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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1523、1539、1547年11次称臣入贡[38]。这些所谓的入贡，跟足利义满时代确有真挚感情在其中的入贡不同，纯粹是出于经济目的进行。尤其到15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幕府的权力日益萎缩，强藩在其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本意就是为了钱，派去的使团成员自然也要挑选那些擅长索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在道德方面往往是没有什么口碑的。对于借入贡发财的国家，明朝也不是没有警惕性，永乐初年，规定日本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但这个规定没有一次得到遵守。不仅日本方面不遵守，而且明朝也不严格执行。宣德初年放宽限制，船不得过三，人不得过三百。允许携带刀具入贡。这个限制也常常被违反。不仅如此，日本使臣还常常做出放肆无礼的言行。典型的例子有：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派出以东洋允澎为使臣的庞大使团，到达北京以后，就赏赐问题发生了这样奇异的交涉：明朝礼官上奏皇帝：本次日本贡物太多，如果按照宣德期间的优厚价格收购，则需要支付21.7万贯铜钱，合对应数量的白银。这样国家支出太大，不如减为3.47万两白银。朱祁钰批准。东洋允澎不悦，提出按旧价格给付。朱祁钰额外赐钱万贯抚慰，允澎提出增加赐物。于是再给布帛1500匹，允澎等怏怏离去。在归途中，路过临清的时候，使团中有人掠夺居民货物，地方官府派指挥前往制止，也被该人殴击，几乎丧命。地方官申请批准逮捕，而朱祁钰却以“失远人心”为由不批[39]。但幕府对此也感到紧张，害怕入贡赚钱之路断绝，在天顺初年(后花园天皇末年)委托朝鲜转呈了谢罪之意。当时第二次执政的朱祁镇也没有要求追惩，只是要日本以后应慎重挑选“谨厚老成，识大体者”为使臣。这样幕府和强藩都吃了定心丸，派去的使臣也就越发肆无忌惮。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又发生了麻答二郎杀人事件。麻答二郎随天土与（同一字）清启入贡，在北京集市购买物品，喝醉以后与人发生争执，用刀将之刺成重伤。礼部请求惩治，朱见深以“远夷”为名免其下狱，而交给清启惩治。清启推托说：本来应该依照日本习惯法处治，但在中国礼仪之地不敢妄为，等回国再惩处。并自请对属下管束不严之罪。这实际上就是放纵麻答二郎逍遥法外。不久重伤的人死去，礼部再次申请逮捕，结果仍不批，只是勒令麻答赔偿十两白银，还向各外国使节发了省谕，使他们都能知道明廷对外国人之宽大仁慈[40]。从此日本更加肆无忌惮。且于次年，三号船折返中国，其主官桂庵玄树谎称出海后遇风，赐品全部抛弃丧失。如果不能获得赐品，回国之后要受到处罚。请求再赐。礼部接到申请，认为没有先例，不宜批准。朱见深也知道其事荒谬难信，但还是赐予了绢一百匹、彩缎十表里。玄树仍不满足，要求赐钱五千贯。礼部发觉这些非分要求和通事（翻译）闵宗达有关，于是上奏建议不给钱，并惩治通事教诱之罪。可朱见深还是赐了五百贯，并免追究通事。日本使臣此外，在宁波私自上岸的日僧盛训，也被免于处罚。成化十三年（1477年），足利义政因为国内大乱，急需用钱，亲自上奏请求特赐钱。朱见深赐了五万文。于是义政贪欲更大，于1484年的奏讨书中竟然索要铜钱壹拾万贯！也许是这次“入贡”的捞钱意图过于直白急促，所以明帝没有批准。弘治九年（1496年），以僧人尧夫寿蓂为正使的日本使团再次入贡，在归途中的济宁又发生了持刀杀人事件，寿蓂无法制止。明朝因此而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今后日本使团，只能五十人上京，其余成员必须在港口监视居住，不得进入内地。之后因为幕府权力萎缩到了无法派出使团的地步，所以遣明使都由大内，细川两强派遣，使节素质越发低下。这就加剧了混乱并终于引发了宁波争贡事件[41]。
总的说来，日本的遣明使，除了足利义满时代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外交往来外，以后都是为了钱而入贡。决无半点真挚的情感。而明朝方面却奇怪的一再忍让，一再满足日本使臣的非分要求和放纵犯罪。当时明朝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远在日本之上，日本没有任何让明朝非保持与其友好关系不可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任何资源，其政治态度也绝非恭顺。纵观《明史》，日本贡使在各国贡使中是素质最差、态度最恶劣、行为最放肆的一群，但却很少受到惩处。这可以被认为是历史上的一件怪事。