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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总之，以上三种，确实都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但如果要寻找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还要到它爆发的前几年去。
　　1547年，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小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劫掠。《嘉靖实录》卷三五〇，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条按语记载了这次劫掠：余姚谢氏某者，和王直、徐海等走私商合作。习惯于拖欠货款。走私商逼催得急了，他就恐吓说：“吾将首汝于官”。走私商又恨又怕，于是纠合手下和“番客”，在一天夜里攻入谢家，杀死几个男女并放火，带着掠得的物资逃跑了。余姚县令得知以后一时不能查清，又怕贻误军机，遂以“倭贼入寇”为名仓促上报。这样一来果然引起了重视。新任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浙江巡抚朱纨感到倭情已很严重，下令限期抓捕这伙“倭寇”，他并采取一个狠招：允许沿海居民中一贯与外国人交通的居民自首，也可以彼此告发。于是浙江人心惶惶，辗转告发，以致一直诬陷到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良民。朱纨还很努力的进行军事进剿，他为官清廉，为部下所信服，军事准备充分。于是攻破了从前一直为盗商占据的双屿，又对葡萄牙人、海盗、处州起义矿工进行几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连同逮捕的奸民在内，抓获不少人，依据自己的权限把他们都处决了。当时失去走私利益的大户、被误抓的良民家属、靠走私生存的人民、以及对他的清廉刚正看不顺眼的贪官庸人，都对他深感怨恨。而他对指责和劝解，一直以刚硬的态度、激烈的语气反驳。这样就孤立了自己，终于在嘉靖二十八年的诏南之战后的俘虏处置问题上栽倒了[45]。
　　这一切的起因多少有些荒诞的意味。因为其实1547年与走私商一起劫掠谢家的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倭寇，而是葡萄牙人。费迪南德·门德斯·品脱著名的著作《旅行记》（Peregrinacao）中记载了这件事情：一个名叫兰沙洛特·佩雷拉（Lancarote Pereira）的葡萄牙人，因为借钱给中国人没有得到偿还，纠合了十八或二十个无赖同胞，趁夜突袭了宁波附近的村庄，洗劫了十家或十一二家人，劫去妇女若干，并杀死了约十个人。[46]葡萄牙人之后还和朱纨进行了几次战斗，他们的外形和黄种人也完全不同。
　　但无论如何，为了防备倭寇而进行的军事行动，最终引起了朱纨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葡萄牙人遭到了重创，葡萄牙走私商和冒险家在东海上消失了。这就出现了需要填补的权利空白；其次，朱纨对走私分子的大肆捕杀，迫使大户们感到有必要和走私商划清界限，同时，因为已经撕破脸皮彼此冲突，海上盗商们维持已久的与内陆大户之间的合作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们必须另找发财之路；再次，朱纨死后4年间，海禁成了禁区，无人敢于涉足，但也无人敢于违抗祖宗成法，一时间原有的秩序和潜规则不再行得通，到底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最后，因为老牌的海商被杀被驱，权力平衡被打破，盗商之间开始彼此火拼，以期攫取更大的权利。
　　在这种危险的不稳定状态下，王直最终成为盗商中的佼佼者。他首先打垮了卢七和沈九等海盗，然后在1551年，与慈溪籍的另一个大走私商柴德美一道，袭杀了驻横港的另一大盗商陈思盼，完全夺取了他的财物和势力范围。因为这些行动都是官府所允许或默认，乃至鼓励的，所以他把俘获的陈思盼的侄子陈四和属下四百多人押送海道，认为自己为朝廷立下了大功[47]。然而，等待着他的不是奖赏，而是兵戈。素来主张严厉海禁的参将俞大猷率水兵数千人包围了他，王直以火箭点燃了他们的船只，才得以突围。从此王直成了明廷的敌人。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剧目是经常上演的。地方官引诱“贼”中的某些人反正，但又不公开的发表文书来证明。等那个自以为有功的人铲除了主要敌人后，就把已经孤立无源的他也一并消灭。这样既彻底消灭了“贼寇”，又避免了朝廷的责问。实在是一招妙棋。然而这次，情况完全不同。王直已经成为海上最强的盗商，在海上没有了竞争者[48]。武装人员人数众多，而且素质优良，很有战斗经验。财力充盈，所辖岛屿很多。而且，他在长期的海盗生活中已经与日本的盗商建立了巩固的联系，在日本也有根据地。他的实力，不仅不会被官军击倒，而且反而能把官军击垮。在惊惧愤恨的情绪支配下，王直决定发动战争，1552年四月，就进攻了浙江。
