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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4年的三月。[106]
　　剩下的首领只有林凤一人了。他虽然还坚持进攻广东沿海，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1574年，他决心另辟根据地，把战争持久的打下去。当时西班牙刚刚征服吕宋不久，土著居民的抵抗还很剧烈，行政机构还处于草创阶段，军队很少，而且既没有坚固城池，也没有军工厂。林凤认为有机可乘，遂带着几乎所有的部众前往吕宋，进攻马尼拉。但西班牙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经过激战，林凤手下的骁将，日本人Sioco阵亡[107]——他也是见于史册的倭寇中最后一个记有姓名的日本人。林凤只能撤往仁牙因湾，后来被追击的西军包围了三个月，几乎困死。只好撤到当时被称为鸡笼的台湾岛。他逐渐恢复了势力，继续侵袭东南沿海。但部下越来越觉得这样的行动毫无意义，渐渐离开了他。最后，林凤只能前往东南亚，从此再没有人见过他。[108]尽管明廷很希望抓住林凤和林道乾这两个剧盗，也多次进行外交活动以获得外国支持。但因为明军无法进行远洋作战，所以到最后都没有实现。
　　随着战争的平息，开放海禁的声音也出现了。起先只是个别人的私语，后来越来越响，变成了沿海官员几乎一致的意见。“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唐枢的这番话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109]其实早在嘉靖三十四年，居住在杭州的张濂就已提出：“相机稍复海市之旧,不惟散已聚之党,而濒海穷民,假此为生,又足以收未溃之人心。”[110]后来的福建巡抚谭纶也主张松弛海禁。尽管官员中主张解禁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都害怕朱厚熜这个残忍之徒。在倭事上栽跟头的人很多，没有人敢做出头鸟给自己找事。直到1566年，厚熜死去，新皇帝朱载垕继位，福建巡抚涂泽民才正式上书请开海禁。正好这时东南倭寇大势已去，朱载垕具有新君的朝气，愿意改变祖制来缓解国家的危机，解除人民的痛苦。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明朝实行了近两百年的海禁制度，终于解除。
　　但海禁的接触并不意味着自由贸易的春天。明后期的海上贸易，开放程度远不能和从前的朝代相比。首先，没有制定全国通行的外贸法律，而是由各地自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官多半不想多事，因此还是乐意多作限制，以维持地方的“稳定”。例如漳州府的限制是：一年出海商船不得超过88艘；其次，因为倭寇常从日本获得资助，因此虽允许与各国交往，唯独禁止人民与日本通商[111]，也就意味着与日本的贸易仍只能走私；再次，设置了重税来限制出海。主要的税种有三：引税、水饷、加增税。引税是领取引票时所征的税。引票上有商人的姓名、籍贯和前往地区名。没有引票出海为非法行为。获得引票须交纳引税，一船一引。刚解除海禁时每引三两白银，后增至六两。水饷是根据船只大小征收的税。船只宽一丈六尺（约5.12米）以上，每尺征银五两，一丈七尺(约5.44米)以上，每尺征五两五钱。加增饷是针对从菲律宾回国的船只征的税。每艘船征150两白银。从数额来看，显然是太沉重了[112]。可见明朝根本没有发展贸易的意图，而是一心想要限制海外通商。另外，对外国来华商船，也征收水饷和陆饷；最后，有限的开放，还常因为政治因素而遭禁止。除一直禁止与日本贸易外，万历年间，因为荷兰人东进，常常与中国发生冲突，因此万历末年，在福建停止了通商。尽管明末有人请求开禁，但一直没有批准[113]。

战争结束以后
　　历时14年（如果算上尾声，尚且不止），给东南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倭寇战争结束了。该如何评论它呢？
　　战争的诱因已如前述。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偶然因素，倭寇战争唯一的根本原因，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这点可以很容易的从明前后的史实得到证明：元朝尽管与日本始终不合，但从未限制过与日本的贸易。尽管镰仓幕府积极策划对中国的反攻，后来的南朝也与中国不合，终元一世，始终不存在日本海盗的问题；明亡以后，清朝于郑氏覆灭的次年就解除了海禁，终清一世，也始终不存在大规模海盗的问题。就拿明朝自己来说，证据也是明显的。隆庆元年以后尽管仍有海盗，后来的郑氏集团的势力和与日本的关系，比王直等人有所过而无不及，但70年间，也不存在海盗的大规模入侵。