在本文中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只能根据通常的说法，提出几个原因：一、明朝慑于元朝入侵日本失败的教训，不敢对日动武，出于协同打击海盗的需要，也就只好通过委曲求全，指望日本方面能够满意，帮助明廷打击倭寇；二、明朝皇帝出于狭隘的封建君主穷措大的心理，希望进贡的外国越多越好，但吸引外国人前来经商定居，恐怕影响内向封闭的封建社会。而主动出使，费用又太高。所以只能通过朝贡贸易这种畸形的外交方式吸引入贡。从明史和明实录可以看到，往往是朝廷和地方办事官吏上奏要求处罚违禁外国外交人员，或者在回赐时节约开支。而皇帝却一味的优容宽待。下西洋结束以后，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国家屈指可数，能留住一个就是一个了。明朝皇帝继位前所受教育历练往往不足，很难理解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困难。在他们心中，满足天朝上国的荣耀，是比区区几个杀人事件、一点金钱付出更重要的。更何况儒家学说也从来不鼓励人们追求利益。
从效果来看，朝贡贸易制度是问题很大的。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史上：一、它换不来真正的友谊或尊敬；二、对明廷镇压倭寇也收效甚微，从永乐末年开始第一次倭寇战争就渐渐平息。之后到1552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沿海都只存在少量经济性的海盗，而没有大股海盗入侵的危险，不需要日本的支持。而到了日本国内大乱，日本海盗四出的时候，却又没有统一的政权可供交涉；三、相反的，因为对日本没有军事压力，而对使团又太过优容，日本人很正常的因此认为，明朝是害怕日本才会这么做。遣明使经过的地方，道听途说，人们都知道了去中国可以获得大利，即使做了坏事，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不仅贫民浪人，连不肖的官吏也轻视中国，劫掠中国沿海也就成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其实不仅是日本，入明的暹罗使节也是桀骜难制，贪得无厌。足见日本使节的无礼绝非民族性使然。朝贡贸易确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实，宋元两朝已经开辟了中国的海上事业，到元时，中国的航海发展有光明的前景。单就与日本的交往来说，中日之间彼此需要的商品就很多。明时日本所需的中国货物品种如下：服装用的生丝、丝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手工业所用的水银；日用品针、铁链、铁锅、磁器、瓷器、漆器、毡毯、马背氈、小食箩、化妆品等；药材主要进口川芎、甘草；调味品醋、古玩中的字画；此外，儒家和佛教的经典，日本的需求十分旺盛迫切。还需要巨量的铜钱[42]。中国商人能够从中获取的利益是惊人的。据《筹海图编》卷二，中国的生丝在日本可以卖到每斤五六两白银，比在中国高10倍、丝棉每斤2两、红线价格最高时也可以达到每斤7钱银、水银最高时每斤三两、针每根值银7分、因为日本没有川芎，其价格为一斤6钱7分、甘草则为每斤二钱。另一方面，日本的很多商品在中国也大有销路。手工业原料有铜、硫磺、苏木等，产销量很大。如硫磺往往一次入贡万斤；日本制作精良的手工业品屏风、扇子、盒子、砚盒等也颇受欢迎；尤其著名的是日本刀。从宋代开始日本刀就受到中国人的赞美。到了明代，其制作工艺更加进步，官方和民间都很愿意购买。和中国商品在日本一样，日本商品在中国也可以获取丰厚利润。《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永正二年五月初四日条记载曾参加使团到过中国的楠叶西忍的话说：“在中国所得的货款：于北都王城，把本钱十文的东西，以一贯出售；以此一贯所购的货物，在南都以二贯出售；在南都以此二贯所购之物品，在明州以三贯价钱出售。又以此三贯买蚕丝回日本，有利也。”这个利润确实非常“有利”。至于具体货物的利润，日本刀的资料较多。据《卧云日件录》记载，室町幕府中后期到战国前期的日本刀在日本的价格，依质量高下，从四千文到八百文不等[43]。而明朝官方收购价，宣德年间为每把一万文；景泰年间为每把六千文；成化年间三千文；弘治九年，所买七千把刀，其中五千把以每把一千八百文计价，其余每把三百文；正德四年只收购了七千把中的三千把，每把三百文[44]。看来随着在华日本刀的数量因为官方贸易和走私的进行而日渐增多，而且日本使节的劣性不改，所以价格越来越低，最后三百文的价格，显然是政治性的惩罚了。