　　因此，如果要归结倭寇战争爆发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长期海禁结出的恶果，从直接原因上说，则是1523年撤销宁波市舶司以后，走私需求大增，而朱纨的厉行海禁和之后的变动，恰恰打乱了原先的走私格局，使王直得以乱中取胜。最后，因为浙江官府企图消灭王直，使其愤而自卫，战争随之爆发。
　　战争开始以后，如前所述，因为政治的腐朽和贫富矛盾，以及军事上的羸弱，官军无法抵挡海盗的兵锋。1552年四月，海盗入侵则将，掳掠了舟山、象山等处海岛。然后登上大陆，骚扰了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县境。台州知事武日韦（同一字）出击，兵败于钓鱼岭，本人战死。五月，倭寇攻破了黄岩县，停留抢掠7天才离开；
　　东南突发的战争引起了明廷的震惊，同年七月，把巡抚山东右佥都御史王忬改任为浙江巡视，提督军务，兼领福、兴、漳、泉四府，又调俞大猷、汤克宽为参将，共同镇压。然而这不过是倭寇的武装试探。经过这次成功，王直和他的部下都很受鼓励，福建、广东沿海的海盗也都感到官军易与，打算共同参加战争。另一方面，1553年肥后粮食减产，酿成大饥荒，大量饥民追随倭寇，使其获得了充足兵员。这样，终于发生了嘉靖三十二年的大变乱。《明史·日本传》以好莱坞式的手法描写了这年的战况：“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寇选择的首发攻击目标是浙江昌国卫（今象山县东溪附近），在那里停留了五天，因为俞大猷率兵来到，因而撤退转移。四月，倭寇进攻太仓县、乍浦、劫掠了平湖、海盐、海宁等地，杀死杀伤官军数百人，总共掳掠盘桓了十六天才退去，转移到上海，江阴，都顺利的攻破了。五月，进攻海盐不克，遂再次攻入上海，攻陷乍浦所。汤克宽迎击，在独山火焚了倭寇占据的民居，烧死一些人，其余的倭寇突围而出。之后夏半年的战斗就停止了。这年的十月，有倭寇三百人，因为船只破损，不能离去，而停留在崇明岛的南沙。其时已升任副将的汤克宽驻在金山卫，拥有提督海防诸军的权力。得到消息以后率佥事任环一起带领军队前往进攻。却遭到大败。于是只能使用舰队进行围困。一直围到次年正月，还不能取胜，军中却蔓延起瘟疫来，这样就只好解开包围圈的一角，纵倭寇逃走。倭寇得到了船只，漂流到宝山一带，汤克宽一直在率领一部分兵力尾随，见状在南家嘴用战船进行了攻击，斩首七十二级，但剩下的倭寇又骚扰了上海、嘉兴。这样的战绩很自然的遭到弹劾，使克宽被剥夺了一切职级。这年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二千多倭寇劫掠苏、松各州县。二月围攻松江府，杀死县丞刘东阳。三月，又回到苏、松一带。汤克宽带兵在采陶港反击了他们，斩首八百余级。取得了这个胜利以后，王忬推荐他为浙西参将。但倭寇没有停止进攻。他们抢掠和收集民船入海，前往长江以北，攻击道州、泰兴两府辖区，劫掠了各个盐场，更分兵骚扰青徐，深入内地，以吸引官军的注意力。四月，又一股倭寇进攻嘉兴，参将卢镗率军迎击，其行动被倭寇侦知，预先在孟宗堰设置了埋伏。明军中伏大败，死亡四百余、败兵惊慌渡河逃走，导致五百余人被踩踏或溺水而死。倭寇气势大振，遂贡献嘉善，再围嘉兴，没有攻克，转而劫掠海宁。这时在江北围攻道州、泰兴的倭寇南下支援他们，蹂躏了扬州、泰州，与官军多次交战都取得了胜利，杀死扬州千户洪岱、中所千户文昌龄、泰州千户王烈等官。经过这一连串的失败，朱厚熜愤怒的下诏，把刚回到参将位置上没几天的汤克宽又剥夺了职级。但明朝的灾难还远没有结束，五月，倭寇自崇明出发进入苏州地界，大掠昆山，并进逼到崇德。六月，又从苏州转回嘉兴。都指挥夏光率官军背王江泾列阵迎击，被倭寇一鼓击溃。夏光本人战死。八月，倭寇开始陆续返回采陶港、柘林港等处冬营。只有一小部分滞留在嘉兴城下。参将李逢时、许国等率领的山东援军，已经赶到江南，这时恰好投入战斗，在新泾桥击败了倭寇，斩首八十余级。许国高兴的进行追击，但倭寇绝非一败而溃的乌合之众，他们组织了强有力的反击，在采陶港将这股官军击溃，杀死了指挥刘勇。就这样结束了1554年的战斗[49]。
