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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说法，它在穿透力方面不在火器之下。对此我是怀疑的。因为从他的附图看，那一纸筒小小的黑火药无法提供足够的速度。但如果把他所说的“铳”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各种单兵火器，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火器实际上没有穿透力可言。至于火箭的精度，那是不用指望的。对此戚继光有个有趣的说法：“若当大众中，无心射击，或中其前，或中其后，或中其左右，皆非我所可期，亦非贼所能御，最为要妙”；
　　喷筒：用竹制成的长管火器，类似今天的龙吐珠。但它的发射物中有松脂成分，可以粘在被击中的物体上燃烧。如果击中敌船的帆，就很有效果，据说可以喷射出数十丈，也就是上百米；
　　火桶：其中有“火碗”作为引信的火药罐。火碗用灰与火药隔绝，原理是当火碗倾翻的时候，就会引燃火药，整罐爆炸。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设计，不过因为火碗中存有烧炭，所以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伤害自己；
　　虎蹲炮：这是一种较轻的大型管状火器，作为近距离上的霰弹炮使用。是百子炮的改进型，百子炮等旧式霰弹炮，因为体轻，会因后坐力跳跃。这样点燃引线之后人必须避开，而且旁边和后面都不能有其他武器和设备，很是麻烦。虎蹲炮的最大改进之处是有4个大支架，可以深深打入土地中，这样就避免了后坐跳跃。它在使用时装填100枚石弹或铅弹，每个重5钱。主要用于守卫营门或狭隘的要道。可以杀伤蜂拥而上的大量敌人；
以上是中国传统火器，从欧洲引进的火器主要有三种：
　　佛朗机：这是15-16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原始“后膛炮”，它分为主体和嵌入部分，主体中有框，使用时把预先装填好火药和炮弹的嵌入部分放入框中，身管对准，就可以发射了，很是快捷。对中国人来说，它是第一种真正能够在较远距离上杀伤敌人的火器。因此在中国火器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最初的仿制是在朱厚照统治时期，嘉靖年间已经成为大量生产的主要火器。它的规格有多种。其中大型的长9尺，小型的长3尺左右。它的最大射程不详。西欧的原品一般是400-600米左右（查阅英文网站没有发现弹丸重量，记忆中似乎在2-3千克之间）。佛朗机因为连接部分的密封问题无法解决，在16世纪中叶出现前膛大炮以后，就在欧洲被淘汰了。在中国，因为前膛大炮的引入，它也逐渐消失；
　　发熕：“熕”是根据英文gun的音译生造出来的字，用于称呼引进的早期长身管前膛大炮。这种火炮在15-16世纪的欧洲也很流行。它的特点是用一圈圈铁箍固定炮身。因此外观类似竹杆。它的性能不能与后来的前膛大炮相比；
　　火绳枪：在明代被称为鸟铳。最初是在1548年，于双屿的海盗手中缴获，很快仿制成功，几乎是立刻就投入了倭寇战争之中[16]。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单兵火器。它的优势在于有木质曲枪托，而且有火绳夹和与之相连的扳机装置，因此可以双手持握，通过准星实现三点一线式的瞄准。并且因为它由熟铁包成，同样重量下可以承受更高的膛压。加之身管较长，因此子弹初速快，准确率和杀伤力都比从前的任何单兵射击武器高。戚继光就十分赞赏这种武器，说它“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说它命中率五倍于弓，且能穿重甲，“无坚可御”，按照戚继光的说法，鸟铳考核的时候靶子放在100步距离上，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300米以上，弹丸重约三钱[17]；
除开以上来源明确的火器外，尚有快枪一种，制作方法和火绳枪的枪管类似，形制就像去掉了其他一切附属部件，尤其是枪托，而只剩下了一根枪管的火绳枪。我不知道它是中国自创的传统火器，还是火绳枪的简化。从它的外形看，不可能有好的命中率。戚继光对它也很不推崇，因此就略过不说了。[18]
　　作为火器根本的火药，在明清时代依然有不同的配方，在倭寇战争时期可以作为代表的是戚继光的规定：“硝一两、火黄（同一字）一钱四分、柳炭一钱八分” [19]，也就是硝石占火药的75.75%、硫磺占10.6%、木炭占13.63%。这个比例和枪用火药最佳比例75%+10%+15%相差不多，加上当时已有颗粒化技术，可以认为已经达到了理想水平。而跟火器质量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技术要件：冶金技术，在明代已经出现了滑坡。一方面，由于北方林业资源日益枯竭，木炭的供应无法保证，只能大量采用煤炭炼铁，这样就造成了铁产品品质的急剧恶化。含硫太多的铁管容易炸裂，无法保证射手的安全[20]；另一方面，因为锻打技术始终停留在手工锻阶段，没有能够运用水力锤锻，优质铁板的提供能力就比较有限了。