　　倭寇战争中，尽管倭寇的声势一时很盛，而且也有沿海人民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从一开始，他们胜利的希望就是渺茫的。原因已经在前面讲述过了。没有共同战略、没有统一指挥、彼此配合不良、缺乏内地人民的支持，这些构成了倭寇的死穴。尽管盗商武装在长期海上生活中培养了出色的战斗素质，但他们人数有限，补充又很困难，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以后，战术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而戚继光的出现，更是给了他们致命一击——戚继光之于倭寇，比较类似于曾国藩之于太平天国。到了战争焦点转向广东以后，可以说胜负已无悬念。广东倭寇要么素质低下，被官军轻易征服；要么争先恐后投降，把祸水引向他人。殊不知当各路义军先后消灭之后，那些假投降自以为得计的人，就成了孤立而显眼的大树，岂有不在狂风中折断之理！
　　在战争中，双方都充满了暴行。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无须讳言。明朝的官军，无论卫所兵，还是客兵，都是烧杀抢掠的能手。只有俞大猷的美德和戚继光的纪律，可以保证人民的安宁，但他们在官军中只是少数。另一方面，倭寇的素质参差不齐，尽管他们中的贫民出于同情心，不会苛待穷人，但那些罪犯和海盗，是没有什么道德可言的。而在抢劫中也不可避免的扩大打击面，从而使无辜的富人和穷人一同受害。
倭寇战争使东南沿海的反抗力量基本被消灭，而且对潜在的造反者形成了很大的威慑。无论是走私商、海盗还是贫民，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敢再反抗明朝，这样就迎来了明代第二次的海上稳定时期。
　　倭寇战争结束了，历史依旧继续。
　　扭转战局的胡宗宪，在严嵩垮台后被撤职，后来因为被揭发私拟圣旨下狱。终于惨死于狱中（一说自杀）。时为1565年，享年54岁。
倭寇的征服者俞大猷，后来征服了古田的壮族起义，从而结束了持续上百年的壮族战争。他也是明朝车营的开创者，但直到临死，一直不停的在官场上沉浮。万历八年（1580年）以78岁高龄结束了无愧的一生。
　　战争初期的名将卢镗，因为依附胡宗宪，在宗宪被撤职后遭到给事中丘橓弹劾，被逮捕，后被免为平民。
　　另一个名将汤克宽，因为曾一本的再反，被究责逮捕，不久赦免，后来调到北方，万历四年（1576年）在古北口塞外追击蒙古人时遇伏阵亡。他到死也没有掌握避免中伏的方法。
　　伟大的人戚继光，他的生命并没有因战争结束而黯淡下去，而是在北方达到了新的高峰。隆庆二年（1568），获得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的要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因为依附张居正，他获得了很大权力，并把这种权力维持了十五年之久。于是利用权力大力改进了北方边防。加固和改进长城，并使大量装备火器的车营成为北方边防军的基本架构。但在张居正逝世以后，他失去了靠山，被改调到广东。在这里他惊讶的发现军队又堕落回倭寇战争爆发前那种惨不忍言的状态了。于是修订《纪效新书》，希望能重振南方军队。万历十三年（1585年），他告老返回故里。十五年（1587），御史傅光宅请求皇帝朱翊钧重新起用戚继光，反而被夺俸，这表示朱翊钧很讨厌继光。继光听到这个消息，既绝望又悲伤恐惧。很快就去世了。享年59岁。戚继光在道德方面不能和俞大猷相比，《明史》把他与俞大猷对比，说“操守不如而果毅过之”。[114]而且他很奇怪的害怕妻子王氏，以至于和妾室们生了五个孩子，养育成年，都还不敢让正妻知道。尽管如此在他晚年的时候，王氏仍携走他大部分的财产回娘家去了。关于戚继光怕妻子的原因，我怀疑是他的一些阴私被王氏掌握，所以不敢有意见。
　　另一方面，倭寇的首领除了战死、被杀的以外，剩下的少数人逃到东南亚。群众除了潜回国内老实为民或继续犯罪的以外，也多到东南亚定居。如马来半岛的北大年，聚集了林道乾及其不少部下，到万历初年已经增殖到二千余人[115]。另一些人逃往日本，至今九州仍保留着他们的故居和遗物。
　　倭寇战争给明朝军事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东南改变了原来防御松懈的状况。从隆庆年开始，海盗入侵多遭失利。因为外贸的开展，人民和官府的进取精神都增加了。荷兰进入远东的时候，面对的就不再是连近海岛屿都不敢出去的可笑水师。17世纪初，荷兰殖民先驱与明军几次交战，丧失了澎湖，这就为后来郑成功征服福摩萨创造了条件。同时，葡萄牙海盗也不敢侵扰中国沿海了。在很长时间内，西方殖民者不敢侵扰中国。