从中日彼此的需要来看，显然正常的贸易往来是可以满足彼此的很多需要的，而且还可以趁机了解到对方的很多信息。从长远看，文化上的交流还可以增加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利于政治折冲。而愚昧野蛮的明廷，一味坚持有害无益的朝贡贸易制度，使国家支出大增，而外国商品仍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普通的外贸商品产生了巨额走私利润，驱使商人、土豪、奸民、贫民下海为盗，毒化了社会风气，给沿海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并使贪官污吏可以趁机上下其手，大捞不义之财。还把海洋空间拱手让给了海盗和远来的西方探险者和殖民者（进入东海的葡萄牙人那时几乎全靠在中日之间进行走私贸易过活），使他们能顺利开展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开始无法了解外国的进步，从而在外交上陷入很大被动——明朝对日本室町幕府的兴衰和其对全国的控制能力，以及九州几个强藩的政治态度，一直反应迟钝乃至完全不知情，这就使所谓的联日灭倭，成为彻底的空中楼阁——并进一步的造成吸收外国进步技术和先进制度的能力弱化。海禁制度是明朝开始中国在世界上失去先进地位的重要原因。

战争的爆发战争初期王直与其他海盗他们的军队

　　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四月，王直及其他盗商统率下的舰船和武装人员，进攻浙江，倭寇战争爆发。关于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有不同的说法，值得做一简单分析。
　　有一种说法是在宁波争贡之后，明廷撤销宁波市舶司，使中日贸易断绝，走私大为盛行，这样倭寇就猖獗起来了。这种说法虽然有道理，却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明朝的市舶司和宋元的不同，完全是为了垄断外贸，进行单一朝贡贸易而设立的。虽然其撤销对中日贸易确实有很大影响，但之后1539、1547年日本两次入贡，两国交往并没有完全断绝。民间也老早存在走私。为何偏偏要等到1552年才大举入寇？而且如果确系撤销市舶司而造成战争，那么为何不是在1523年当年，或者1527、1533、1543等等任何一年发生，而偏偏要等到29年后的1552年才爆发？
　　另一种说法虽然在现代比较少见，但其实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也就是《明史·日本传》中的：“……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也就是说海禁加强之后，习惯于拖欠货款的中国走私商有了为非作歹的更大空间，而且勾结官僚大户，欺诈日本商人。年深日久，商人无法再忍受，遂在王直等的指挥下，入寇沿海。关于这个说法，诚然，走私贸易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很大风险性的。各种欺诈的勾当也是层出不穷。但这些勾当从走私开始就一直存在了。并不是新事物，为何在之前没有引起战争，而到了1552年却能引起呢？而且，王直本人恰恰就是中国沿海著名的盗商，也就是日本末代使臣策彦周良所说“中国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岛中为寇”，令往来的日本商船头痛不已的那一类人。说日本的贫民恶党跟随王直，是说得通，但商人跟从，而且是大量的商人跟从，以致可以同时侵扰数千里，实在令人感觉根据不足；
　　第三种说法是教科书上常见的。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武士、商人、流民等入寇，乃至是在大名的指示下入侵。说倭寇受到日本贵族的指挥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大名或实权者指使乃至纵容倭寇的证据。但大量日本人因为贫困或仅仅因为本身的贪欲而参加了对中国沿海的劫掠，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应仁之乱爆发到1552年已有85年，此时正是各大名之间的战争进入白热化，全日本一片沸腾的时候。如前所述，九州也陷入大混乱中。尤其是陶晴贤和毛利元就之间的大会战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够被各大名运用的力量，都全部投入到了自保与扩张中。而没有被纳入战争体系的人，只能是游离于日本本岛与中国之间的传统海盗和一些流民、土豪。这些人彼此不相统辖，而且与中国海盗、走私商之间有复杂的恩怨，要统一成一股力量发动战争，是相当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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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20:18: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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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