　　在16世纪中叶，热兵器的效用还远不足以取代冷兵器，甚至可以说，热兵器在那个时候，还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冷兵器的质量也是必须保证的。在这方面，明朝也比从前有了变化。最基本的武器长矛，有多种形制，这点和前代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质量如何则没有可靠的考古报告能够加以说明；标枪的形制可以以戚继光所描述的小镖为例：长七尺、末端直径约二三分、接近铁尖处直径六分、铁尖较粗，重四两，长五寸、其尖端焊接钢刃，戚继光认为，标枪的杆应用竹制为佳，其最大考核距离为三十步，因此最大投射距离应在50米外，但明代的标枪没有配备投矛索[21]；其余长兵器也有很多种类，但使用的广泛性没有长矛和标枪那么广泛；主要的短兵器，仍为刀。明代的腰刀采取单手持握，长100余厘米，重约近一公斤[22]。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在熟铁基体上焊接钢刃，钢材主要靠灌钢获得；
　　中国的弓箭在明朝已经发展成熟。从形制上看，似乎至少军用弓是以复合弓为主的。当时的明军弓有一个毛病：为了追求射程，箭支很轻，还不满一两重，这样飞出稍远，就失去威力了。甚至射击没有防护的敌人，也不能对他构成大的伤害。在南方，因为夏天高温潮湿，胶水溶解，问题就更加严重，根据戚继光的说法，弓箭考核的远界是80步，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260米以上，如果用轻箭就会更远；在倭寇战争爆发前，各种弩已经在明军中消失了。剩下的唯一孑遗是木制手弩，可以将其作为一种预设在路边的触发暗器使用；除弓弩外，地方团练之类民兵武装，还有投石索和投石杆的配备。当时称它们为飘具和飘竿。飘竿的型制是这样的：用长5尺的竹竿，末端系上系着皮兜的绳索，把石头放在兜里，人摇动竹竿，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将石头掷出。虽然它的使用比投石索复杂，但比投石索威力更大。
　　盔甲，被戚继光称为“用命之本”。元以后，整体式头盔和锁子甲在中国得到普及，到明中期，头盔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从原来基本雷同西亚的小头盔，变成了较高的大头盔，而且有一圈铁帽檐。高顶可以在敌兵器，尤其是重击兵器砸头的时候，提供一定的缓冲，因此它的防护性能比半圆形的小头盔强。同时，因为棉花种植的扩大，出现了棉甲，并迅速得到推广。棉甲的原料廉价易得，制作也很简单。适合装备大量的军队，而且如果厚度足够，用于防御冷兵器和主要靠燃烧、爆炸和破片杀伤的传统火器，也十分有效。因为锁子甲不能涂漆，而在中国又没有同时引进沙袋除锈之类土办法，所以它的锈蚀问题，在高温多雨的南方显得很突出。这样棉甲就显得十分适用了。同时，在棉甲上钉缀铁铜甲片的“复合甲”也开始出现；另外，传统的鳞甲，仍有其立足之地，制作精美的鱼鳞甲仍在仪仗兵中经常使用。另有纸筋制成的纸甲，不过敷衍之作，聊胜于无而已。盾牌，在明初仍是木制包皮的，但因为士兵的日益虚弱，沉重的盾牌已无法持握，因此出现了藤圆盾，这种盾以粗藤条编成，轻盈而可以达到接近木盾的防护效果，根据纪效新书的正文和插图，它的直径约在80厘米左右，中间有突起，四周边缘则特意编得厚些，形成高檐，以防滑落的兵器滑出伤人；
　　明代的城防，比前代最大的进步在于砖石城墙的普遍化。即使小县城，也可以运用砖城墙。这样要攻破它就困难得多了。战舰方面，主要的力量仍是帆船，其形制和民用的福船、广船之类差别不大，最大者可以载员105人。因为宽胖，它们的速度是不快的，但嘉靖年间已经仿制成功伊比利亚式桨帆长船。它的高速特性在近海尤其适用。然而，因为政治的腐朽和长期和平，明朝沿海的水师装备在倭寇战争前夕可谓极其糟糕，甚至有事时还要招募渔船出海[23]。
　　武器的制造，就跟今天一样，是受着政治经济的很大影响的，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腐败，财政亏空，而要维持武器制造的水准，尤其是满足庞大军队的武器需要，那时不可能的事情。倭寇战争中人们常常抨击官军武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官军以整个国家的供养为后盾，武器质量居然无法占到只能通过走私和自制搞到兵器的倭寇的上风。不仅如此，直到明亡，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这显然并不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