　　其次，因为俞大猷和戚继光在战争中积累了威望，他们的车营也就成为北方边防军的基本架构。与在南方时相比，戚继光在北方建立的车营显然是要豪华多了。一个车营共拥有佛朗机256门，鸟铳也增加到512支，而这个车营的满员编制不过3109人。[116]从战略思想上说，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也延续了在南方作战的一贯风格：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从容杀伤敌军。创造低伤亡和高的伤亡比，不需要全歼敌人，只要让他们每战都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我方损失轻微，就可以让敌国知难而退。边境自然就安宁了。所不同之处，为了对抗蒙古的骑射，射击兵器被大大加强。
　　表面上看这个想法是无懈可击的，车阵连接起来以后，敌军的骑兵当然不能再冲击。只能依靠弓箭。而明军受车厢的保护，火器又比弓矢强大很多，通过对射，自然可以以微不足道的伤亡重创敌军。[117]然而，这个构想却有三个很大的毛病：一、与胡斯战争中的捷克车阵不同，明军的车营依靠人力托拽，每4名士兵托拽一辆车。这就使本来机动性就差的炮车速度更慢，以至于难以应付骑兵——尽管车营的设计目的本来就不在于歼灭敌军；二、这种配备显然是太豪华了。3000多人的车营配备256门炮，即使加上骑兵和步兵，显然也很可观。尽管佛朗机的价格可能会比前膛大炮便宜些，但不会是一种真正廉价的武器。如此多的编制意味着要么只能装备少量的模范部队，要么降低火器的质量去凑数（明末车营大量采用三眼铳是否与此有关？）；三、尽管有这两种不足，但如果有戚继光这样出色的将领节制，以车营为中心的新式北方军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至少它自保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如果”上，复杂的车阵需要大量时间训练才能运用，明后期的政治持续腐败、军队持续堕落。对于庸将指挥的懦兵，车阵不仅发挥不了作用，反而成了逃命的最大障碍和白白糟蹋国家金钱的最“佳”方式。明清战争中明军一再的使用车阵，依赖火器进行战争，结果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大败特败。这固然不能怪罪俞大猷和戚继光，但他们开创的车营，确实在战争实践中表现为不合时宜。
　　在水战方面，从倭寇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水师一直保留到明末。在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俞大猷。他的大水师思想在嘉靖年间没有实现，但在30年后，因为一场偶然的国际战争，竟然成了现实。壬辰战争中，明朝用几年时间培养了一支有数百艘战船组成的庞大水师，在露梁海战中派上用场，尽管自己的损失很大，但终于最终击溃了日本水师，从而锁定胜局。如果没有倭寇战争的刺激，明朝还是用渔船守卫海疆，壬辰战争中这最后的大胜利，恐怕不会取得了。
　　倭寇战争对国家经济破坏很大，但它带来的后果却意外的给了明朝很大好处。海禁解除以后，南下菲律宾的交易畅通，美洲白银也就大量涌入中国——西班牙在经济方面的愚蠢与中国不相上下，因为对本国手工业和殖民地手工业发展的限制，美洲和菲律宾连基本生活用品都奇缺，只能从中国万里运至。而与之交换的除了肉桂，基本只有白银[118]。有一种统计，从1571到1644年，从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有5300万比索[119]。另外，虽然对日贸易仍是法定禁止的，但在海禁解除的大环境下，走私贸易基本无人限制了。盛产金银的日本也就成为中国白银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每年经过澳门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约在五六十万到百万两之间。另一种说法是从1601-1640年间，东亚获得的约6000吨白银中，日本提供了4500吨。[120]加上东南、西南、蒙古战争的停止，虽然加派没有取消，但经济危机已逐渐缓解。因为外来白银稳定大量的涌入，一条编法的贯彻执行有了保障，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广实行。之后直到18世纪末鸦片大量涌入，中国一直是白银的输入国，这个银矿贫瘠的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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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7-20 20:18: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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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争] ·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2008-07-20