杀了。而在高桥溃败的酉阳兵，则很直接的夺过船只，跑回苏州去了。面对这种局势，赵文华深感沮丧，认为已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就随便找了两个“胜仗”，欺骗皇帝说东南贼寇已平，回北京去了。还不忘建议撤销杨宜的总督职务。于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杨宜被撤职。代替他的是具有智慧和能力的胡宗宪。
　　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南直隶徽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以26周岁的年纪考中进士。之后曾任过宣大巡按，单骑劝说，平定了大同左卫军的哗变。这预示了他以后将是个有勇气、有魄力、有头脑、有手段的人。他具有在污秽的封建官场上混所必需的“灵活性”。因此在镇压倭寇的战争中，他依附了权相严嵩，并与对军事无知的赵文华相互勾结。但胡宗宪与赵文华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个奸臣，不会做出大的贡献；而前者是一个能臣，虽然操行也许不够高尚，但却可以为国家平定战祸。就任总督以后，他立即开始着手铲除倭寇。作为一个徽州人，他对商业的了解比大多数的朝廷大员多，而作为王直的同乡，他又清楚地了解盗商们的长处和弱点。
　　王直和胡宗宪同是徽州人，生辰不详。也没有详细的年谱可供研究，只知道他号“五峰”，外祖姓汪，因此也被称为汪直。早年与徐惟学一道从事食盐走私，后转为海上走私。1540年开始和叶宗满一道到广东，偷造明廷禁造的二桅大船，在日本与中国之间从事硫磺、硝石、生丝、棉布等的贸易，偶尔也到远至暹罗的东南亚一带。1544年随所谓的日本贡使寿光（实际是大名的私使）回到宁波双屿，并参加了许栋集团。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日本天文十年（公元1543年）八月，有一艘“南蛮”船到达种子岛的西村，船上的伊比利亚人不懂日语，而日本人又不懂拉丁语，所以无法交流，所幸随船翻译，自称为“五峰”的王直以笔谈的方式进行了沟通，这样，日本人就得以渐渐了解“南蛮”的情况，并购买了他们的新式武器火绳枪，这是日本有火绳枪的开始[59]。
　　回到中国以后王直并没有做强盗的打算，他是准备做走私商读过一生的。但朱纨擒杀许栋，使得许栋集团需要一个新首领，王直便承担了这一重任。此时东南沿海形势很不稳定，旧的潜规则被打破了，而新的规则又没有确立。他审时度势，认为趁机扩张实力是明智之举，于是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活动，终于在杀死陈思盼后，成为了沿海唯一的霸主。在此期间他也没有放松在明廷内部的活动。日本的末任遣明使策彦周良在明朝某尚书家见过一幅书法卷轴，非常喜欢，托人用日本特产请求交换。尚书没有同意。可是回日本后，却在大内义隆处见到了这幅卷轴。跋文中有“大明人五峰先生带之来，献大内义隆公”等语。可见王直能量不小。
　　王直的如意算盘是：消灭所有竞争对手，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大海商。并以“剿平海盗”为名，向明廷邀功。这样，或许可以请求开放海禁，海上贸易合法化以后，王氏集团自然就是海上唯一的大营运商，利润丰厚；即使明朝海禁依旧，王直也有了一官半职，加上辛苦经营的层层关系，完全可以把走私进行下去，独占走私暴利。然而王直聪明，明朝官场上的大小官员也不傻。他的意图，沿海官员是清楚的，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任何官员敢于向皇帝提出解除海禁。因此除了派些低级官吏与他联系，做些口头上的许诺之外，没有给他任何实际职务，也没有做出任何正式的承诺。官府的算盘是让盗商们彼此缠斗，等他们精疲力竭之后，再出面收拾。只是王直吞并陈思盼部以后，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强了。地方官府对这样一个独霸海疆的人物的危险性，感到难以容忍。于是终于用武力来对付他。我认为，俞大猷的行为可能是一次伏击，官府用某种承诺把王直骗入了包围圈，然后加以歼灭。但官军低劣的素质挽救了他。突围之后，愤怒的王直决定发动对明朝的战争——实际上，这只是应战。
　　战争爆发以后，除了王直属下的走私商，福建，广东的海盗，也一并起来响应他。这样，倭寇的构成就比较复杂了。从国籍上说，有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阶层上说，有走私商人、海盗、国内运营商、海员、渔民、流民、贫民等等。但其领导层则是走私商和海盗。就跟古代大多数海商一样，明代的走私商团既是商团，也是武装团体。因为海盗突袭的危险是时刻存在的，那时没有快速机动舰艇，也没有无线电，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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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20:18: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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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