　　中国古代强调将领的作用。明代军官任用的一个特点是大量采用世袭军官。最初的考虑可能是世袭军户以世袭军官指挥，比较自然。而且从朱元璋执政的时候开始，就有了朝廷的军校，专门培养军官子弟。之后又几次改进学校教育。同时，历朝逐步建立健全了武举制度，主要考核军官的策略和马步射箭能力，种种制度不可谓不周全了[24]。但年深日久，在重文轻武的氛围下，父母往往愿意让儿子走学文科举的道路。而且武科考试，内容太过单一，所谓策略，与今天的军事学术，可谓有天壤之别；而体能测试，又只考射箭一项，未免以偏概全。加之政治的朽坏，到嘉靖年间，军官，包括高级军官，素质普遍很差。戚继光所说的当时一般武将的状况，着实令人惊奇。有些上进心的，努力攻读八股，努力考文科，若偶尔因为世袭的缘故，不得不穿戴盔甲到军队里去，就尴尬惭愧的对着朋友发笑，面色赤红；无可奈何或懒惰的人，才会成为军官，而作了军官以后，往往不锻炼身体，也不练武，以一个羸弱的躯体来指挥军队；至于作为军官的基本功：学会熟练的用军乐和旗帜来指挥军队，就更是妄想。在嘉靖年间，军官对使用乐器，还能懂得一些，不算全部荒废，至于旗帜，则完全无知。这样的军官，如何指挥军队？偶尔有确实认真锻炼身体、努力习武，渴望立下军功的“名将”，也几乎完全放弃了指挥，而是自恃勇敢强壮，带着一队家丁，冲杀在前而已；其实，当时的军官，十之八九文化基础很差，让他们学习指挥学，也确实算是难事了。至于虚报名额、贪污军饷、滥用士兵的军官，就更不足道[25]。
　　除开军官本身的问题。明朝和宋朝一样，因为对军人不放心，所以采取了文官控制军队的政治体系。最高级的武官总兵，也必须受到总督和巡抚的节制。而这些文官，照例是缺乏军事知识的，因此即使偶然出了优秀的武将，也要“偶然的”遇到一个好总督或者好巡抚，才能最终获得成功。不过，在嘉靖年间，没有多次把明军弄得一败涂地的宦官监军的事例，从这方面说，整个的指挥体系，还不算很坏。
　　明朝的士兵，主要通过军户的世袭得来。但作为士兵，军户的成年男子——也就是主要劳动力——不可能像平民一样专心生产。因此遭到减产的可能性就比平民家庭大。况且土地兼并的经济规律，对于军户也同样适用。这种情况慢慢发展之后，军户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逃亡和脱籍越来越多，军队的缺额也就越来越严重。到嘉靖年间，卫所缺额已相当惊人。滨海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平均每卫只有1797名军人，为应有额5600人的32%，其中尚有虚额。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只有2%[26]。而水师的战船也缺额严重。在缺额严重的同时，士兵的素质也很糟。他们基本都是文盲，无法了解稍微复杂的技术。战术训练基本是被荒废的，偶然招募民兵或者进行训练[27]，因为没有合用的教导书，所以所学多半是个人格斗的武艺。这些武艺需要较大的空间才能施展，械斗的时候还好，一旦大军会战，施展不开，就毫无用处。他们也根本不会修筑工事。水战方面，因为第一次倭寇战争结束以后长期没有海战，所以操船技术退化得相当惊人。甚至到了连近海岛屿的港口都不敢去，只能龟缩在大陆海港的地步[28]。至于对新式火器的运用，《纪效新书》中的描述，简直可以当成笑话来看——虽然对当事人来说一点也不好笑。火绳枪射击的时候，枪手或者下药而不下弹丸、或者先装弹丸后装火药、或不慎让火绳落地熄灭、或枪口放低而让弹丸落地、或不将火绳固定在龙头上，而直接用左手插入火药池，而以单手射击、或一边开火，一边已经转身逃命、在此期间惊慌过度的人还有把弹丸咽下肚的，更有甚者，有的“精明”懦夫，为了推卸责任而把火药和子弹都抛弃掉，同时把火药抹到脸上，佯装成多次发射而被烟熏黑的样子，一边逃跑一边大喊“子尽药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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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20:18: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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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争] ·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