　　官军的连续惨败震惊了全中国。区区的海盗竟然要威胁到整个皇朝的生存了。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措施。首先在五月间以有军事经验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直、山东、两广、福建军务。权力之大，为明朝海防史上仅有。六月以右佥都御史李天宠为浙江巡抚，直接面对倭寇。代替了无能的王忬。张经不愧是一个有经验、有办法、有魄力的人。介于山东、南直隶、浙江军人多次被打败，已经丧气，他从川、湖、两广、山东等广大地区调集新锐兵力，准备以绝对的数量优势逐个攻破沿海海盗巢穴，压倒倭寇。其中尤其被看中的是壮族土司的军队，因为他们一向被认为是十分勇敢的。而且张经在1525年镇压岑猛时领教了壮族人的威力，于是在1554年七月，上任后不久奏请调动广西田州、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的狼土兵到南直隶、浙江[50]。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这年十月，在田州摄政的57岁的瓦氏带着她的孙儿岑大禄、陈大寿，前往梧州与东兰、南丹、那地等州的壮族军队会合，这样就组成了一支6000多人的军队[51]。其中田州土司的兵有4100名，战马450匹，占压倒多数，瓦氏的属下头目为钟富、黄维；其他土官的军队为：归顺州土兵862名，由头目黄虎仁率领；南丹州兵550名，由南丹土司的两个弟弟：莫昆、莫从舜率领；那地州兵590名，由头目罗堂等率领；东兰州兵750名，由头目岑褐率领。这支军队于次年的二月到三月，到达直隶、浙江的防区。瓦氏随即要求出战，但张经不准。他要策划一次大会战来重创敌军。然而在春季，因为前往江南祭海神的工部侍郎赵文华的鼓励和许诺，俞大猷命壮族军队从驻地金山卫出兵，四月八日，行至漕泾，遇到倭寇数百人。壮兵大败，田州头目钟富、黄维等14人都战死了。这次挫败使倭寇受到很大鼓舞，原来壮族人和汉族人一样也是可以打败的。次日，瓦氏的侄子岑匡在一次轻率的侦察中战死；到了四月二十日，倭寇三千余人来攻金山，壮族军队出击，又是全军崩溃，头目白泫战死[52]。但壮军的出现吸引了倭寇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使张经可以进行更充分的准备[53]。四月下旬，湖南保靖、永顺土兵和四川的援军已到达。明军的准备已经充分，张经这才下令进攻。以俞大猷率田州兵，驻金山卫；以邹继芳率东兰、那地、南丹兵驻闽港；以参将汤克宽率归顺、思恩、东莞兵，驻乍浦。加上他们原有的军队，就对倭寇的重要基地，直接威胁直隶和浙江的柘林港，构成了三面包围。明军总兵力不详，光是俞大猷的汉兵和狼土兵，就有万余，湖南土兵也不下这个数字。至于此战中倭寇的确实人数，恐怕很难知道了。《明史·张经传》中说四月间柘林有二万余人，显然有所夸大。且不说这么多人如何保持供给，如果确实有，为何不在明军调兵和合围的时候采取坚决行动击溃其一路？以当时明军的表现而言，若倭寇果然有2万人，那里抵挡得住！
　　五月，柘林倭寇以四千人向嘉兴进军，参将卢镗率沿水陆两路进击。在石塘湾发生战斗，这时保靖、永顺土兵适时从侧翼对倭寇发起进攻。于是倭寇向北退却，在平望遭遇俞大猷率领下的永顺兵和其他军队的包围，遭到挫败，退回王江泾。就在这里，永顺兵从正面、保靖兵从背后、汤克宽用水师协同进攻。倭寇经过苦战才得以突围而出。由于损失太大，返回柘林的人，只得放弃这个基地，将之焚烧一空，驾船出海。官军获得首级前后共一千九百余。这就是倭寇战争前期最著名的大胜仗“王江泾大捷”从倭寇的反应看，柘林在四月初的兵力总数最多也就是五千余了。若真有二万，死亡2000余，加上受伤，也只不过损失1/4，并不是不可接受。尽管如此，这仍是对倭寇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对明朝的一个巨大鼓舞。但接下来一场悲剧发生了。因为在战斗开始前，赵文华连续请求张经尽快出兵进攻，张经都没有赞同，而且还向他隐瞒了自己的军事部署。赵文华尽管之前与张经并没有任何仇怨，但因此而感到非常没有面子，就向皇帝上疏，弹劾张经“养寇失机”——是的，在腐朽的绝对专制制度下，是盛产这种“人际关系学高手”的。疏刚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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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20:18: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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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争] ·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