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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使完成操作程序,因为害怕,往往敌人还在远处就开火,有远至数百步开火者。这样使用火绳枪,当然没有任何威力可言了。上面种种,有的是各国火绳枪手都常犯的错误,但更多则是因为害怕炸裂,以及纯系训练不足,素质低下而造成的“中国特色”。如此用枪,怎么能够发挥它的威力呢?[29]
将领既指挥无方,士兵又素质低下,战争就只能变成一场苦笑的悲剧。曾参加倭寇战争的章焕全面的描绘了那时的军队:“兵将之相视途人也。如是则其赴战,儿戏也者。统兵之制未定也,夫将无号令,与无将同,故平时之节制,即临阵之纪律也。……临阵而逃,转相劫掠或杀平民报功,甚者为贼内应。……分道募兵,不按名籍,游手无赖,草窃亡命,悉入毂中。已至而茫无统驭,聚散无稽,多寡不问。故募而来,来而去,去而无兵,则又复募,……而诸将乃不谨哨探,不量虚实,行无斥堠,止无坚壁。往履危机,堕狡计,落坑阱而不悟。”在倭寇战争前夕,明军的作战方式是这样的:在离敌人很远的地方,发射火器,而不管效果如何。稍近些弓箭也开始呈抛物线发射出去,也不管效果如何。然后,军队如果还没有丧失全部的勇气,就会在鼓点中一窝蜂的冲上去。如果将领足够勇敢,就会带着家丁猛冲在前,接敌以后一切就都失去了控制,再没有任何指挥可言。全凭运气和人数来决定胜负。这还是好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出现畏惧逃跑的人,从而带动全军崩溃。而一旦崩溃,就会一败到底。因为明军没有任何工事能力,也就不能依靠自己的营盘。[30]。
总的来说,嘉靖年间的政治和军事状况,都不是令人满意的。指望他们能抵御敌人,就成为一种奢望了。《明史·日本传》对倭寇战争初期的明军表现是这样说的:“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其实在倭寇战争爆发前,与蒙古的战争就将明朝的虚弱暴露无遗了。16世纪40年代,蒙古连年入塞掳掠,损失轻微而收获很大。1550年的俺达包围北京之战中,大将军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带领的勤王兵都不敢出击,兵部尚书丁汝夔忧惧不知所措,闭门三天。蒙古军也就大肆掳掠了三天,当他们出塞的时候,仇鸾不敢追击,却被偶然折返的敌人击溃,损失千余人[31]。16世纪中叶,在俄罗斯的鞑靼人已经成为被轻易征服的对象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能够在北非大占上风。而在明朝统治下的中国,蒙古人却还能任意妄为。这样一种局面,怎能不令人痛心,而又怎能不引起贪婪者的非分之想呢?
在海的另一边,正潜伏着这样的人。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在九州存在着北朝的镇西探题今川贞世和南朝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的对峙。北朝对中国的感情一直很好,而怀良亲王不知道为什么,对中国一直厌恶,也许是讨厌朱元璋居高临下的态度吧。在他的影响下,九州的恶党和贫民就活跃了起来。14世纪中,作为对元军入侵的报复,日本的海盗已经活跃在朝鲜一带了。形成了对高丽的重大威胁,李氏朝鲜的首任国王李成桂就是在抗倭战争中建立了军功而逐步起家的。在元朝陷入混乱之后,日本海盗也开始对中国沿海进行劫掠,另一方面,在战争中被朱元璋打败的方国珍、张士诚以及元朝的余部,不甘心屈服,纷纷逃到海上对抗明朝,与单纯的经济性海盗,以及日本海盗合流进扰,这就揭开了第一次倭寇战争的序幕。明朝的头几个皇帝与他们进行了长期战争,但因为日本海盗对中国地理不熟,诸余部又因为大势已去而渐渐绝望。而且明朝正处于上升期,国力强大,军队精悍,所以并没有形成大的危害,只是在沿海抢劫财物而已。1392年,南朝灭亡。对中国极其痴迷的足利义满统一日本,便着手解决海盗问题。他向中国称臣纳贡,1403年,并在朱棣的命令下围攻海盗,永乐三年(1405年)前往中国献俘,朱棣命令足利义满“自治”,日本使臣源通贤知道他的意思,便在宁波把俘虏全都蒸杀了。之后在永乐五年、六年、八年,足利义满和他的儿子足利义持进贡,都曾进献被俘的海盗。这就使日本海盗的日子更加难过了[32]。然而随着足利义持执政日久,他对父亲向中国称臣的行为日益不满,终于在1411年停止称臣进贡。朱棣随之遣使责问,并出言恐吓[33]。两国外交关系恶化,室町幕府的积极配合也就停止。但此时明朝国力已经很强,社会安定,加上元末群雄的残部已基本消亡,明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孤立的日本海盗了。永乐年以后,倭寇的纪录越来越少,在1446年,发生了第一次倭寇战争中最后一次战斗,浙西的海宁、乍浦遭到骚扰。虽然这场战争不是以一个光荣的胜利为结局,但之后的101年间,都不再有与倭寇进行正规交战的纪录了。沿海只是偶尔发生经济性海盗的小规模抢劫。
室町幕府的稳定期很短,在应仁之乱之前,大名的权力扩张已经让将军无法控制了。1467年应仁之乱后,幕府威望扫地无余,九州的大名失去制约,开始了彼此残杀,内部的争斗也多起来。到了倭寇战争前夕,九州的局势是这样的:最有实力的大名,丰前与筑前的守护大内氏,因为大内义隆为家臣陶晴贤的政变逼迫自杀,陶晴贤不久也兵败自杀,大内家因此灭亡;邻近的丰后、筑后守护大友氏,趁机扩张,大友义镇的儿子义长继承了大内氏的地位;大友氏还进一步消灭了肥后守护菊池氏;肥前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龙造寺一族取代了少贰氏,之后内斗不休;这样,九州就只剩下了大隅和萨摩,还能在岛津氏统治下保持稳定,但大隅岛上也有国人众与之对峙。在防范下克上的同时,为了争夺九州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制霸日本,大名之间彼此展开了复杂的军事和政治较量。九州之外的强势大名如毛利元就也插足其中,从而使局势更加混乱。九州的动荡造成了人民的贫困化,一些无法生存的贫民,便打起了做海贼的主意;而在战争中失败,不敢自杀或战死,又不甘心臣服于新主的武士、军人,无处存身,思前想后,只有下海为寇的一条路;另有各地土豪、流民之类恶党,因为失去了封建统治者的制约,在乱世中也想到外国去走私或劫掠而发财;其时还有无良小官吏,胸无大志,也不遵守封建道德,惟以发财为念,居中策划组织;加上原有的海盗和走私商人,他们无不希望发家致富。但日本当时还很疲困,而且各家大名在长期军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也有强力的军队,加之国土小,反应相当灵活。劫掠日本沿海,获益不大而风险很大。海那边的中国却是经济发达,尤其东南沿海更是富庶。但大国反应迟钝,而且当时政治朽坏、军事虚弱,中国沿海如同敞开大门的宝库,怎能不令他们心动。后来江户时代的学者佐藤信渊在其《御海储言》中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34]虽然永正、大永年间离倭寇战争的爆发还有一段时间,但天文末到天正初的倭寇中日本人的来源,范围没有明显的扩大。
自海运开始以来,在任何沿海国家都出现过海盗问题,国家衰落的时候海盗为害更显得厉害,这是自然之理。中国从汉到元,一直都有海盗,有时候规模还很大。但历朝历代,都没有以此为由禁止人民出海的,尤其是宋元两朝,出海相当自由,沿海人民得以致富,国家得以获取巨额利润,并以此窥知外国情形,培养了水师,有利无害。但明建国以后,朱元璋面对日本海盗和诸雄的入海残部,采取了他这个从没有接触过沿海生活的贫农所能采用的最简单、最直接、也似乎是最有效的办法:海禁。他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闭其关听其自服而不之讨,戒启衅也。”1371年“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入海,时方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也。”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385年“禁民入海捕鱼” 、1390年“申严交通外番之禁”、1394年“禁民间用番香、番货”、1397年“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紧锣密鼓的接连颁布禁令[35]。之后虽然倭寇战争于永乐年间逐渐平息,但海禁并没有解除。到1567年为止,明廷曾数十次颁布禁海令。并形成了成文法: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票号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鱼打柴,巡捕官兵不许扰害”;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锻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幷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36];
“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37];
尽管法律从字面上说,并没有完全禁止人民出海,而且条文本身和历代的相关规定也很类似。但在执行中实际上完全禁止人民出海贸易。这样并不能阻止商人对利益的追求,但大大制约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而使民间造船和航海技术大大萎缩。也使国家再没有外贸收入,并难以了解海外情形。跟沿海形势直接相关的是,因此而产生了走私暴利,鼓励了非法商人,使外贸游离于国家的控制之外。这就使民间海商产生种种恶行,并且通过贿赂官员,进一步败坏吏治。一句话,海禁使得健康的外贸变成了畸形的走私。从中受益最大的,是最善于敲诈勒索、违法犯法的贪官污吏和胆子最大、最无视法律、最崇尚暴力、最懂得贿赂官员的那一伙奸商海盗。
为了炫耀明朝的国威,并且补贴国用。明朝实行了朝贡贸易制度。但它却是历史上最愚蠢的政策之一。这项制度的基本措施可以简单的进行描述:外国必须向明朝称臣,才能进贡,而且必须是该国的国家元首或至少是能稳定的掌握实权的首脑人物,才能派出使臣。使团凭被命名为“勘合”的御赐许可证进入中国。人数、进贡年限,都有严格限制,主要根据政治上的亲疏决定。使团允许携带贡品和货物。明廷对贡品一般会提供超过其市值的回赠,但如果政治上有不愉快,也会贱价买进,乃至低于其成本,以示不满和惩罚。在进贡的同时,允许携带商品进行贸易。一般限制为在北京会同馆与私商买卖,并予以免税待遇。使臣还可以向明朝皇帝请求额外赐给物品。不用说,在朝贡贸易中,在通常情况下,入贡国必然是有盈利的,并且只要装作恭敬,甚至有的情况下连装都不用装,就可以获得暴利。在这种制度下,有自尊的大国,不会来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来朝贡的要么是贫穷的小国,要么是冒充贡使的西方殖民者。而那些国君和使臣,如果是正直人或老实人,不会获得大的利益,只有擅长阿谀奉承,并且纯粹为了钱而来的国君和使臣,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断绝民间外贸和进行完全是满足虚荣心的朝贡贸易,两者结合的结果,就是惩罚友好,鼓励奸诈。而与日本的外交,就是这种愚蠢制度的典型。
明初,虽然有与南朝的不愉快,但是北朝统一日本以后,中日关系一时之间是不错的。朱棣对足利将军的恭顺,颇为满意,因此赏赐很多。足利义满七次入贡,平均每次的利润都在20万贯铜钱以上。[37]之后足利义持出于民族自尊心,停止了对中国称臣,也就失去了朝贡贸易的收入。但室町幕府对日本的控制力不强,因为收入少,对强藩渐渐不能控制,这又进一步的引起了收入的减少。为了停止这种恶性循环,足利将军又打起了朝贡贸易的主意——这雄辩地说明了生存永远比尊严重要。正好,中国宣德七年(1432年),朱瞻基因为日本久不进贡,委托琉球中山王转发敕书给足利将军。足利义教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从明年开始,日本于1433、1435、1453、1468、1477、1484、1495、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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